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兵科给事中；图片：网络；美编 :大大；
政治工作为何软弱无力、甚至适得其反？
关键就在于要警惕新形式的“左”
近日，不少媒体纷纷就某政府网站“神回复”事件进行报道。事件经过是这样的，市民给政府官方微信平台留言反映问题，未料却被官微怼“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我仿佛听见了一群蚊子在嗡嗡嗡”……
“权威的政府官方发声平台，竟然出现如此令人惊愕的回复，实在让人大跌眼镜，也让我很不开心。”当事教师表示。《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客户端记者从池州市贵池区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当地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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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网怼网民，还怼的这样理直气壮，在今天这种各级都很重视网络舆情大环境下，确实是朵“奇葩”。结果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件事对该政府的网络公信力绝对是具有巨大地杀伤力的，而且肯定也会影响到该政府的政府公信力。两句不长的几个字的神回复，要想挽回影响力却是要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努力，而且也许效果还很不尽如人意。
由此想到，在战争年代作为我军制胜法宝的政治工作，为什么在今天反而沦为“鸡肋”？虽然各级都在强调，要切实加强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但事实上，部队尤其是基层部队的政治工作的效果到底如何，大家的心中恐怕都有一笔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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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民主”是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一项原则，也是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优良传统。但现在，很多时候，“三大民主”只剩下轰轰烈烈的外壳，台上领导记录一丝不苟，台下群众发言热热闹闹，看似成果斐然，仔细一看，真正有用的又有几条？很多对基层有利的建议，不是在会前就“胎死腹中”，就是在会中被以“实际不够成熟”被当场否决。而通过的意见建议，基本上都是所谓的训练、管理类的“合理化”建议，说到底就是方便上级机关对基层进行“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可以说，这种形式的“神回复”比用话语直接怼更具杀伤力。凡是参加过诸如此类“诸葛亮会”的基层官兵，下次还会对这样的“民主”有真正的参与热情吗？
至于基层官兵提到的事关自身利益而和上级管理有冲突的事项，不是被直接否决，就是被“留中不发”，要么就是被政工干部“循循善诱”的启发下自觉形秽而“主动”加以放弃。问题是解决了，但矛盾是否也同样化解了呢，我看不一定。在某些政工干部的“不懈努力”下，大量的矛盾不是被化解了，反而是被巧妙掩盖起来了。在花团锦簇的表面现象之下，一股股被强力掩盖的矛盾在暗流涌动，一旦有一个“导火线”，原有的星星之火必将引发燎原之势。原本应该是“灭火器”的政治工作，在打着政治正确却干着谋取私利的少数别有用心的政工干部的推波助澜下，沦为了“助燃器”，这是政治工作的错吗？我想绝对不是，这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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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看到一个公众号，说现在很多私人公众号打着为军队建言献策的名义对部队的问题现状进行批判指责，这种现象是不对的，还要这些公众号好好反思一下和革命先烈的差距。
我觉得，这篇文章才是真的有问题。一个人只有在对一个单位真有感情，但是却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得不离开的情况下，才会对这个单位的“不正常”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反之，如果真的是没什么感情，那这个单位的好坏与否关我屁事，你就是烂到家了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至于说到和革命先烈的差距，这就有点生拉硬扯了。无数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今天的人们可以歌舞升平的享受太平盛世，而不是为了歌功颂德而粉饰太平。我们今天的所谓“吐槽”，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正是为了能够集思广益，使政治工作能够真正的发挥积极作用。
说到政治工作怎么做，毛主席的做法倒是很值得政工干部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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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当天下午正在开会的时候，突然风雨大作，一个炸雷咔的一声，击断了小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猝不及防，不幸身亡。
巧的是，当天固临县有一位农民在赶集时，帮他拉东西的一头毛驴也被雷劈死了。李彩云被雷劈死的噩耗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这瞎了眼的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当地干部一听，这还了得，当街辱骂毛主席，于是就把这位农民抓了起来，要送中央保卫部门公开处理，以一儆百。
后来，这个事传到了毛主席耳中，毛泽东非但没有火冒三丈，反而当即指示有关人员将骂他的农民放掉，并说：“骂人又不犯法，骂人也是提意见的一种方式嘛！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查清改正。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后来经调查，确实是当地征粮太重了，这位农民心里有冤气，偏偏家里的毛驴又死了，所以才借机骂“雷”出气。毛泽东看到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派人送来的《情况汇报》后陷入了沉思：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遭雷击？为什么他们都骂我毛泽东和共产党？雷击是因为天不好，而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就是老百姓头上的天，我毛泽东又是共产党的主席，这说明我们党的有些政策不好，我这个主席也没当好。
主席从群众的骂声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他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通过深入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于是，在1941年11月6日开幕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同意了李鼎铭等人的提案建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的决议。通过精兵简政、生产自救，减轻了人民负担。
从此，延安再也没有农民希望“雷公劈死毛泽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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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就曾经指出，“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为什么？因为右的错误主要表现为不敢坚持，甚至放弃原则，妥协退让，而“左”的错误主要表现为实行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政策，或者进行过火的党内斗争，在党内斗争中搞扩大化。相比于“右”，“左”的做法才是最可怕的，因为“左”总是以革命的面目出现，而各种政治正确的旗帜下，很多不合时宜的做法都会被赋予“出发点是好的，就是方法有点问题”的借口，而这种情况下造就的错误也是最难予以纠正的。政治工作作为我军的一项重要制度，一定要切实担负起责任，用实际行动化解官兵的矛盾，而不是用“大帽子”或者是“大棒子”来硬性掩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我们的政治工作焕发出应有的光彩，确保各级组织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而不是沦为“塔西佗陷阱”，孤芳自赏还自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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