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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了吴飞教授的《浮生取义》，最让我动容的是先生在前言与鸣谢中对自己的姥姥和母亲的感恩，以及最后附录部分中，先生的母亲对其母亲的回忆与思念。虽然前言与附录部分纪录的都是作者家中的琐事、生活的小事，但却还原了一个平凡家庭好好“过日子”的本真，这也是大部分中国家庭的缩影。从这两个部分都能够看得出来，吴飞先生是在一个温馨和睦、重视教育、与人为善的家庭中长大。但先生在2000年6月到8月、2001年6月到8月、2002年9月到2003年8月，花费18个月的时间所做的关于河北孟陬县自杀者的田野调查，正是他通过对自己姥姥、母亲过日子的思考，从反面，即自杀现象，来缓缓阐释中国人是如何过日子的。
我曾有幸在研一的课堂听过吴飞教授讲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的两堂课，惭愧的是课堂上的大部分内容已记忆模糊，唯一印象深刻的是吴飞教授在讲亚里士多德与《政治学》时，提到了家庭在政治学中的重要地位，“家庭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过渡环节，家庭不是生产性的，而是一种生活行动。”课堂上先生的博学、温润与儒雅使我记忆犹新，这也是我最初读此书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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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杀的研究，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涂尔干的《自杀论》，涂尔干在书中把自杀当作一种社会事实进行解读，他将自杀区分为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并在结论中指出，“社会整合的缺乏导致了利己型自杀，过度的社会整合导致了利他型自杀，而社会危机则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经常出现的失范型自杀”。西方学者对于自杀的讨论层出不穷，但他们更多的是研究社会失范，以及自杀者的精神疾病，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研究，但研究我国的自杀现象还需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吴飞先生认为，我国的自杀问题涉及的往往是正义问题。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导言、家之礼、人之宜、国之法。吴飞先生对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来自田野调查，其案例丰富翔实、分析有理有据，从家庭到个体，再到国家，层层递进。除了为案例中的人物惋惜，本书行文顺畅，读者在阅读后会对于中国的自杀现象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思考。
在导言部分，吴飞先生在叙述了两起自杀事件后提出，通过自杀者，该如何去理解当代中国家庭秩序中的委屈和公正。在本书中，吴飞先生除了尽量精确的描述自杀者自杀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研究关于自杀的社会和文化话语”。其田野调查共计204个个案，绝大多数都直接间接与家庭冲突有关，例如2002年的61个案例中，仅有一位自杀者可以算作是死于公共领域的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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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浮生取义》，我对”过日子“也有了异与往常的深刻理解，其英文语境译为”bare life“。“幸福生活没有别的诀窍，只能靠认真过日子”。那过日子又是什么呢，吴飞先生的解释就是，在出生、成长、成家、立业、生子、教子、年老、寿终这样一辈子中生活的状态。所以过日子的第一要义，是家庭，在家中过日子。
吴飞先生认为，我国的自杀问题涉及的往往是正义问题。那么家庭中有哪些正义问题，而家庭中的正义又该如何理解。家庭中的正义源于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相互照顾的亲密关系。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家庭中的正义，一是形式上的正义，即父母呵护子女，子女孝顺父母、夫妻和睦，古往今来的“无形”制度框架；二是在形式正义的基础上的公平交往，即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尊重、彼此平等。
在家庭中存在着一对好伙伴，情感与政治，当情感与政治和谐且稳定时，就是幸福的过日子。而情感与政治失去平衡时，家庭的亲密关系就会受到挑战，当家庭某位成员没有得到尊重、平等对待时，其会感到委屈与不公，当委屈与不公难以被承受时，自杀的想法就会萌发。“想要处理好家庭中的正义问题，不能通过冷冰冰的法律，必须通过礼，因为其根本目的不是惩恶扬善，而是形成更理性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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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礼，形成更理性的亲密关系，就得让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各得其所，实现其人格的价值，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从吴飞先生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其调查的当地社会不成文的规矩是，只有结了婚，有正常的家庭，过正常日子的人，才算得上完整意义上的人。因此，类如精神病患者、“小姐”、乞丐等边缘群体并不能称之为人，所以这类人的自杀在当地不能被算作是自杀。那么，自然则是作为正常人的一种特权，“因为自杀往往包含着对人格价值的正面追求”。
在本书中一直被强调的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家人过日子有着更根本的生存论意义。对父母和孩子的义务，并不只是一种被动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家中亲人的存在，意味着日子还有过头，生活还有希望；只有把这些人生义务尽到了，一辈子才算圆满，才算成就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人们在想到这些亲人的时候，就会更理解自己生命的意义，因而不能把它轻易葬送。
“真正想得开的人并不是麻木地放弃了人格价值的人，也不是为了尊严而潇洒地逃开一切责任的人，而是能深切洞察人生的真正价值和过日子的道理，能够认真、和乐地与全家人一起过日子，按照礼义做事，理性地控制情绪，追求幸福，力求完美而积极地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责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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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的部分，吴飞先生提到了一些致力于进行自杀干预事业的民间组织和个人。例如加拿大医生费力鹏教授和他主持的回龙观医院的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张晓丽大夫主持的“亲友会”、谢丽华主持的“农家女”。这些默默奉献，致力于改变的人们以及其组织有效的干预了一些自杀的行为，并且帮助自杀未遂者成长，融入社会。他们的工作值得社会的认可与支持，但要真正的预防自杀，从根本上解决自杀问题，只有更全面的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改变人们的精神状态和认识水平，使人们更理性和乐观地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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