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著名的电车难题以外，我又看到一个更为难以抉择、情况更为复杂的难题——阿富汗的牧羊人，这是真实发生的事件，因此在做出抉择时，无法预知将会带来的后果，美国海军士官马库斯为了自己不伤害平民的道德判断，投票放走了牧羊人，结果引来了80-100名手持AK-47和火箭筒的塔利班分子的密集火力，致使19名战友丧生，他自己也身负重伤。
面对这个后果，马库斯后悔不迭，他说，如果时间倒流，他会毫不犹豫地杀死牧羊人。
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哪怕时间倒流，我仍旧无法杀死牧羊人。
或许会有人指责我圣母，事实确为如此，在网上关于洞穴奇案的讨论中，我坚定的站在不应分食某一队友以维持更多人的生存这一立场上，引来了网友的讨伐，认为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自己处于类似境况时，就会转换立场，支持抽签选定被分食者。
我不禁想到自己在高一参加04辩论社社员选拔赛时的场景，我打过的辩论赛场次不少，唯独这场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即使当时的我完全没有摸到辩论的门槛，作为三辩发言少、观点零散不够犀利。当时的辩题是——温饱是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我的立场是正方。
对方辩友的辩论功底也相当捉急，现在想来基本上都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对我们发起一轮轮看似强劲实则虚无的攻击，我全场只抛出了一个质问，应该也是这个质问让我最终通过了选拔。
我问对方辩友——如果你被置于空无一物的荒井底部，我又无法施救于你，此时你宁愿我在井口投食于你，还是站在井口对你进行道德教育，从精神上支援你？
对方辩友一愣，似乎在某一瞬间，他是从真心里希望我能投食的，但他还是昂起了倔强的头颅，回答——我希望你能在井口对我进行精神支援。
听了他的回答我差点笑出声来，然而已经有人比我更坦率地笑了出来，是评委。
显然，在这种极端的情景设置下，光是想象就足以引人发笑，然而时间推移来到数年后的今天，我却在一个类似的场景下，选择了不分食队友，寻觅其他生存方法并等待救援，这种改变也让我质问自己，到底是什么细节发生了改变以至于我的立场转换？
我首先想到的第一个关键因素，是目睹生命丧失引致的冲击。
也就是说，比起辩题里可以自行设置场景的自由，在洞穴奇案的场景中，生与死在一念之间，是完全可以亲身体验到的真实。如果探险队员们选择杀死某一队友，这就意味着在之后不知多少时间的受困里，他们都得面对一具血淋淋、残缺不齐的尸体，面对一场为保护自己性命而进行的谋杀。
电车难题也是同样的，身为驾驶者的答题人，得直面一人或是五人的死亡，这场死亡是切实发生在自己眼前的、可能会在之后数不尽的日日夜夜无数次重播的画面。
同理，马库斯面对的是真实的、残酷的战争场面，因为自己一时的仁慈，他随后目睹了战友的死亡，这种死亡对人造成的冲击能瞬间改变心理预设的道德立场，甚至在事件发生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持续影响人在同一事件上的判断。
因此我得出如下推论——
如果我身处洞穴之中，为了生存而支持投票选出“献祭者”，并幸运地没有沦为死神镰刀的收割对象，在看到“献祭者”的死亡，甚至在吃了他的肉以后，我认为，自己无法承担在这之后的种种沉重。
或许法官判定我们在那种极端环境下的所作所为是“紧急避险”的手段，或因其他因素判定生还者无需付出生命的代价，就像在霍尔姆斯案的判决中，将8个男人和2个女人抛出船艇的水手霍尔姆斯，得到了主审法官鲍尔温的“谅解”，认为：一定数量的水手是大艇航行所必需的，但超过这一数量的其他水手与乘客相比并没有任何特权，这些水手必须与乘客一起经受命运的考研。因而判决非预谋故意杀人罪成立，霍尔姆斯面临六个月监禁，并处20美元罚金，而在霍尔姆斯服了监禁之刑之后，罚金由总统泰勒赦免。
或许法官会像杜德利案所判决的那样，驳回我们的“紧急避险”辩护，判决谋杀罪成立，并处以绞刑。
不论是何种判决，我都无法承受自己曾杀死队友吃人肉的事实，这个事实为我带来的影响，会让我认定，自己宁可在饥饿中死去。
可能又会引发某些人的追问，如果我确实能做到坚守立场不吃人肉，在我已经死去或者奄奄一息尚未死去时，其他队友要吃我的肉活下去，我是否会后悔？
第一种情况，我已经死了，也就是说，我作为人类的主观意识是无法判定自己是否会后悔的，在这里不讨论灵魂状态的可能；第二种情况，我还没死，队友就开始在我身上动刀子准备切肉了，我是会后悔的。这就得到一个有些滑稽的结论——如果你非要吃掉我，请在确认我死亡后。
理由同样，既然我在面对别人血淋淋、残缺不齐的尸体时，会为自己分食人肉而痛苦、悔恨，我在面对自己被分食的身体时，同样也会感到痛苦、悔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决定我是否维护德性立场的关键因素是，死亡的亲历性，且有时间顺序，如果是牧羊人先出现在我面前，我仍无法杀死他，哪怕时光能倒流，我知道妇人之仁引致的严重后果。
从这段自我剖析来看，我的内心确实存在相当软弱的一面，无法直面死亡，不希望身边的人或是自己面对死亡。或许你们也可以做做类似的思考分析，从而发现隐藏在内心深处，那些模糊感受后的真实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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