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会（fraternity）是一种秘密社团组织，起源于欧洲，19世纪在美国大学中逐渐普及，通常用3个希腊字母来代表一个兄弟会的名称，比如：πκφ（英文读作pi kappa phi，中文读作：派·卡帕·佛爱）。
美国大学的兄弟会
兄弟会最开始是上流社会教会学校里的秘密组织，那时候的大学还是教会体系，校规严格，社交和课余生活单调乏味且思想被宗教各种禁锢。于是一群叛逆的学生聚在一起，搞了个这样的秘密小团体。使用希腊字母命名，是因为大家信奉古希腊，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摇篮。女生中类似的团体叫姊妹会（Sorority），是兄弟会的衍生品，因为一开始教会学校是只有男生的，后来才招收女生。
兄弟会遍布各高校，在校园内或者校园周边一般有属于自己的公寓，各个不同年级的兄弟们可以生活在一起。公寓不仅仅用来住，也是经常召开派对。一般兄弟会沿袭“秘密”组织的传统，要求成员不许对非成员谈论关于兄弟会的一切事务。
兄弟会申请入会者，需要接受身体和心理的多重考核。
多数兄弟会考核入会者的方法，还是比较理性的，就是约几个小伙伴一起做义工，一起讨论学习，扫扫雪，照顾熊孩子，抱抱流浪狗等等，也可能让新入会的做一些让人感到羞辱、但不至于很过分的事。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CEO沃伦·巴菲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读书时，加入阿尔法·西格玛·派兄弟会。巴菲特的入会考验是去百货商店买特大号的女士内衣和内裤，这让他窘到极点。入会后，他在聚会中喜欢谈论投资之道，有些人后来还成了他的客户。
也有的兄弟会就很幼稚鲁莽，新人将受到老会员的各种体罚和侮辱，如在校园内裸奔、在碎玻璃上做俯卧撑、举着砖头背课文等。被欺负过的成员再变本加厉去欺负更加新的成员，长此以往恶性循环。更有恶劣的入会考验，甚至引发严重的伤亡事件。
有媒体报道：
2014年初，一名来自纽约州立大学巴鲁克学院的华裔新生，因为好奇加入了该学院的派·德尔塔·普赛（Pi Delta Psi，最大的亚裔美国人兄弟会之一）兄弟会，在入会考验时，被30名老成员的入会游戏霸凌至死。
2015年2月，在宾州州立大学兄弟会贝塔·西塔·派（Beta Theta Pi）的入会宣誓活动上，考验新人的玩法是在2分钟内喝下巨量的高浓度酒精饮料。结果，有新人因醉酒摔下十几级台阶，脾脏破裂加多处头部损伤。
尽管有这些兄弟会“丑闻”，但依然有很多人趋之若鹜。原因很简单：兄弟会能带来相当优质的人脉资源，这种资源甚至是终生受益的。
美国最有名的大学兄弟会，当属骷髅会（Skull and Bones）。骷髅会是美国一个秘密精英社团，组织非常紧密，规模也不大。每年吸收15名耶鲁大学三年级学生入会，这也就意味着在任何时间活着的骷髅会成员只有800人左右。尽管人数不多，但是这些人却掌握着非常大的权力，很多骷髅会成员都位居美国经济与政治权力金字塔的塔尖上。一些人相信骷髅会长期控制着美国，并拥有不可告人的动机；然而也有许多记者调查后认为该组织与普通的大学学生社团并无不同，而且类似的秘密精英组织也存在于几乎所有的一流大学。
美国最早的大学兄弟会，是“美国大学优等生协会”（ Phi Beta Kappa）。该兄弟会于1776年12月5日，在弗吉尼亚州威廉玛丽学院成立，其宗旨是“钟爱学习引领生活”。现在这个兄弟会已经发展壮大，有283名会员学校，都是美国本科教育的杰出代表。被授予该兄弟会会员的毕业生中包括了17位美国总统，38位美国大法官和13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写有“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经典名句的才女林徽因（1904.6-1955.4，著名建筑师，诗人、作家），1924年赴美，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1927年夏，又入耶鲁大学。她的留学感言：“美国大学生活···全以兄弟会为中心”。由此可见，美国大学里的兄弟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林徽因留美时的留学生合影
据史料记载：留学美国在清末出现热潮，1905-1906年间人数已达600人。此后庚款资助，一波接一波的青少年乘风破浪奔赴美国，到1914年达1461人，其中公费464人，私费997人（公费中庚款303人，部派24人，省派137人），他们主要分布在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尤以美国东部居多。
当在一地聚集了一定人数后，留学生们就开始组建自己的社团——华人兄弟会。一方面是受到美国校园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华人很难融入白人群体、喜欢自己抱团取暖。至1925年，有文章显示，当时留美中国学生已有兄弟会23个。但，真正的精英兄弟会恐怕并不多。
早人一步接触西学的基督教徒留学生，在不同的时期分别成立了“大卫与约拿单”、“十字架与宝剑”兄弟会。这两个兄弟会（后来合并为一体），促进了近代中国现代化。
1908年秋，在哈特福德（Hartford，美国康涅狄格州的首府）召开的中国留学生联合会年会上，王正廷、郭秉文、余日章、朱成章等，模仿美国兄弟会成立了“大卫与约拿单”（David and Jonathan）兄弟会。大卫是《圣经》里面杀死巨人歌利亚的年轻人，后为著名的大卫王；约拿单也是以色列勇士，与大卫保持生死不渝的友谊。这个名称除了象征友谊，还强调为提高中国地位而努力。后来加入的成员有王宠惠（外交家）和孔祥熙（银行家）。由于吸收新“弟兄”十分严格，该组织到1920年只有会员33人。
1917年，另一群基督教徒留美生，刘廷芳、洪业、陈鹤琴等，成立“十字架与宝剑”（Cross and Sword）兄弟会。“十字架”是由耶稣“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那句话而来，“宝剑”则指中世纪的十字军。该会成员效法耶稣，欲以教育与政治来转化社会，口号是“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会员有后来成为外交家的蒋廷黻、成为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的周诒春、成为上海纺织公司创办人的聂其杰、以及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等。
该兄弟会制订有基本的章程：①目的：通过研究、计划与合作，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兄弟会成员应增强集体归属感，团结、协助并彼此照顾；同样仿效美国兄弟会惯例，各兄弟誓约对一切会务均须严守秘密。②会员：任何中国男性均可入会，但他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优良品德，对终生有明确目标，并具有领袖特质。③新会员必须由现任会员不记名投票一致通过（一票否决）。④如果不是基督教徒，则不得反对基督教。
1918年，王正廷领孙中山之命出使美国，受邀加入“十字架与宝剑”兄弟会，成为跨会会员。只不过王正廷加入的都是留学生自己的兄弟会，而晏阳初与刘廷芳则不一样。晏阳初在耶鲁大学就读时，加入了宾州州立大学兄弟会贝塔·西塔·派（Beta Theta Pi），就是前面提到的出过“丑闻”的兄弟会；刘廷芳因在信仰与学问两方面成绩出色，1920年获得了“美国大学优等生协会”（ Phi Beta Kappa）的会员资格。
晏阳初（1890-1990），四川巴中县人（今巴中市巴州区），生于县城有名的私塾教师家庭。1903年，到保宁府（今四川阆中）的西学堂读书，入学第二年（1904年），晏阳初自愿接受了洗礼。后又到成都的华美高等学校继续学习，两年后因英语好应聘到中学当英语教师。1913年，在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史文轩的资助下，到香港求学。同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香港大学（HKU），三年后转入美国耶鲁大学半工半读，主修政治经济。1918年耶鲁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
刘廷芳（1892-1947），出生在浙江温州的一个基督教世家。他从小聪慧过人，善于学习，记忆力惊人，7岁写诗，9岁会背诵《礼记》，并熟读中国古典名著。在入读上海圣约翰大学期间，因一篇论及传教士教育工作的文章，与司徒雷登（传教士教育家，后来成为燕京大学校长、驻华大使）结下终身友谊。在司徒雷登的资助下，刘廷芳于1911年初到美国继续深造，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1918年获耶鲁大学神学院神学学士（并被按立为牧师），19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博士。
王正廷（1882-1961），浙江奉化人。1907年赴美国，入密歇根大学攻读法律，后转耶鲁大学，1910年回国。他是民国时期的外交官，长期在南方政府中任职。
王正廷与刘廷芳等人都感到两会的章程十分相似，都以“联合起来振兴中国”的为宗旨，经两会各自的大会通过，决定合并，定名为“成志会”（Chen Chih Hui，简称C.C.H.），取“众志成城”之意。1920年8月28日，两会在上海集会宣布正式合并，王正廷出任创会会长。
由这一帮基督教徒创立的精英兄弟会（以下统称“成志会”），与活跃在美国大学的“基督教青年会”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很多场合可以说是不分彼此。
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是全球性的热心于社会服务的团体，已具有100 多年的历史（创建于1844年）。基督教青年会于1885年从美国传入中国，有学校青年会和城市青年会，1912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成立，总部设在上海，时有城市青年会25处，学校青年会105处。青年会主要从事有关西方文化的传播活动，较早把欧美国家的现代体育项目篮球、田径、游泳等介绍到中国。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首任总干事为美国人巴乐满(Fletcher Sims Brockman ，1867 - 1944 )，副总干事是中国的王正廷。
王正廷，热心体育事业，并致力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开展，是近代中国著名的体育领导人之一，因其对中国体育事业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张伯苓，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的先驱人物，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1910年，这二人发起创立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今更名为“中华全国体育运动总会”）。中华体协致力于在中国推广体育运动，很多时候就是通过基督教青年会这个途径。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8-1918.11）期间，约有15万华工开赴法国战场。基督教青年会派遣服务队到法境为华工服务，这个服务队的领袖人物晏阳初、蒋廷黻、傅若愚都是“成志会”会员。
一战时法国战区的德军标语“惩罚英格兰”
一战开始时，因为德国在山东青岛有租借地，北洋政府怕把战火引入国内，没有参战。后来，迫于英、法、美诸列强的压力，北洋政府才于1917年8月对德宣战。限于国力，北洋政府未派军队去欧洲战场，但同意英法两国招雇华工到战区和后勤区充当劳工。
华人劳工里，大多数是文盲，在异国他乡又水土不服、语言不通，因此时常有暴动和罢工发生。
基督教青年会了解这种情况后，便组织一些中国留学生及通晓中文的传教士为华工服务，先后在法国各地华工营创办了40所服务中心。
晏阳初少年入教，是基督教教会的活跃分子，刚进耶鲁大学时就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晏阳初响应YMCA的号召，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应征华工服务队。1918年6月，晏阳初在耶鲁大学政治系毕业，第二天就踏上走向法国战场的道路，开始了人生的新征程。
晏阳初所在的法国北部的布朗华工营，约有5000名华工。晏阳初开办华工识字班，举办趣味活动，大大改变了华工营的风气。
为了巩固华工们的学习成果，晏阳初创办了《华工周报》（全称为“基督教青年会驻法华工周报”），1919年1月15日发行了第一期。早期《华工周报》的编辑只有两人，另一位是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的傅若愚。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平会议”在法国凡尔赛宫召开，英法美意日等主要战胜国对会议的开法做了许多不平等的规定：把出席会议的国家分为几等，各国代表人数也按5、3、2来分，规定中国派2名代表参会。中国政府不假思索的派了一个5人代表团：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祖，南方政府全权代表王正廷。
晏阳初的华工教育，引起了参加“巴黎和会”的各国代表的注目。有一天，编辑部里，迎来了一位贵客——王正廷（时任广州的南方政府外交部长）。
王正廷是晏阳初的耶鲁大学校友，他对晏阳初说，英法各国代表在会上侃侃而谈本国在战争中的功绩，轮到我们发言时却无话可说。他恳请晏阳初及傅若愚提供华工在法国战场英勇奋战的素材。
“晏阳初立即着手调查情况、收集资料。他列出了华工在战场伤亡的人数、姓名及照片、华工因战场上表现出色所获的奖状、奖品，其中有连英国将军都很少获得的铁十字勋章，尤其是有几次在英法军队危急时，华工们拿起武器，冲上战场击退德军转败为胜的详细资料。”
“王正廷得到这些材料后，在会上列举事实，据理力争，使中国代表在会上有了一定的发言权，多少为中国挽回了一些损失。”（摘自《晏阳初传略》第58页，晏鸿国著）。
1919年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签订《凡尔赛和约》的日子，王正廷力主拒签和约，举国同庆，令他一夜成名。
晏阳初立志将来要从事平民教育事业，但是他感到自己的学识不足，需要充实。于是在旅法一年期满后的1919年6月，与蒋廷黻一道乘船横渡大西洋回到美国。晏、蒋二人因为参加了法国战场服务，都可以向美国政府申请奖学金。晏阳初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蒋廷黻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
1920年8月，晏阳初归国回到上海，虽“满腔热血，但茫茫海宇，真不知要从何处着手”，于是他直接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拜访总干事余日章。
余日章(1882-1936)，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基督教领袖。湖北蒲圻人，生于武昌。1908年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教育博士学位。武昌首义后，组织红十字会，自任会长，并充任黎元洪临时大总统的英文秘书。1917年脱离政界，接替王正廷出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
此时，余日章向晏阳初伸出了橄榄枝：在基督教青年会内设平民智育部，由晏阳初主持工作；同时承诺，分布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分会，以及会里的干部人才（有500多位），协助晏阳初在各地开展工作。
有研究者指出，青年毛泽东曾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基督教青年会智育部晏阳初在长沙进行的平民教育运动。
晏阳初如果没有受到余日章的启发和大力支持，他是不可能成为举世瞩目的平民教育家的。余日章无疑是晏阳初的启蒙老师。
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使晏阳初成功地找到了一条路径，最后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简称平教会）。
1923年8月，晏阳初与陶行知、张伯苓、周作民、周怡春等成志会会员，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总部设在北京，晏阳初为总干事。
民国初年，留美学生陆续学成归国，在教育界渐成气候，胡适、蒋梦麟、张伯苓、郭秉文、陶行知、刘廷芳、陈鹤琴，都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就读，分别师从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和孟禄（Paul Monroe，1869-1947）。胡适、蒋梦麟与后面4位成志会会员通力合作，在中国推广哥大教育思想，使教育界的主体逐步美国化。
作为杜威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成志会创始人之一的郭秉文，是推动哥大教育思想的领军人物，是全面学习美国教育的先驱。
郭秉文（1880-1969），1908年，已经工作12年、年近30的郭秉文弃职就学，远涉重洋，到美国俄亥俄州的伍斯特学院攻读理科。1911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并于1914年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是哥大师范学院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回国后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校长，他主持的国立东南大学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与北大一起并称两大国立综合大学。
陶行知（1891-1946），1914年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从南京金陵大学毕业。毕业后，赴美留学，先是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半年后毅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哥大毕业，受郭秉文之邀，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
陈鹤琴（1892-1982），1914年就读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该校文学学士。1917年秋，进入哥大专攻教育学和心理学。1918年获哥大教育硕士学位，转入心理学系，在准备心理学博士论文时，正值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郭秉文在美国物色教员，应邀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担任心理学、儿童教育学教授。东南大学成立后，任教授和教务主任。
郭秉文与陶行知、陈鹤琴等成志会兄弟，秉承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育思想，几乎从头开始重建了一整套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新教育体系，也就是现在我们熟知的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的结构。
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哥大教授杜威曾先后在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讲学，由胡适先生等人担任讲学的翻译，把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的思想直接播种在中国。发起这件事的是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杜威的弟子，首先发出邀请函的是陶行知，来华第一场演讲则是在黄炎培负责的江苏省教育会。
黄炎培（1878-1965），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从小接受传统教育，1902年考取江南乡试举人。1915年，黄举人随中国游美实业团体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座学校，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尤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1917年5月6日，由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等50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建中华职业学校。此后数十年时间，黄炎培的教育和社会活动，主要通过中华职业教育社来展开。
回到国内的成志会精英，开始在本土吸收“具有领袖特质”的人物。没有留学经历的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就是在国内入会的。
1921年9月，哥大师范学院院长孟禄（1915-1923年任该院院长）首次来华，与他的哥大弟子及中国教育界人士共同组建了中华教育改进社。
1921年12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推举孟禄、梁启超、严修、张仲仁、李石曾五人为名誉董事，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黄炎培、汪精卫、熊希龄、张伯苓、李湘辰、袁希涛九人为董事，聘请陶行知为总干事。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推进教育调查、教育测量、科学教育，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教育社团，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教育科学化、民主化、世界化的进程。
192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中国庚子赔款之余额及利息约1254.5万美元退还中国。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行事，主要是试图保持其在中国的长久利益，及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而中国政府则认为藉此可发展事业，加快现代化的步伐。
当时中外人士皆认为此款应作为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基金，而近代中国军阀混战，政局多变，为防政府官吏挪作军费或政费，遂组织了一个由中美两国民间知名人士为主的基金董事会，共同管理和使用这笔巨额款项。
1924年9月18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原名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在北京外交大楼召开成立大会。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名单如下：颜惠庆（内阁总理）、顾维钧（外交总长）、施肇基（驻美公使）、范源廉（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黄炎培（江苏省教育会会长）、蒋梦麟（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周诒春（财政整理委员会秘书长，前清华大学校长）、郭秉文（东南大学校长）、丁文江（地址调查所所长）；孟禄（哥大师范学院国际研究所主任）、杜威（哥大教授）、贝克（交通部铁道管理局顾问）、顾临（洛氏基金会中华医药董事会驻华代表）、贝诺得（北京国际银行总裁，清华基金董事会董事）。
“中基会”推范源濂为董事长，孟禄为副董事长。中方董事中，有4个是成志会会员。
在“中基会”，孟禄曾连续3年多担任副董事长（中方董事长只是挂名），孟禄弟子张伯苓、郭秉文就有了广阔的操作空间。
张伯苓（1876-1951），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904年，开始成立“私立中学堂”。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建成新校舍，“私立中学堂”就改称“南开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1917年秋，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1918年底回国后，宣布建立南开大学。之后又创办南开女中、南开小学，1936年创办重庆南开中学（重庆三中，天津南开中学部主任喻传鉴任校长），1938年接管四川自贡蜀光中学（自贡二中，张伯苓任董事长，喻传鉴兼任校长），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
在政局多变、军阀混战、南北分治的社会环境下，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想靠政府财政支持，希望渺茫。而此时的“中基会”，显得才大势大。与晏阳初主导的平民教育、主要依赖基督教青年会的支持和海外募捐不同的是：张伯苓的“南开系”，明显受到孟禄主持的“中基会”的资金关照。除张伯苓的不懈努力外，成志会兄弟的竭诚相助至关重要。
1926年，”中基会”首届董事会决议对各大学及研究机构补助金额，南开教育体系共得到6万美元，名列榜首，而北京大学仅得到3万美元。“中基会”历年资助南开大学的资金，在私立大学里面肯定是最多的，粗略估计可能也超过其他国立、教会大学。
当然，受益最多的要数清华大学。
“中基会”掌管的资金，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就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
一直以来，成志会保密工作均甚为成功，直到1930年清华驱逐校长风波，才开始露出水面。
1930年5月，罗家伦被迫辞去清华校长职务，由校务会议维持，校长职务虚悬。1931年4月3日，吴南轩出掌清华。吴南轩一到校即随意任免院长和教务长等关键职位，对清华教授治校传统造成冲击，引起师生共同不满，遂发起驱吴运动。吴南轩于5月30日呈文教育部（实即蒋介石），直陈“…本校校务久为别有作用之小组织所把持，而以所谓成志会者为中心，积习已深，牢不可拔；加以一年以来未有校长，校务会议全在教授掌握之中，任所欲为，肆无忌惮”。
那时，主持清华工作的“校务会议”，有好几个成志会兄弟，其中有骨干蒋廷黻。
蒋廷黻（1895-1965），从美国归国后，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9年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1935年被孔祥熙引荐弃学从政，任行政院政务处长，1945年出任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1931年10月，清华有了新校长，由张伯苓弟子梅贻琦（1889-1962，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出任，成为清华“永远的校长”。1949年，梅贻琦前往美国处理“清华基金”保管运用事宜。1956年，清华在台建校，梅贻琦借用清华基金利息补贴教授薪水，并兴建宿舍。外界常以为清华基金是两岸清华各取一半，但后来证实这笔基金仅拨给新竹清华。
成志会在很多地方设有分会，以上海分会人数最多，1929年上海分会会长即是黄炎培。
1929年8月23-25日，成志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召开临时大会，筹委会主席是黄炎培，总干事是“中国广告之父”林振彬（1893-1964，哥伦比亚大学硕士。1927年自办上海华商广告公司，任总经理）。
这次临时大会，创会会长王正廷到会演讲。会后，到上海西爱咸斯路383号，时任南京政府工商部长的孔祥熙住宅举行“园游会”。
孔祥熙（1880.9-1967.8，卒于纽约），山西省太谷县人，祖籍山东曲阜，孔子的第75世孙（也有说74世孙）。从小随父读书，打下国学知识的基础。10岁进入太谷县的教会小学读书，15岁到直隶通州（今北京市通县）美国基督教公理会所设的潞河书院读书。华北基督教公理会对孔“忠心事主”的品质和处事干练的才能十分赏识，资助孔祥熙赴美留学。1901年秋，孔祥熙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起初主修理化，后来改修社会科学。1905年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研习矿物学。1907年耶鲁毕业时，获得理化硕士学位。
1912年，孔祥熙在山西全省独家经销英国亚细亚壳牌火油（煤油），每年给孔家带来可观的利润，使孔祥熙成为买办商人。
1913年，答应耶鲁校友王正廷的邀约，东渡日本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同时协助孙中山先生筹集革命经费。此时和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蔼龄相识。次年（民国三年）春天在日本横滨与宋蔼龄结为夫妇。时年，宋蔼龄 25岁。
1922年春，孔祥熙应成志会兄弟、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的邀约，前往济南担任督办公署的外交协办和实业处长，从此步入政界。
“九一八”事变后，外交部长王正廷成了“替罪羊”，引咎辞职，淡出政界，专注于体育事业。随着孔祥熙在国民政府中地位和实力的不断提升，成志会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孔祥熙身上。
1933年至1944年，孔祥熙身兼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在国民政府当家超过十年。
成志会云集财经界、实业界重量级人物，构成了孔祥熙执掌财政金融大权的基础。上海总商会会长聂其杰、中国银行总经理贝祖诒、中国银行秘书长戴志骞、火柴大王刘鸿生、交通银行总经理王志莘、上海银行陈光甫、阜丰面粉公司董事长孙多钰、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均先后入会。
孔祥熙十分倚重成志会兄弟陈光甫，他是“江浙财团”的主要代表人物。陈氏白手起家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发展为中国存款最多的商业银行，由此登上上海银行公会会长宝座。
陈光甫(1881-1976，卒于台北)，江苏镇江人。1893年，陈光甫的父亲因经商亏本，被迫到汉口祥源报关行任职，年仅12岁的陈光甫也随父在该行充当学徒。他向洋人职员刻苦学习英文。在17岁那年，凭借着流利的英语考入汉口邮政局工作，开始接触到现代企业。正是因为英语特长，1904年陈光甫争取到了赴美参加圣路易国际博览会的机会。博览会结束后，陈光甫选择继续留美学习商科，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1909年毕业后即回国。
1915年6月，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资本从最初的10万元发展到后来的500万元，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由此成为上海金融界的领袖，被誉为“中国的摩根”。
1923年8月，陈光甫的“上海银行”设立“旅行部”，1927年该“旅行部”独立挂牌注册，并易名为“中国旅行社”，各分行的“旅行部”为下属分社。至此，中国始正式出现大型旅游企业。
成志会创始人之一的朱成章，时任“上海银行”副总经理兼旅行部经理。1927年6月1日，中国旅行社宣告成立，朱成章成为首任社长。
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朱成章，其实在当年的上海滩，他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朱与成志会兄弟黄炎培私交甚好，《黄炎培日记》多处提到他。1931年，朱成章因上海静安寺地产事宜，与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发生冲突，中枪身亡。“银行大亨”遇害，成为当时上海滩上的一大新闻，上海《申报》记者有详细的跟踪报道。
“成志会”是民国史上举足轻重的精英兄弟会，曾占据民国财经、外交、教育、法律界重要岗位，涌现出多个领域的学术宗师。令人称奇的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与“战犯”孔祥熙看起来似乎毫不沾边，却都是一个兄弟会的“弟兄”。
1946年，成志会美国分会决议，适当时可将会员姓名以及聚会时间地点公开。陆续曝光的资料显示，成志会会员在300人左右。
1949年，政权更迭后，新中国没有将成志会当作敌对组织，而是将黄炎培、陈光甫、刘鸿生、周作民这些名人等列作重要统战对象。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实力弱小的时候，采取抱团取暖不失为一种策略。成志会作为最精通西学的一个群体，为“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促进社会发展有突出贡献，无可厚非。
今天我们要打击的是那种只是为了彼此之间互相利用、藐视公序良俗、践踏做人准则的“小圈子”，针对没有原则的所谓“袍哥文化”、“码头文化”应该坚决反对。
2018-9-29星期六
二当家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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