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文化背景下的女性生存悲剧
——《茶花女》女权解读
作者冷和平｜《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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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诞生之日起，就要求高度张扬女性的主体意识，在经历了追求平等、建构合理性别角色的转向之后，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审美经验和透视：从女性的角度重新解读经典作品，解构男性中心的文学，以改变文学中女性立于边缘的传统。
伊莱思·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一书中曾精辟地分析亚文化群文学经历的三个阶段：“首先是一个较长的时期是模仿传统的流行模式，使其艺术标准及关于社会作用的观点内在化；其次是反对这些标准和价值，倡导少数派的权力和价值、要求自主权的时期；最后是自我发现，从对反对派的依赖中挣脱出来走向自身、取得身份的时期。” 从这一理论来探讨小仲马《茶花女》中 玛格丽特——一个女人的悲剧命运，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女性主义。实际上，《茶花女》承载着现实中的历史、文化经验，作家在这个基础上将压抑的玛格丽特作为弱势女性的叙述主体，形成了一种由男性去解构女性的书写内涵，这无疑就是男权文化的作祟。
一、现实世界里的悲剧人物
——身世经历与玛格丽特的完美移植
《茶花女》在我国是第一部被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主人公玛格丽特本是一个贫穷的乡下姑娘，为谋生来到巴黎，不幸落入风尘做了妓女，染上了挥霍钱财、寻欢作乐的恶习。这个保持着纯洁心灵的沦落女子，在与阿尔芒度过一段幸福美满的爱情生活之后，就在决心改掉恶习要永远和阿尔芒在一起享受一个正常女人的生活的时候，阿尔芒父亲的出现彻底粉碎了她的美梦。玛格丽特被迫离开了阿尔芒，回到巴黎重操旧业，最后遭到阿尔芒不明真相的种种侮辱和伤害，终于心力交瘁，饮恨黄泉。
小仲马通过阿尔芒感叹到：“她像最高尚的女人一样冰清玉洁。别人有多么贪婪，她就有多么无私。”左拉指出：“小仲马先生给我们再现的不是日常生活的一角，而是富有哲理意味的狂欢节……只有茶花女是永存的。”《茶花女》中关于女性问题是小仲马对于女性意识、审美观念的一种模糊的关注，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让人感动于一场伟大的爱情，更在于让人们产生对女性问题的思索。
作品以第一人称（男性）的叙述方法展开，“男人在语言中占主体位置，把自己设计为话语或行动的主体，而女人则倾向于把男人和世界放在前面而消隐自己，她们在语言中的自我表现是缺乏的。”
小仲马是个私生子，直到1831年大仲马才承认了他是私生子且抛弃了小仲马的母亲。小仲马说：“母爱就是女人的爱国心。”这句话充分体现出他对母亲又是女性的感激和敬重之情。小仲马在他的潜意识里，或多或少的开始了对弱势、抑或是对底层妇女的密切关注和同情。1842年起，小仲马脱离了放荡父亲，过上了独立的生活。由于父亲的潜移默化作用，小仲马寻找情妇，追逐姑娘。茶花女的原型就是他在交易广场上见到的日后成为情妇的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在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去世之后，小仲马没有写过什么悼念性的文字，也没有常常到蒙马特墓地去凭吊死者，然而，她的死深深地触动了小仲马，当他结束了北非之旅，返回巴黎看到阿尔丰西娜·普莱西的遗物被拍卖一空的场面之后，心里便已经开始在酝酿《茶花女》这部小说的情节了。
耐人寻味的是，小仲马去世之后也安葬在蒙马特公墓里，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但更可能是他本人生前有意识的安排。
1847年6月，在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去世4个月之后，小仲马又来到他曾与阿尔丰西娜·普莱西一起度过一段愉快岁月的乡间，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唤起了他的回忆，也激起了他创作的冲动。于是花了不到一个月的功夫便写出了小说《茶花女》。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小说《茶花女》完成后没有立即发表，直到1848年，即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去世一周年后，才在巴黎出版，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小说《茶花女》问世后不久，小仲马立即尝试着手把它改编成话剧剧本。如果说小说《茶花女》的创作一帆风顺的话，那么话剧《茶花女》的问世却经历了许多阻力和波折，阻力首先来自他的父亲大仲马。而当时法国的书报检查部门也以“该剧不符合道德规范”为借口，阻止话剧《茶花女》上演。
为此，小仲马不屈不挠地进行了近3年的努力争斗，直到1852年2月2日，话剧《茶花女》才获准演出。而这一天，正好是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去世的五周年纪念日。 龚古尔在日记中写到：“小仲马拥有出色的才华，他擅长向读者谈论缝纫工厂的女工，妓女，有劣迹阶层的男女，他是他们的诗人，他用的是他们理解的语言，把他们心中的老生常谈理想化。”毫无疑问，作品“不符合道德规范” 实质上就是作家在并无洞察的情况下试图在以男性为文本的父权体制内颠覆男性的权威和父系意识形态，因此，《茶花女》遭受这样的厄运似乎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二、男性文化观念的外化
——玛格丽特在异性话语情境中的失语
肉体上的压迫容易挣脱，精神上的毒化难以清除。父系文化传承从各个方面向女性伸出触角，使女性心理在长期的积淀中畸形了。正像尼采所说那样：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的形象，而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了自己。女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习惯于依附男人而存在，屈从于男性的意识，不但肉体上不受自己掌控，连精神一并被男性侵占。
阿尔芒的父亲迪瓦尔先生，一个C城的总税务长，一个贵族道德的维护者，一个充满社会道德偏见的男性代表，在费尽周折终于能跟玛格丽特见面谈话的时候，他的一系列陈述，只能让可怜的玛格丽特保持缄默：
“妓女都是没有心肝，没有理智的人，是一种榨钱机器，就像钢铁铸成的机器一样，随时都会把递东西给他的手轧断，毫不留情……”
他观念陈旧，即使是当他听完玛格丽特变卖家当的缘由之后，刹那间的一点歉意，也被眼前这位他想象中的妓女的肮脏龌龊的勾当冲得烟消云散。他要求玛格丽特为了他的儿子的前途和幸福，以及整个家族的声誉着想，自动离开阿尔芒，玛格丽特似乎只有远离那原本属于她的幸福，没有别的选择，而阿尔芒试图在有限的范围内颠覆父亲权威也只是一种徒劳了。
哲学家尼采认为“妇女必须顺从”，并规劝男人 “你要走向妇人们去么？别忘记了你的鞭子！”这种男性（慧田哲学注：有尊贵的社会地位）的偏见，完全植根在男性经验的视野之中，在社会文化发展的同时，无形中阻碍了女性的独立自主地位的确立，充斥着对女性的歪曲和鄙视。女性的外部职能在男子的压力下退化了，她们转而向内，抚育子女料理家务。儿童的娇弱、家务的繁琐，逐渐培养了女性温柔、耐心的性格气质，而居于支配地位的男性却不断强化这种趋向。对于由贫穷乡下赶往城市谋生又年轻貌美的玛格丽特来说，命运早已注定。在男权文化背景下女人是从属的弱者，是以男子为中心的存在客体，她们只有将自己完全投入到女性角色，扮演受到男人庇护的弱者或是宠物。
宗教的基础是信仰，宗教意识渗透到文化的方方面面，融进了民族心理，其本质是高度理论化、系统化的迷信体系，对人精神心理的左右能力极大。《圣经·新约》中这样说女人：“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在这里女性完全被剥夺了公开场合的话语权利。阿尔芒的朋友欧内斯特说：“对这些姑娘，不必给面子去认真看待她们。她们不懂得什么是高雅，什么是礼貌，正如给狗洒香水一样，它们觉得这种气味难闻，要跑到水沟里打滚。”无疑，玛格丽特是被这个男性世界的男人和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建构，然而这种建构并不是从女性的自我需求出发，甚至常常有悖于她们的自然本性，但是玛格丽特无法拒绝这样的角色，除了接受男性社会赋予的意义外，只能用幻想去填补失去自我的缺憾。
在此种情况下，必然会遭受严重的精神危机，玛格丽特向往真正的爱情生活原因也在于此，“即使我好好照顾自己，我也会死去。支持着我的，是我所过的狂放不羁的生活。再说，好好照顾自己，这对有家庭和朋友的上流社会妇女是有用的，但是我们呢，一旦我们不能再满足情人的虚荣心，不能再供他们寻欢作乐，他们就抛弃我们，于是漫漫长夜之后，白天仍然是度日如年。”
三、女性审美意识的内化
——玛格丽特的悲剧体验
女人的美貌不仅使男性产生了受制于人的恐慌，也使某些女性产生了错觉。众多女性内化了社会对自己的种种规定，把它看做了什么叫女性的准确表达，被男人称颂备至的女性美都局限在容貌和形体上，这种女性美完全是由男子的性意向规定的，是女性依附地位的表现。其基本的审美特点是由男性来欣赏女性，并且强迫女性按照男人的标准设计自己，这种长期的单向的审美价值取向使得女子自觉不自觉地都在以男性审美标准作为调整自己行为的规范。
父系文化观念占统治地位的结果，是力图把女性美纳入自己的价值系统之中。女性美的唯一参照对象是男性的审美愉悦程度，所以才构成了男女的歧视性的审美关系。女性的美必须要有男子的承认才可以称之为美，父系文化意识最初只是把女性看做是生儿育女的工具，作为性对象来看待。因而，女子的肌肤容貌之美成了女性美的基础，而男人则绞尽脑汁、不遗余力的强化这种趋向。茶花女在小仲马的塑造下也逃脱不了这种女性美的圈囿：“她身材颀长，窈窕得有点过度……以致眼光无论怎样挑剔，也无从指责线条的曲折。”“她的头异常的秀美，经过精心修饰，显得小巧玲珑……”“在一张艳若桃李的鹅蛋脸上，嵌着两只黑眼睛，黛眉弯弯，活像画就一般……鼻子细巧、挺秀，充满灵气。由于对肉欲生活的强烈渴望，鼻翼有点向外张开；嘴巴匀称，柔唇优雅的微启时，便露出一口乳白色的皓齿；皮肤上有一层绒毛而显出颜色，犹如未经人的手触摸过的桃子上的绒衣一样。”处女般纯真善良的面孔，妖娆多姿的性感身躯，完全符合男性对女性的美的创造要求，从某种程度来说玛格丽特的美加剧了她的悲剧发展。
玛格丽特是“娇”与“弱”的，是“病”美人的代表，她从小就患有肺结核，虚弱无比。娇、弱、善良、性感几乎代表了男性对女性所有美好幻想。这种书写表面上强调女性性别角色与身份，以示与男性不同的异质，实则是男性成见中的女性形象，并没有摆脱传统男权视域中的女性窠臼，而往往沦为男性“理想”中的玩物。李小江在《女性在历史文化模式中的审美地位》中对女性贬损地位的形成作了理性的探讨和审视，发掘了女性的历史文化所处的作为审美对象的地位和形成这种地位的原因。认为美神是男人创造的，她由此成为诱惑男人堕落的祸水和引导男人飞升的天使。李小江用“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理论去诠释女性所处的位置，一语中的地说明女性是男人欲望和审美的对象，是男性思维的载体。
在商业化的社会中，女性犹如商品一样被人窥视和获取，其获取程度取决于男性社会对女性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女性创造出来的美也被男性社会剥夺和消费了，它们只有通过男性的眼光才能评价自身的美。无论男人是赞美还是鄙夷，她们对待自己的方式和态度都和男性一样。从玛格丽特身上我们发现，她对真我的追求和对男性意识规范的反抗。阿尔芒第一次参加玛格丽特的聚会，“这顿夜宵，欢乐达到极限。不时地爆发出一些脏话，有些圈子里的人认为这些话很逗乐，纳尼娜、普吕铛丝和玛格丽特就为之喝彩叫好……看到这个二十岁的美人喝酒，像个脚夫一样说话，别人越是讲的不堪入耳，她就越是开怀大笑，我便变得近乎悲哀。”
从某种层面上来说，玛格丽特等人已经从潜意识里开始反叛男性对女性的正统的要求。说粗话、大声喧哗是女性对话语平等权利的追求。男权制社会要求女性顺从，卢梭在谈到妇女时也认为“妇女永远应该从属于男子或男子的见解。妇女之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听命于男子”。而在茶花女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自我的觉醒。“她们喜欢毫无道理地开玩笑，爱戏弄初次见面的人。她们不得不忍受每天跟她们见面那些人的侮辱，这无疑是对那些侮辱的一种报复。”她还愤愤不平地说：“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不再是人，而是物。她们讲自尊心的时候，我们排在前面；要他们尊敬的时候，我们却降到末座。” 这是对妓女悲惨命运的血泪控诉，也是对以男性为统治地位的社会的怒斥，她们只能凭借美貌与男性为统治地位的社会相抗衡，以狂欢狂饮缓解精神上所受的侮辱，以及灵魂的孤独。
在父系文化意识的支配下，男权社会塑造了“贞女”和“荡妇”这个妇女的两极形象，透露出男性绝对的道德价值评判权。作为平民出身的玛格丽特也许只是阿尔芒眼中的贤妇，却正是千万人眼中的荡妇，永远处于被审视的地位。贞节烈女是妇德的体现者，受到男权社会的推崇。而被人唾弃的妓女无疑就是“荡妇”的典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封建观念看来，女子的荣辱并非仅仅是她个人的事情，而且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声誉。为了保持女性的绝对依从，社会从各个方面紧紧缚住了她们的手脚，取消女性人格独立性，利用政治、文化网络强迫妇女体验适应自己各阶段的社会角色。在出嫁前把女子的行为与家族的名誉地位连接起来，出嫁后则把女子的品行与丈夫子女的前途联系起来。
玛格丽特人生悲剧的直接缔造者，无疑就是阿尔芒那冥顽不灵的老父亲了。他在玛格丽特面前摆出种种理由，并且晓之以利害关系，说“你们两人套上了一条锁链，你们怎样也砸不碎……我儿子的前途被断送了”。“您爱阿尔芒，您就只能用这种方式向他证明您的爱情：即牺牲您的爱情，成全他的前途。”男性以自身的喜好标准来划分女性的贵贱， 而这种人为的划定又往往是从女性的外表而不是从深刻的内在涵养来评判她们的价值，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所有的女性都心甘情愿、毫无怨言地服从男性的要求，它满足了男性作为一个“统治者”对奴役弱者的欲望和满足，而女人只有通过男人的肯定才能得到自我的实现，这是男性观念中自我意识膨胀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
玛格丽特的悲剧一方面来自这个社会男性意识的绝对的操控，另一方面也来自女性世界的嫉妒和冷漠。女性无论怎样在男权制社会里都是被当做边缘公民来看待的，而在女性身上却存在着群体自我憎恨和对同伴的鄙视弱点。《茶花女》中描写的妓女群体，都直接或间接地伤害过玛格丽特，而这种伤害的根源就是嫉妒，为了自己所希望得到的地位和利益，不择手段地与同类竞争，妄自菲薄、丧失自我，不惜一切贬低别人以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完全遵从男性意识，于是女性用男性的语言、观点和思想概念、评判标准来攻击或诋毁女性便成了司空见惯的事。
《茶花女》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打动了无数的观众，而玛格丽特形象则成为不同性别观念交汇和冲突的焦点，作为男性作家的小仲马，将西方妓女形象昭示在当时的主流性别话语下，以多元的性别价值观念，让读者拓展了对反映女性文学的想象空间，超越传统性别话语的局限，从而推动女性形象的传播和社会性别观念的变革，而这点可能是作者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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