作者在本节讲述了自己的父亲从美国来到涪陵,看望何伟,并且在儿子的带领下,游历了涪陵这座重庆小城,感受到了不少迷惑,病痛,神圣祈祷与内心平和,一个传统美国白人见识了90年代末中国西部的人文社会。
涪陵老城春季学期快要开学的时候,我的父亲来看我了。自从来到中国以后,我一直没有见过家里人——妹妹安吉拉除外,她不住地给我父亲打气,他才终于鼓起勇气来中国走一趟。我的妈妈决定待在家里。
我去重庆机场接到了我父亲。我们在码头附近一家对中国人开放的旅馆里住了下来,因为我觉得没必要多花四倍的价钱去住专为外国人开放的宾馆。那天晚上,旅馆的服务员往房间里打了两次电话,来房间里看了两次,每次都说是要查验我们的护照。每骚扰一次,我本已深受时差之苦的父亲就害怕一次,我则尽量给他解释,服务员也许只是好奇而已。(哈哈哈哈,善意谎言)
第二天早上九点钟,我们坐慢船顺流而下回到了涪陵。结果,跟住旅馆一样,这成了我的严重失算,我们本该乘坐水翼飞船,这样就能把乘船时间缩短一半。我本以为父亲想体会一下江上生活的滋味,可五个半小时的滋味实在不好受,九点钟的慢船挤满了到武汉找工作的四川人,他们像伤兵一样横七竖八地躺在过道上,要么抽烟,要么睡觉,要么随地吐痰。船上十分拥挤,根本没办法走动。江面上大雾笼罩,根本无法欣赏风景。我的父亲坐在船舱里直打哆嗦,好不容易熬到了涪陵。(严重失误呀)
到了码头上,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终于找到一辆出租车,他愿意以十五元的价格把我们送到师专。出租车上弥漫着宏声香烟的气味。跟往常一样,我们乘坐的这辆出租车因为意想不到地搭载了外国人而大受鼓舞。他开着出租车从市中心疾驶而过,两边的行人被快速地甩在了后边。我们好不容易开上了乌江大桥,深深的河谷里流淌着碧绿的江水。父亲将座位边上的门扶手紧紧地抓在手心里。大桥的护栏一闪而过。出租车的马达吼得震天响。
“他为什么——”父亲问道,“老是要摁喇叭?”(老外思维都一样,提问也是一模一样,哈哈)
整整两天的时间,我父亲在涪陵怎么也睡不着。噪音、灰尘、语言、无尽的人潮、街上的喧闹——这全都让他无法承受。夜晚,他睁大眼睛躺在床上,耳朵里满是江上传来的汽笛声。我花一年半才适应了这个城市的一切,他现在却只有十天的时间。(老父亲厉害呀,适应能力很强)
他总要在大负荷的体育锻炼中才能感到些许安慰——身为五十六岁的老人,他每天依然要进行十六公里的跑步练习,我也觉得这是他缓解失眠症状的最好办法。毕竟,我刚来涪陵的时候,跑步这项十分单调的活动对我具有很好的镇静作用。于是,那两天,我带着他长跑到了插旗山顶上,然后再进入崎岖的山峦之中。我们一跑而过的时候,农民们总会停下脚步,盯着我们看上好一阵子。我们每天跑接近二十公里的路程,我还要确保自己的步伐够快。(强壮的美国老人,何伟还有点跟不上哈)
还真管用——两天之后,他就能安然入睡了。但他的鼻涕流个不停,嗓子也感到十分干燥,他往水槽里咳出来的尽是煤尘。在涪陵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一直在生病。我的鼻窦上了火,也病倒了。我父亲只好建议我们不要跑步了。(父子一模一样,美国环境还是好太多了,涪陵看来那会儿污染严重)
那十来天,也许是我在中国感到最漫长的一段时间。我看到的仿佛就是我头一年经历的翻版,经过了剪切、接合,然后硬生生地塞进了十天的时间里——全都是对这座城市的恐惧、厌烦、迷恋和好奇,这一切在一周多的时间里对我父亲进行了狂轰滥炸。我很难预测,下一个困扰我父亲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我已经在涪陵生活了很长时间,根本无法从外来者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切。在我看来非常舒适的慢船,却可能让他感到惶恐不已,而我担心的其他问题,例如辛辣的食物,却丝毫不是问题。跟身处世界各地的和平队员一样,我感觉到父亲的来访成了一次全面的展示:突然之间,我才发觉,我已经学会了那么多东西,也忘掉了那么多东西。(变成了很好的导游,中国通)
我估摸着,要冲淡对茶馆的这次拜访,去一趟教堂不失为好主意。我们见到了李神甫,跟他在客厅里聊了起来。他跟我爸爸说话的语气十分恭敬,我则担任了他们之间的翻译。我提醒他,神甫仍然可以用拉丁语做弥撒。
“告诉他,我曾经在别人用拉丁语做弥撒时当过圣坛侍者。”我父亲吩咐道。李神甫点点头,说涪陵再也没有人听得懂拉丁语了。我问父亲,他是否还记得弥撒的传统仪式,他点了点头。
“以圣父,”他用拉丁语说道,“圣子,圣灵之名。阿门。”
“让我进入上帝的圣坛,”神甫用拉丁语回应道。
“向上帝致意,他将快乐赐予年少的我,”我父亲说道。
其后的几分钟,他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进行着弥撒仪式。我做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翻译,一时很不适应哑口无言地坐在那里听着他们说个不停。两个人我都十分熟悉,但他们之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明白。神甫讲的拉丁语带有四川口音,我父亲讲的拉丁语则带有美国腔。他们之间的交流十分刻板,极其正式,但又十分明显,这样的对话改变了他们对彼此的一些看法。交流完毕,李神甫依然处在忘我的境界,用四川话直接跟我父亲说起话来,就好像他听得明白似的。不过,就在我们出门离去的时候,他又说了一句拉丁语:“愿主与你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我父亲说道。(唯一一次找到了熟悉的内心平和,宗教看来也能跨越国界)
我们回到校园才发现,就在我们露营期间,英语系一个名叫贝琳达的学生死了。她在星期五的下午感觉到头痛,晚上被人送到医院,星期六就去世了。医生们都搞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是英语系在一年之内去世的第二个学生。此外,傅主任的一个姐姐最近也突然去世了。党支部张书记的女儿原本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学生,也在秋季的上课途中去世了。从好几个方面看来,就算不是期待如此,这个孩子的去世也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她在一年前接受过脑部手术,然后还重新起了名字。由于有这样的问题,张书记获准生育第二个孩子。改名字是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名字改掉,健康改观。(环境和意外可能都是有关因素)
涪陵总有人死去。当然,哪里都有人死去,但在江城发生的死亡事件频率和突发性双双超常。而且,事情总是发生得有些莫名其妙。就在那年晚些时候,天主堂的屋顶突然坍陷,一个妇女被活活压死。我离开的那一年,在涪陵无疑是最无意义却又最可怜的死亡事件之外,英语系又有一名学生在盥洗室滑倒,因头部受撞击而死去。在涪陵这样的地方,一次小小的意外事故有时候竟会以惨剧收场,因为相应的医疗条件十分缺乏。这一系列死亡事件给我的学生形成的冲击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巨大,一阵子悲伤之后,他们的生活又会如常进行。(对生命的敬畏呀,可能是见多了这样的场景,麻木了)
我的父亲也见证了这一点。学生们料理贝琳达后事的过程中,我父亲跟我们一起帮着对他们安慰了一番。不过,一如往常,他们的悲伤显得无言而又刚毅。这样的无助和刚毅糅合成一体,其中的辛酸让我感到十分难过。(一语中的,中国式没办法。。。)
我们坐在地主曾经的房子里,跟人们聊了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个人牵着水牛从院子里走了过去。孩子们也放学回家了。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我父亲觉得跟我的妹妹安吉拉长得很像——也就是她走路的样子有几分相像而已。橘红色的太阳从城市的另一面落了下去。我们谢过那一家人就走了,从一片田地之间往回走着。
“我从来没想过,我也会有这样的经历,”我父亲说道,“径直走进中国农民的屋子里,跟他们进行那样的交流。如果我是你,我会每个星期都去一趟。”
我看了看他,他的脸上带着笑容,轻快地行走在这片稻田之间。我至此方才恍然大悟,他完全没有我的那种倦怠感。涪陵的一切在他的身边光怪陆离地一闪而过,我的两年浓缩成了他的十天,如今他就要回家了。我有点嫉妒他——但我同时又要感谢他,感谢他说对了一句话,我可以随时去那位农户的家登门拜访。(睿智的父亲,很好的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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