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奇怪姐姐哥哥的态度。他们都是那种在评判社会事件和他人之事时，持道德优越感和最正经立场的人，对于别人隐私里的绯闻，向来那样不屑、鄙夷，为什么在父亲这一件事情上，竟然没有一个人非议，而是几乎全对父亲和那个女子，以及我们可怜的母亲充满了同情？看来人心都是肉长的，而道德感也都是给别人看的？
最初是哥哥和三姐驾车，按照信里的地址，费尽周折找到那个女子生小孩的边远亲戚家。信里的表嫂竟然还活着，已成了耄耋之人，说起这段往事，仿佛我的哥哥姐姐都是天外来客，从历史的深处一下子走到眼前来。但她到底也没有说出那个至今已成中年的孩子的下落。但她说到了那个表妹已经嫁到一个远方的城市，某家单位，而且有亲人，文革中一起在寿光落户。
所以我才和三姐姐一一走访父亲工作过、共事过的场所和人家。至少在那些回忆里，知道那个女子个子不高，“很洋气”（现在说的气质型美女）。而关于孩子的事，他们也都一无所知。
父亲一直不甘心70岁就离开这个世界，是否也存着这样的心病？他以为一直锻炼身体，死在母亲的后头，将来有一天也会有机会去寻找那个流落在外的儿子？这是我的猜测，他已告别尘世，一切已经不得而知。
如果说这个婚姻于母亲是不幸，那么于父亲，是否是更大的不幸？如果那时候他狠心一些，或者对祖父的权威无视一些，是否和那个女子共同生活之后，会比和母亲幸福太多太多？他们在一起，是有共同语言和感情基础的人，至少能够在一个层次上进行对话。但是和母亲，虽然他一再让母亲委屈，但是他自己呢，他也许成全了祖父的威望和自己的懦弱，以及母亲貌似的安稳，但他们三个人，包括那个陌生的女子在内，这辈子谁也没有得到完满的幸福。
信里，那个女子说，如果你不离婚，我妈妈会去政府告你。威胁的话，也是绝望的话。那时政府的权力大于一切。那时的人是没有隐私权的，一切都要被政府干涉。但她终于选择了自己承担一切痛苦，而没有去告，没有剥夺我母亲的安稳，是为了成全爱情，还是后来成了我父亲，在我从小到大的记忆里，天经地义就是我父亲的这个人，没有给她任何的希望？
这一切我们都已得不到答案了，这么近距离的八卦，真是在平庸如尘埃的生活中唯一的惊奇和戏剧化了。后来哥哥终于找到一个线索，竟然得到了那个女子的手机号码，他考虑到她已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儿女，这段往事对于那个全新的家庭都是完全沉埋的秘密，所以，他到她在寿光的亲戚家问电话的时候，说的是，这个女子，曾经和我的母亲是同事，母亲年老，想念她了。哥哥将电话打过去的时候，称呼的是：阿姨，我是李某某的儿子，我的父亲已经过世，从他的遗物中我们偶然发现了你们的信，父亲一直保存着这些信，一直没有忘记你——她的感受是如何呢？应该是十级地震吧，三世以前的爱人，他和另一个女人生的儿子，40多年后来告诉她，那些信都还在，他已经死了……我无法设想她的辛酸。她也许早忘记他了，她也许早做了慈祥的奶奶或者外婆，这么多年在已习惯了的家庭成员中呼吸和忙碌。除非做梦——做梦也未必想到。
她的声音，据哥哥说，是很沉静的声音，很知性的老人。她问起哥哥，兄弟几个，姐妹几个，目前生活得怎样？在什么单位上班，父亲患的什么病，母亲还在否？……
谁也没有提过那个孩子。哥哥给她留了自己的家庭住址和所有联系方式，并约好以后保持联系。哥哥过后说，将来再邀请她回来做客，我们认她做姨母，只要不告诉母亲，在她家庭那边也隐瞒好，回来时大家一起出去吃饭。可是两个月后电话再去，号码已经停机。
这是自然和正常的吧，立场不同，感受不同，想法自然也就不同。
从那以后，我们至今也没有找到那个父亲在世时谁都不知道有的这么一个哥哥。今年夏天，母亲自己在老家，我周末回去，她告诉我，某天，有一个男人来过，40多岁，带一辆高档的商务车，和一个司机。母亲搞不清哪个人是司机，哪个是坐车的人。他们问他，是否是李某某的家，母亲说是，他们问，李某某何在？母亲问，你们做什么事找他？他已经不在了。对方听言，说，我们只是找以前的退休老教师。母亲不知为什么感到不安，赶紧送他们到另一家，也是一个退休老教师的家，过后母亲又困惑，去问那一家，来者何人？所为何事？那个大叔说：推销什么药物，说了没两句话就走了。
母亲已经很健忘，也是在闲话当中偶然想起这件奇怪的事，说，怎么都不像推销药材的，如果真找老教师，何必在你大叔家只扎一头就走？
我也不能回答，只说现在各种生意人都有。心里想，会不会就是那个哥哥呢？因为三姐姐和我哥哥曾经的寻访，引来了他那边的惊动，所有不知身世的孩子，对于自己的来源都是好奇的，但是毕竟父亲已经过世了，其他人都是没有干系的，人家也就来这么看看而已，绝对不会再来了吧。
父亲，我那个一辈子都没有长大的父亲，他竟然在身后留了这么一段啰嗦的电影一样的传奇。他如果知道了，我们已经知道这些事，会作何想？他如果知道身后哥哥曾经联系上那个女人，一个陌生的可能是他第一个儿子的男人来过，他又会作何想？他已经走了，每个人都要过自己的生活，这些乍起的粉末，也早在琐碎的忙碌里沉淀下去。没有人再问起。
上面这些事，在当下的生活中依然是一种暗流，父亲已经死了，如果我专门写父亲的悼念文章，也许可以略过不提。我想在所有人的眼睛里，父亲的一生就是这段故事被略过不提的一生。但是，偏偏是这段往事，让父亲在我们的眼睛里一下子成了另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或者陌生的熟人。
他一生都这样没有意思，有这样多的缺点，儿女和妻子虽然对他尽好，但也明白着的种种不满和抱怨。我记得他病中在医院，向大姐姐抱怨三姐姐不吃他的剩饭，大姐姐说，父亲我要说说你，咱们不说别的，我只问你，如果是祖父祖母现在生你这样的病，如果你是我们，你做的有没有我们现在做得好？父亲听了，半晌，认真地摇了摇头。
说他不好也许只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祖父母的儿子，母亲的丈夫。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母亲是他的妻子，祖父母是他的父母。太近的亲人，是会有这种遗憾和挑剔。
立场不同，看法自然就不同。初中我最喜欢的一个老师，曾经是父亲的学生以及后来的同事，是我20岁前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信任和看重的一个成年人，是个可以交往一生的朋友。他做人，做事，智力，思考，言谈，都是出色的。而在他的眼睛里，当时那个校园，只有父亲是他所欣赏和尊敬的人。父亲不会蝇营狗苟，不会鞠躬作揖，天真，心里也就没有那么多龌龊的事。父亲过世以后，我曾经将一本自己的集子送去给他看，里面有几篇是我写父亲的文字，他健康时写的，他病后写的，他故去后写的。老师看了说，抱琴，原来你才是最了解你父亲的人，我一直以为李老师潇洒，脱俗，看得开，但是你说他对死亡的恐惧，对病患的逃避，对求生的渴望，这些才是他真正的内心世界。
也许他自己也是有病患，多年以来随时面临死亡的人，所以认为我说到了关键？那么，我说中的不仅是父亲，还有他？
他欣赏父亲，应该还有一个原因，父亲曾经教训过那个学校的校长。中国的工作关系，尤其是从前，是非常固定，对人的约束也是巨大的，遇到好的上级和坏的上级，都要认命。当时那个校长，我们小孩子不懂，但大部分的老师都有腹诽。权势的压制，那么小的范围里也可以定你生死。所以大家也就认了。
我不清楚导火索究竟是什么，总之，有一天，1.83米，体育健将的父亲，终于将校长拖出办公室，暴揍了一顿。父亲也从此离开了那个校园。有三四个月，我们全家都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忽然不去学校上班了，那时祖父母都还健在，谁问，他也不说，只是每天下地干活，像个农民一样下死力地干活。几个月后，我的年长几岁，同在这个学校就读的表哥听到消息，是父亲打了校长，他回家告诉母亲，我的大姑母，大姑母又来我家说知。
后来父亲就在本村的小学混了几年，从这里内退了，他没有再考虑职称，也没有考虑每月会少发几十元钱，依然每天都健身，读书，散步，聊天，过他悠闲的日月。当时的人事机制也有这样一个好处，他虽然打了校长，但究竟不算什么错误，没有理由开除或者查办，所以工作的关系一直保留在教育部门，依然能够退休，领到退休金。
我后来休学了，再后来到另一个学校，班里一个同学，父亲也曾经是原来中学的教师，她告诉我，你父亲揍过某某校长，你知道吗？我说听说过吧，这在当时，在我们全家，都似乎一件耻辱的事，所以并不愿意别人提起。但是我这位名叫王文艳的同学告诉我：我爸爸说，你爸爸当时应该揍得更狠一点。那语气神态，简直像在谈论一位英雄。可是现在想，我们中国人是否都这样，面对黑暗的权势满心愤愤，却又习惯于鞠躬作揖，只盼着终有英雄豪杰大喝一声，出来牺牲他自己？他胜利了，那么所有的人得宣泄，他失败了，那么所有的人脖子一缩，做自己的庄周去。
父亲退休之后赋闲在家，被邀请进了村委，并不知不觉中担任了族长的身份。我们这一支系原来的族长是我的祖父，祖父过世后，是一个二爷爷担任，但他太随和了，几乎不起作用，所以后来父亲就成了事实上的族长。兄弟阋墙，妯娌分家，都来请他去主持。我们都非常反对，现在这个社会不比从前，家族的权威性已早丧失，被压制了的一方终究要伺机报复。所以我们一直反对父亲去干涉这些破事，反对他揽是非上身。告诉他，现在是法治社会，什么事不平可以找相关机构，你不要去。
但父亲还是被请走了，他发表了正直的意见，主持了公道。我相信他有这个分辨力，他谈论起事情条分缕析，头头是道，他有这个判断公正的能力。但是他之所以去，又是为什么呢？依据我对他的了解，也不过是，那种场合满足了他的虚荣，让他有成就感，被信任，被倚重，也许他自己的一生都没有得到过公正的安置，所以，他在安置别人的事物中找到了感觉。
这太虚荣了。他经不起那些貌似吃亏的人的一些恭维或真心的求助，他的自我忽然膨胀，发现自己的判断竟然是被需要的，发现，那些被他支持了的人仰仗的眼睛和感激的神色，是如此得让人满足。
可是，是非早晚都会找上门来。公正不公正，只有法律部门才有权力去评判，你又算老几？
我简直受不了他在这些事情上的幼稚，也许是我自己太不喜欢群体。可是环境如此，事实如此，一个连自己的人生公正都摆不平的人，又有什么资格，去为素质参差不齐的人主持道义！
事实印证了我们的预言，后来，父亲也学会了往外推。他知道自己做不了权威和英雄。只是在他去世后的葬礼上，也有被他扶助过的人，哭得真心实意，说，他一走，哪里还有正义的人！
父亲的幼稚还表现在，他揍了校长之后，竟然不会想到，要把自己的孩子转移，离开这个地方。
我想像他那样单纯和老实的人，或许以为，他和校长的龃龉有他自己的过错，而校长，也许不会怎么难为了他的孩子。
他太天真了！
而我们也都太天真，太软弱，那个年龄我竟然没有勇气对这个世界任何的侵犯和打击说不。一切不对都以为是自己不好，我不知道玩着闹着成绩就响当当的自己，为什么在十四岁的时候忽然一落千丈。我只觉得不对，但找不到原因，也没有想起去寻找什么原因。 初中以及以后的十几年是我人生巨大的灾难。也许我对父亲的不满，除了他对母亲的不好，也包括了，多年之后我终于明白过来的，我的凄惨青春的根源。
我的外表，几乎没有继承父亲和母亲的半点优长，而是隔代遗传了矮小庸陋的祖母。祖母从我记忆起就是那么一个农村的小老太太，当我30岁，她还是那么一个小老太太。这么老这么亲的一个人，我对她没有美丑的概念。但现在想，她的确长得很悲惨，而我的外貌，的确和她有些相似。
这样一个孩子，在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中，也许可以会有一个完整的人生，她毕竟没有残疾和畸形，也没有到恐怖的程度，但是从小我听到的，都是姐姐哥哥的取笑，呵呵，这么丑，也不知道随谁。父母也偶尔在面对外人的时候，歉然地说，最小的一个，自己长了一个样子，随她嬷嬷（奶奶）。
就这样我一直以为自己低人一等，偏生又敏感多思，偏生，家里又是没完没了的争吵，感觉不到温暖和爱。14岁，在班里的音乐课上，看到一个男孩上讲台唱歌，我一下子觉得这个人，是如此的旁若无人，与众不同。他成了我暗恋的目标。暗恋，就像张楚小说《樱桃记》里的樱桃那样，自己都不觉得，被他这样的吸引。于是，14岁的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当然没有勇气交出去，放在我的一个四姐姐不穿了顺序交给我的方格褂子口袋里。结果，这个口袋在某一天，和一个小闺蜜手拉手闲逛的时候，被她摸去，看了，并在一定范围内张扬。
那真是一个脆弱的年龄，为什么以为这件事就比死亡更严重呢。也许根本没有那么严重，即使老师知道了，即使父母知道了，即使哥哥姐姐都知道了，又怎样！可是在当时全不如此，我过分夸大了这种威胁，我以为，这是非常羞耻的事，最最严重的，那个当事人也知道了，他投过来鄙夷的眼神。
现在想，那眼神也许不是鄙夷。都是那个年龄的人。我不好，也没有不好到让人鄙视。但在当时，世界真的发生了地震，我的脚下的土地，和头上的天空都倾斜变形到噩梦一样。
这都是现在回想时的分析。那时，我不知道我的世界怎么样了，这是命中注定或者其他的什么，我人在其中，什么都看不清。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去解释，诉说，只好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变形的世界里被挤压得更加扭曲变形。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父亲揍了那个校长，父亲自己一甩手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但把他的十几岁的孩子也留在了那里。
如果仅仅如此，肯定一切都会过去的，半年，甚至一年，不是都可以消失的吗？时间是宇宙里的黑洞，可以无限制地吸收。奇在这件事与父亲打校长这件事连接得那么天衣无缝，我是很多年之后才想明白，为什么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自己一直莫名其妙受到各种过分的对待，有事没有事让写检讨，而这些事我竟然从来没有跟一个亲人提起，总以为自己不好导致而满怀犯罪感。早上迟到了竟然给予全校警告的处分，我自己的体验，那种报复性的打击是此后延续长达十多年心灵灾难的主要根源。
我想我初中的班主任绝对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回忆中，课堂上的我，除了接受他的嘲弄和讽刺简直没有其他的印象。我从小学进入初中，是玩着闹着取得全乡镇第二名的成绩，几乎没有完成过作业。那些课本，丝毫没有障碍。初中，出了问题的这一年，已经没有办法学习，落下了，但仍然习惯性在想，只要我某一天定下神来，只要我从某一天开始，那么一切很快我都可以补上来，要超过谁就超过谁。
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容易，那个班主任还在没完没了的取笑和挖苦。那种伤害是毁灭性的，那时母亲在田地里没有尽头的操劳，父亲回了家，如失业者，我却成绩下滑一至如此，我只觉得我犯了很重很重的罪，否则，为什么世界像囚笼一样令人窒息，喘不过气来？
全是噩梦。梦里一直在逃跑，总有一个可怕的怪物在后面紧紧追赶，我只好一直逃一直逃，逃到小说和诗书中，就像我记忆中的父亲那样，虚幻一个乌托邦的美好世界给自己。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