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的退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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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的退隐

或云，蒋庆之退隐实由厌倦了理论界无休止的争论乃至谩骂。这或许是真的。窃以为也是对的。向着高原和冰峰作自觉退隐，固属于见识卓绝之匠哲所必择之仄径，一如《圣经》所言窄门。窄门、仄径从来都不是为愚夫愚妇所设。端留予智者。

蒋庆坚信儒道治国，并对千年以来人们对孔子的误解予以修正——孔子可以为王。子不过一腐儒，何能为王？因他有内圣外王之术。此术但见于《公羊传》，故蒋庆说：《公羊传》即孔子自传。循其思路，或能得孔子可以王天下之结论。王阳明是有说服力之善证。果如蒋公所言，我倒认为真堪当内圣外王之典例者是谢安。

然则，中国历史很难说究竟在用何术治世，似有儒有法有黄老有释迦（史学家证明独尊儒术之汉武不过名儒刑实而治）之混治而以儒为名刑名为纲。设若我们换一种治术，比方说纯儒或纯法，则现时之中国是否更好或更糟？不知道，此永不可知。如尼采“永劫回归”所示，人的一生只有一次，不能彩排。国家历史亦然。而史学家和政治家往往敢于稽古喻今者，端耐此永劫回归之人类历史的无往不复之律——历史即轮回，即同一事件之不断重复。

既如此，一个国家究竟该以何治术治世也就无解，如必得正解，则当世所用者或为最该用。亦或正相反。

或言，毋需谈论什么法治儒术，汉高祖不过斩蛇起事，追随者亦多屠夫黥面之众，照样立朝立教，汉祚绵瓞，至于数百年。故而，蒋庆先生根本犯不着去争论，其对立者也是。尝闻贩夫所言，一台机器不可缺损一个零件，损则必不能正常运转；国家机器则不然，纵坏一百个零件，它照样转。

曾极力推荐我看蒋庆文章的西海公实乃真儒，却偏偏饱学法治之术。公若治世，一定功勋卓著。因其至少会在内心极力构筑一均贫富等贵贱之社会并以此敦驱自己的行动，而以我所知，西海公所最仇视者，莫若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之治术。若世不聘西海，或聘而不用，闲西海之身于江湖，弃其学识治术于高阁，则于世人而言是不是一种损失呢？回答是肯定的。但我辈感受不到损失所致之痛楚。故我辈听之任之，笑而拍其肩，亦不妨调侃、揶揄他，并屡劝其酒，使其醉而酣睡。

我想说的是，如西海公得势偿志，就以最擅长之“善良而公正的智术”好好整顿乾坤。若时运不济，被宵小钻了空子、占了先机，即效师兄蒋庆，退隐丘壑至冰山之阴影，端然不动。

阅读蒋庆时代

大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因西海极力推荐，阅读了蒋庆、刘小枫、陈来诸公的著述。彼时特别感动于阅读蒋庆，因为他积极用世的使命感。并由此得知蒋庆是校友学长，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回想在校的时光，却回忆不起蒋庆先生是个什么样。经西海提起食堂山墙上那篇用毛笔写就的《回到马克思》，我是清楚记得的。学生们都端着饭碗，一边吃一边读一边议论。

那种有趣的盛况，今后再也看不到了。蒋庆先生最为我们这些校友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的《回到马克思》所引起的波澜。文章引起了相关方面的高度关注。据说蒋庆曾被请进府衙接受面询。面对批评、质疑，都无惧色，一一作答，辩才无碍，尽屈侪辈。可惜，当时盛况我们只能耳闻。似这般舌战群儒的场面，也只在中古以上的历史记载中才偶或一见。

上世纪末，儒学有个不长的中兴时期，学者们一律被称着新儒学家。那时新加坡被视作儒学治世成功的典范，这在不少大陆人心中燃起了某种难以定义的希望之光。不少新儒学家经常会荟聚一国一地，研讨儒学经世治国在世纪末和未来世纪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据说蒋庆先生总会被作为大陆新儒学代表人物被国际儒学界点名邀请参会。

然蒋庆的儒学是被称着“政治儒学”的与心性儒学对峙亦复补充的儒学，其核心就是孔子为王的王道政治思想。《公羊学引论》正集中阐释了先生的这一知见。因此，《公羊学引论》乃先生平生著述中之最重要者，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也是国际新儒学中之最有新识者。

后来，仿佛是忽然之间，新儒学这个概念没人提及了，新儒学家们也似都转入地下工作。有几年，蒋庆所著用于学龄儿童教育的《三字经》曾风靡一时（全称《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再后来，就渐渐听不到他的消息了。如今好像国学一词颇热，儒学一词遭冷。

蒋庆在深圳行政学院做过一段时间教授，据说后来去了中山大学，再后来申请了退休，去了贵州龙场驿建了阳明精舍，修道讲学，守先待后。龙场驿是当年王阳明证道之所，对这位明代大儒的内圣外王，蒋庆先生一直是耿耿于怀，推崇备至的。因为在蒋庆看来，孔子的内圣外王之术在王阳明身上才得到最光辉的体现和证明。

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满以为能找到蒋庆的博客，希望能看到他目前的一些思想动态。但很失望。很是怀念阅读蒋庆的那个时代。

附旧作一首，以示敬意：

中秋读《公羊学引论》

流年去何急，独酌慰深忧。

惯看经天月，难从入海舟。

春秋终寂寞，事业漫绸缪。

犹向高标卧，凄凉百尺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