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取义

好不容易读完吴飞的《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感觉它是近年来读得最辛苦的一本书；查了一下，8月23日开始读，一个多月才读完。

说来也巧，昨天读到一篇公号文《香港教育局副局长的儿子跳楼自杀：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孩子》，文章一般，可其中几个数字叫人不安，摘录如下（未作考证，格式做了调整），仅供参阅：

“发生在2017年的学生自杀事件：

2月15日，年仅14岁的上海市初一学生赵某某从小区高层跳下身亡；2月16日，一名初二学生从学校5楼跳下，经救治暂无生命危险；3月19日，沈阳一名高三女生趁母亲做饭跳楼自杀身亡，不到一天，同一小区又一名高中女生从4楼跳下；4月5日，辽宁盘锦一个初中男孩跳楼身亡。

“在中国，每年约有10万青少年死于自杀。每分钟就有2个人死于自杀，还有8个自杀未遂。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曾发布《中学生自杀现象调查分析报告》，其中数据让人心头一颤——5个中学生中就有1人曾考虑过自杀。

“较上个世纪相比，青少年自杀率提高了60%。”

“浮生取义”最后一部分提到，“虽然中国的自杀率高是最近才发现的一个问题，但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对自杀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就没有中断过。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期间，中国文化界围绕几个自杀事件做了讨论，很多重要思想人物参与到了讨论中。比如，1918年，梁漱溟之父、著名的文化人物梁巨川在北京投湖自杀，胡适、陈独秀、陶孟和、徐志摩以及梁漱溟自己，都发表了文章讨论这一事件；五四前后，很多对妇女自杀的讨论与当时的家庭革命紧密联系起来；到20世纪20年代，讨论自杀的文章、小说和国外理论介绍已有数百篇；涂尔干发表不久的《自杀论》（注：自杀理论权威著作）和西方精神病学中对自杀的讨论也都被介绍到了中国。1919年长沙赵五贞自杀事件引起了一次规模很大的讨论；其中，青年毛泽东连续发表了9篇文章讨论此事。”

吴飞提到，欧美自杀者精神方面十有八九存在器质性病变，国内则不然，多数自杀者是因为受不了“委屈”，故以一死期冀在人格败局上扳回一城并赚到足够的道德资本。正因如此，国内的“自杀常常被赋予积极意义”。不过，因为精神疾患轻生的比例也不低，只不过依中国传统（农村）说法，这些人并不知何为痛苦，总有一天要走绝路。吴飞强调，其实不然，有关自杀理论表明，导致人致病或自杀的原因同质，也许就是同一个。

上一段中的“委屈”是吴飞的一个分类，指的是私域（家庭或家族内部）内的自杀成因，与之相对的一类是“公域”内的自杀者，他们通常因私域之外的原因自杀，吴飞将其定义为“冤枉”。比如说某学生若是在校内自杀，人们会说孩子可能是在学校内受到不公正的批评，被冤枉了，一时想不开自杀。若一个学生因为玩电子游戏被母亲过度责骂在家中上吊自杀，吴飞则称其是因为委屈而寻死。

“委屈”和“冤枉”是吴飞这本书中一对十分重要的概念，籍此，他试图构建中国社会的自杀模型，即：人活一世，谁都难以避免“权力游戏”，既然存在游戏，争斗的双方必然会追求各自的“道德资本”，拥有更多的“道德资本”我们的人格才更有价值，更加完整。根据这个模型，吴飞认为，自杀常常是“权力游戏”的高潮，可以为自杀者赢得最大的“道德资本”。他说，如果丈夫有外遇妻子要求离婚，这意味着她在“权力游戏”中弃权，“胜之不武”；如妻子因此自杀，说明她在“权力游戏”中坚持到了最后，这样，她既可以赢得更多的“道德资本”，社会也会因此谴责她的丈夫，同情她。

“权力游戏”是家庭政治和公共政治在自然人之间的一种具体体现，就生命意义而言，“家庭政治是亲人之间的政治，其间的冲突是怨；但公共政治是陌生人之间的政治，其间的冲突是恨。一般情况下，满腹怨气的人会以死相拼，这样对方就会悔恨或屈服，从而使自己在权力游戏中取胜。” 由此不难理解，农村一些喝农药自杀的人不是真的想死（送医及时一般可以抢救过来），而是想用这种极端手段迫使对方让步，此即俗称的“我死给你看，我死了你会后悔的”。

个人以为，吴飞这本书最薄弱的是第四部分“国之法”，相关论述因为缺乏鲜活的材料显得一厢情愿并因此牵强。比如他说，“我们可以理解，虽然像公安局和医院这样的国家机构无法干涉家庭中的的自杀问题，但解决中国的自杀问题，国家仍然责无旁贷。否则，即使国家并没有主动伤害谁，但那些因为家庭矛盾而自杀的冤魂仍然会感到委屈和冤枉，因为国家没有以她的方式维护和提升他们的任何价值。” 这话说的漂亮，怎么做？不仅国家机构无法大规模介入自杀干预（这样做社会成本太高，而且，一定存在伦理问题，会极大侵犯公民的隐私），而且，吴飞在第十一章中提到的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以及“农家女”（《农家女》杂志主办的NGO）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吴飞最后提到，“毛泽东和鲁迅（通过小说《祝福》）的讨论都指向自杀的核心问题：人格价值。在毛泽东那里，人格价值更多地体现为社会正义。他清楚地知道，由于国家是生活秩序的最终安排者，没有一个正义的国家，人们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人格价值的。鲁迅却更多从个体的命运来思考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每个人的幸福和尊严都是自己创造的。一个不懂得如何与人有尊严、有理性地交往的人，是不可能有好的命运，是不可能在生活中获得尊严与正义的。”

但这些议论依然是希望，且不说结果，伟人的话并没有形成良性的社会实践。这也就是吴飞试图构建中国特色的自杀理论之未能完结的重要原因。自杀与个体的联系是这么紧密，其存在的土壤由无孔不入的复杂的人性在浇灌，我们所能作的也许只能是尽量减轻社会不公的广度和烈度，而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工作，即便如此也只能减少公域的自杀率。

因此，说到“自杀”的自然属性，吴飞也得唯涂尔干马首是瞻。涂尔干认为，自杀也可以是高贵和值得称赞的：“人如果完全不受忧郁的影响，就不可能活下去。” 吴飞因此也承认，说：“自杀虽然残酷，自杀者却往往有值得我们同情的理由；若是为了防止自杀就把人们对人格价值的追求也当成病态的表现，那势必会使我们变成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正像涂尔干所讲的那样，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行为；一个完全没有自杀的民族，比自杀率太高的民族，恐怕还要危险得多。”

简言而之，这本书可以增进我们对中国社会基础层面的了解和理解——吴飞用作思考的田野材料可以让我们管中窥豹，重新认识或温习中国农村的传统观念、习俗、吏治和人情世故，包括“爱情”。譬如，吴飞在书中提到一对自由恋爱的男女成家后女的觉得自己吃亏了，养成了不高兴打老公的习惯，力道越来越重，老公身上时常有明显的伤痕。有一次老公挨打后气极了，暴打了她一顿，结果她一气之下服安眠药自杀。介绍完这个案例后吴飞说：“在家庭中处好关系，还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权力游戏来达到权力的平衡。而彼此相爱的人未必就能达到这种权力平衡。以爱情为基础的过日子不仅不能维护和滋养爱情，反而彻底葬送了爱情，也使最基本的幸福变得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