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言微语说变法之——王安石变法

轻言微语说变法之——王安石变法

前段时间在看苏轼文集时，偶然翻到一篇《谏买浙灯状》，这是一篇苏轼写给当时神宗皇帝的奏折。所奏之事大概是讲熙宁四年（1071年）的元宵节，神宗皇帝为讨太皇太后曹氏和皇太后高氏的欢心，于是下旨向民间购买丝灯四千多盏，本来讲好的价钱却在元宵节临近之时被压低价钱购买。时任开封府推官的苏轼知情后，在其他人都噤若寒蝉的情况下，他却像一只“愤怒的小鸟”般写下了这篇文章，其中一句印象非常深刻：“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体则甚大。”这篇奏折一递上去，就被御史弹劾他“目无君上”，又遭到王安石等人的指斥。苏轼知道自己落人口实，为避风险，只好自请出京，出任杭州通判。

一个不顾自己安危，为民请命的人，为何会反对以“国富兵强”为目的的王安石变法呢？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心里存着，悬而未决。

轻言微语说变法之——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这场历时十六年的社会变革运动，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中国古代史上不亚于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

然而，这场变法从一开始，就立刻遭到许多人的强烈反对。这些反对的人，大多都是“大腕”人物，有一些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司马光、范仲淹、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属于名人；还有一些人，像韩绮、韩维、富弼、范镇、张方平——属于元老重臣人物。王安石的朋友，像韩维，对他有举荐之功，多次在神宗面前对王安石赞誉有加。——可以这样说，没有韩维，王安石恐怕很难造遇神宗皇帝。然而对王安石非常欣赏的韩维，最终也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甚至王安石的两个弟弟，王安礼与王安国，也反对他们的哥哥。

当初苏轼身陷“乌台诗案”的时候，因为害怕李定、舒亶这些小人陷害，谁都不敢站出来替他说句公道话。王安礼却劝神宗皇帝说：“胸怀大度的君主，从来不会因为别人的言语有什么不当而治他的罪，陛下要是依李定、舒亶那些人杀了苏轼，我担心日后天下人会说陛下心胸狭隘，不能容人啊。”

而王安国甚至在神宗皇帝面前说他哥哥“恨知人不明，聚敛太急尔”——这是神宗问他外面的人是怎样评价王安石执政的时候，王安国说，哥哥这人什么都好，生活俭朴得近似苛刻，又不近女色，可是识人太浅，做事情太毛躁了。听了这话的神宗心里挺不爽的，一直不重用王安国，叫他去当崇文院校书这样的闲职。王安国多次写信告诉他哥哥要远离“佞人”，——这话被吕惠卿听到了非常不高兴，因为王安国所说的“佞人”所指的人就是吕惠卿。后来王安石失势，对王安国怀恨在心的吕惠卿当然没有放过王安国了。

第一个站起来反对王安石的人，叫吕诲。吕诲弹劾王安石说，大奸之人总要装作是忠臣，大佞之人总要把自己扮成诚实的人，王安石外表在人们看来很朴实，实际上内心十分狡诈，王安石本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雄才大略，只会抛开传统，标新立异，欺上瞒下，文过饰非。将来贻误天下苍生的，一定是这个人。如果让他长久掌管国家大政，那将会国无宁日了。这话说得相当严重，也把自己的前途给断送了。此时的神宗皇帝与王安石，这君臣两人像吃了十个称砣似的，对于变法的决心，一百匹马都拉他们不回了。日后，朝中身居要职的大臣们，也与他俩渐行渐远了。尽管如此，身居江湖之远的吕诲在他临终瞑目之际，司马光来看他，听到司马光的哭声，他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对着司马光说：“国家的事还是有希望的，你好自为之吧。”说完就死了。我相信，这个忧国忧民的士大夫的典范事迹，在日后一定是激励着像陆游、辛弃疾这样优秀的人才。

这些大臣中，其中一个就是司马光，这个敦厚温良的谦谦君子，与王安石相交素厚。于是多次写信反覆规劝王安石悠着点，不能一条道走到黑。但是，素有“拗相公”外号的王安石哪里听得进去，他心里老大不高兴了，用充满埋怨的口气说：“你不懂理财！”

司马光马上说：“你所说的理财其实就是苟征于民。”

王安石说：“非也，善理财的人不用加赋也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司马光说：“你太天真了，天下的钱财不在民，就在官，你那些法，说白了就是想方设法从百姓那里榨取钱财而已，汉代的桑弘羊搞的就是这一套。”

后来司马光一语成谶。新法推行不久，国家财政是充实了，可是现在这个表面看起来很繁华的朝代，在它贫瘠的土地上，到处都能看到衣衫褴褛的流民，拖儿带女，充塞在繁华的汴京的城墙外的驿道上。有一个名叫郑侠的小官，目睹了这些现状，于是将这幅惨状绘成一幅流民图，献给神宗皇帝看，皇帝看完后涕零不已，心情久久不能平伏。一场浩浩荡荡、气势恢宏的变法运动，在神宗看到这幅流民图之后不久，终于非常不情愿的落下了帷幕。

轻言微语说变法之——王安石变法

回顾我在前面所说的，为什么苏轼会反对变法？与苏轼站在一起的，几乎都是非常有份量的人物，这些人或者位居要职，或者当时就是社会上的名人。他们反对变法的出发点是什么呢？难道只是变法触犯、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这样的解释似乎没有太强的说服力。

韩琦，这个已退休的前宰相，此时的他已被王安石赶出京城，亲眼目睹了青苗贷款法实行的情形。他将自己看到的情形写成奏折，向神宗皇帝奏明青苗贷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他在奏折上说，不管是赤贫的农民，还是富有之家，都被政府分摊强迫贷款，一些投机倒把的官员为了讨好朝中当权者，将手中所有的青苗款项全部贷出去，以获得美丽的政绩，好让自己获得上司的赏识，从而可以加官进爵，青云直上。

像韩绮这样有良心、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如果单单只是从自己的私心出发，完全可以不必去理会那个纷纷扰扰的社会现状，而过着声色犬马，歌舞升平的生活，然而他们不。你说他们是“因循守旧，不懂变通”吗？范仲淹、韩绮、欧阳修这些人可是曾经发动过庆历新政的，是那场运动中的中流砥柱的人物。用所谓“守旧派”来指称他们，并不是那么妥当的。

然而他们为什么会反对那场旨在改变国家面貌的变法运动呢？

正所谓一纸江山故人远，半生烟火世情阑，前朝的历史如烟波浩淼的江水，已一去不复返。喜欢考究历史的人们，从故纸堆的片言只语中去重现与揣测过去发生的事情，所谓“折戟沉沙铁未销”，磨洗一番，还可以认出是前朝的物件呢。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无法从坟墓里把死去将近千年的宋人叫起来询问当时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但从一些史书的记载中我们还是可以了解他们的一些想法。——当然，历史的记载要是可信的话。

韩绮——这位卓越的政治家，也是三朝元老，认为王安石根本不具宰相之才。在《宋史》里，有过这样一段记述：

“神宗曰：‘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不仅仅韩绮一个人这样认为，晏殊——这个被人称为“太平宰相”的名人，根据宋人笔记《默记》记载，王安石高中进士以后，时任枢密使的晏殊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专门设宴请他喝酒。期间晏殊对其推心置腹地说：“咱俩都是江西老乡，我送你八个字‘能容于物，物亦容矣’。”——大概晏殊看出王安石身上缺的就是这种“能容于物”的气度，因此从侧面上给他提了个醒。殊不知王安石不但不买他的帐，反而嘲笑他“晏公为大臣而教人者以此，何其卑也”。

事实上，日后发生的事情印证了晏殊识人的眼光是非常独到的，不愧是一个在宦海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老手。王安石的莫逆之交，如前面提到的韩维，还有曾公亮等人，凡是向王安石提出批评的意见，最后通通都被他赶出了京城，自己现在变成了“独夫”，——除了身边几个小人，他再也听不到一句反对他的话了。昔日的许多好友现在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面，变成了他的“敌人”，林语堂说他“化友为敌的才气真是让人纳闷”。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他连一只桨都容不下，这样怎么能服人呢？

第一个看出危机的人，是苏轼的父亲——苏洵。

苏洵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告诫人们说，现在有一个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苏洵在这篇名为《辨奸论》的文章里虽然没有指名道姓说这个人就是王安石，但是他周围的人都心知肚明他在说谁。 为什么说苏洵在这篇文章里指的人就是王安石呢？因为他又提到“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据说王安石在北宋不修边幅可是出了名的，依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王荆公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换濯。”由于经常不洗澡，搞得同僚们实在忍受不了他身上的怪味，便约他一个月洗一次澡，每次洗完澡，同僚们都偷偷地将他的旧衣服换成新衣服。苏洵告诫别人说，蓬头垢脸的人却大谈圣贤书，此非人之至情，一定是“大奸慝”，怀揣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这种人相当危险，一般不达目的不善罢休的。 

虽说王安石并非像苏洵说的这么不堪，但同时代的人，对他这种生活上的习惯确实是非常侧目的。据说当时的仁宗皇帝有一次宴请百官之前，在御花园里钓鱼，每人面前都放着一盘鱼饵，王安石竟然把放在他面前的一盘鱼饵吃光了。事后仁宗对宰相说：“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 意思就是说你误食一两粒鱼食也就罢了，谁还没有个吃错东西的时候呢？但你王安石明知道这是一盘鱼饵，竟然还要把它吃完，这就显得有点不合人情了。因此仁宗不喜欢王安石，认为他是一个“诈人”——即伪君子。在仁宗在位的这段时间，王安石得不到上面的赏识，因此尽管名声在外，然而并没有什么政治地位，他自己似乎也知道这一点，因此，曾经多次辞退朝庭的任命。他隐忍自己，似乎在等待什么时机。

如果说是因为王安石在生活习惯上的这种邋遢随便让众人生厌到反对他的变法，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事实上，王安石的才能是得到许多人的认可的。司马光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从，其学行名声暴著于天下，士大夫识与不识，皆谓介甫不用则已，用之则必能兴起太平。”他的莫逆之交韩维，对他更是赞不绝口。神宗在颍王府时，韩维任记室，每当他的谈话得到神宗称赞时，就说：“这不是我的说法，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当他升任太子庶子时，又推荐王安石代替自己任记室之职。欧阳修也曾经推崇过王安石的文章。

让我们把焦点放在变法的内容上吧。这才是“守旧派”反对变法的“兴奋点”。

想要急切干出一番伟业、年轻力盛、雄心壮志的年轻皇帝，得遇明主、舒苞吐蕊、想要一展身手的忠实臣仆王安石，主仆两人的迫切心情，可以从熙宁二年至熙宁六年（1069-1073）间陆续颁发的青苗法、募役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以及市易法和免行法看出来。新法的颁发及其推行时间之紧以及密度之集，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在众人的一片反对声中，新法得以强势推行。不久，老宰相韩琦便给神宗皇帝上书，指出新法的弊窦。做过三朝宰相的韩琦，其影响力可不是盖的。他在奏折中措辞妥帖地指出新法中的“青苗法”实际上是一项“扰民”的法，并向皇帝奏明青苗贷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神宗皇帝差一点就停止了新法的实施，他与王安石讨论韩琦的奏折时说，韩是一位忠心耿耿的老臣，人品学识那肯定没话说，想来他讲的情况是属实的。在关键时刻，王安石再一次在神宗面前展现了自己雄辩的口才。他说，陛下推行新法，想要以正道战胜流俗，所以这是要与流俗较量轻重。流俗的这个秤锤重了，那么天下的人们就都归向流俗；陛下的这个秤锤重了，那么天下的人们就都归向陛下。秤锤与物体较量轻重的时候，虽然是重达千钧的物体，增加或减少秤锤一铢一两的重量就会使准确性发生改变。今天奸邪之人想败坏先王的正道，以此阻止陛下所做的改革。现在正是陛下和流俗的秤锤较量轻重的时候，流俗增加铢两的重量，虽然极其微小，但是天下这一秤锤，已归属于流俗了，这就是天下议论纷纷的缘故。王安石似乎把谈论的话题给转换成“秤锤”的轻重问题了，所以搞得皇帝最后不采纳韩琦的意见而同意了他的看法。

但事实上，青苗法所引起的反对声音是最大的。何谓青苗法呢？在《宋史》里是这样记载的：

“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

就是说，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

这项美丽的计划本是为农民的利益而设置的，结果竟一变而为扰民，弄得许多农民家败人亡。苏轼曾经写了一首诗嘲讽青苗法：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负责青苗款发放的官员，在没有调查农民们的实际情况之下，不管农民需不需要，一律强迫农民接受贷款，官员们为了完成上头布置下来的政治任务，甚至一些富家也被迫分摊。一些拿到青苗钱的贫民们，由于没有丝毫的理财观念，只好拿着这些钱到城镇里吃喝玩乐，“过眼青钱转手空”，花光了本钱，谈何还本付息呢？只好逃债出亡。结果，一项原本为了农民的利益而设的计划，最后变成让农民破产的“恶法”，实在是让王安石始料不及。这项法令的内容是王安石年轻时做太守的时候亲身实践过，因此他本人对此是非常有把握的。事实上也是如此，那时王任职于地方政府，确实贷款于民并收取一定利息，颇为成功。可是他对需要贷款的农民非常了解，并且贷款之前还要经官方适当的调查。——好比现代的银行贷款，需提供一定的收入证明、资产依据等符合银行贷款的条件，排除没有偿还能力的贷款各种因素，银行才有可能放款。现在王安石要把这种成功的经验凭借国家的行政命令推广到全国，用行政手段来管理金融信用这一具有现代意义的财政税收事务。难怪乎黄仁宇说他“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代人物远。”因此，如此超前的金融管理意识，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那是正常不过的事。黄仁宇说，王安石推行变法的时候整个欧洲还陷在中世纪的黑洞里呢。

轻言微语说变法之——王安石变法

现在的问题是，新法在推行的过程中，由于缺斤少两又缺乏监督等原因，事情的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这样的结果绝对不是高层的设计者愿意看到的。关于这方面的历史记载很多，但是史料的真实性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吗？写到这里，我突然变得非常犹豫了。进行一厢情愿的猜测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许多事情的规则都是要打折扣的，规则是可以“变通”的，这一点相信很多人是深有体会的，更别说在离我们近千年的宋代。一项法令的实施与解释，实施、解释到何种程度完全掌控在地方长官的手里。对长于阿臾须溜的官员来说，讨好上司，就只要完成自己的政治任务，把业绩做美丽一点就够了，底下人民的疾苦跟他一毛子关系都没有。对于有良心、极富正义感与责任感的官员来说，由于看到新法对农民实际的害处而于心不忍，便消极对付或干脆抵触，做好被罢黜的准备。苏轼就曾经在他的辖区内不推行新法。

以上的这种现象，即便是现在，还是存在的。因此有些人甚至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一本好经碰到了歪嘴和尚”。这种观点未必是错的。但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和尚，好经在他手中，如果没有权力去监督和评价他是怎样念经的，那么，好经被念歪的风险将是不可保证的，这一点，古代如此，现代亦如此。

变法最终的一个恶果，就是一群“好和尚”与“坏和尚”之争，亦即变法后期的“党争”。谁是“好和尚”，谁是“坏和尚”这个问题留给史学家去甄别。我感兴趣的，只是历史学家们对这些历史事件的不同解读而已。

比如吕思勉在他所写的《中国通史》里说：

“王安石的变法，旧史痛加诋毁，近来的史家，又有曲为辩护的，其实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错的。但行政有一要义，即所行之事，必须要达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窦，必须减至极少。若弊窦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达，就不免徒滋纷扰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说他全无功效，然而因此引起的弊端极大，则亦不容为讳。”

范文澜则认为，“赵顼（神宗皇帝）知道已负租赋重担的人民，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富裕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应该分担一部分军费。这是他变法的基本观念，也就是引起新旧两派官僚对立的基本原因。……赵顼、王安石厉行新政的宗旨，没有改善人民生活的意思。他们与旧官僚派政见的分歧处，只在对原来享受免赋免役的各阶层是否应该受些限制这一点上。苏轼斥责王安石想均贫富，不合天理，其实安石仅仅要求富人也出些钱给国家罢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近代的梁启超在他所写的王安石传里，力挺王安石。据说他“发愤取《临川文集》，再四究索，佐以宋人文集笔记数十种，数百年来哲人硕学之言论……钩稽甲乙，衡量是非……”想要为王安石讨个公道，为他翻案。在他所引的陆九渊对王安石的评价中，王安石的形象不同以往：“……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这是把王安石往“圣人”的位置上供奉。事实上，王安石并非没有做过“圣人”。徽宗赵佶在位时，王安石被章惇、蔡京等人扶上神位，配享孔庙，成为孔孟之外的第三个圣人。

凡是对历史的评判，都是站在一定立场上发出声音。立场不同，声音亦不同，这才是正常的现象。王安石本人及其变法，在中国历史上争议甚大。南宋到晚清这段时间，对他的评价口碑是一边倒的；直到梁启超为他翻案；最后据说连列宁也称赞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也不知是真是假。但不管怎样，总算有不一样的声音出现了，这难道不算是一种进步吗？

行文至此，我已离我的出发点越来越远了，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看了苏轼的那篇文章后产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作为一个君子的苏轼，为什么会反对王安石目的为了改善国家财政收入的变法、从而卷入一场斗争激烈的政治纠纷呢？我想，作为一个生活于一定环境中的人，除了自己可以选择的生活，更多的是无法选择的生活吧。苏轼也一样，在面对选择的时候，许多诸如性格、气质、学识、脾气、机遇、朋友、经济等等因素，都会影响我们要走向何方。

对于这场千年之前的历史事件，如今再怎样也无法复原它的本来面目。纵然可以，你又要怎样评价它的对错？有人说，历史本是是非之学，因此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论实属正常。那我们学习历史，感觉有点是来看他们吵架？我倒是赞同吕思勉先生的说法，他说，“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其意是说，学历史是为了探求道理，这理或可作为“前车之鉴”并指导我们去探测未来。如吕先生所说，那也得看看历史是谁在书写以及谁更有权威去解释，并有多大的决心愿意带着全体人民奔走在美好前程的路上了。

本文参考书目：

1、《宋史》

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3、林语堂《苏轼传》

4、吕思勉《中国通史》

5、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          中国历史》

6、梁启超《王安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