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名人“一字师”的故事
■李盛仙
古往今来，称得上“一字师”的，是因名家写的好诗文，经旁人帮助修改一个字，使句意更加准确、贴切、明晰和传神。原作者在接受和感激之余，就尊称赐教者为“一字师”。古代“一字师”的故事甚多，历来传为美谈。有趣的是，现代名人的“一字师”也不少。
陶行知的一字师
三十年代，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写了一首赞扬某小学的诗：“有个学校真奇怪，大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生在。”有个才八九岁的女学生却提出：“既然大孩能自动，难道小孩就不能自动吗？大孩能教小孩，小孩就不能教大孩吗？我看应该改为‘小孩自动教小孩’。”陶行知惊喜不已，当即把诗中“大”字改为“小”字。事后，陶行知逢人便夸：“这个小孩可真是我的‘一字之师’啊！”
郭沫若的一字师
四十年代初，话剧《屈原》在重庆公演，郭沫若也在看戏。台上，婵娟痛斥宋玉：“宋玉，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诲，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台下听来，总觉得有些不够味。隔天，郭沫若到台后与扮演婵娟的张瑞芳说到自己的感受，商量着做些修改。有个演员在一旁插口说：“‘你是’不如改成‘你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就够味了。”这一改，果然生色不少。事后，郭沫若特地写了一篇短文附在剧本之后，称这位演员为“一字之师”。
公刘的一字师
五十年代，诗人公刘写了一首题为《五月一日的夜晚》的诗，诗的最后写道：“整个世界站在阳台上观看，中国在笑！中国在跳舞！中国在狂欢！”公刘寄给《人民文学》杂志的原稿中用了“跳舞”两字，而发表时，负责编辑工作的诗人吕剑删去了其中的“跳”字。这样，既使文字明快，又圆合，丰富了诗意。公刘就把吕剑称为“一字师”。
毛泽东的一字师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同志的二十五首旧体诗词首次结集出版。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元贞读毕《七律·长征》后，觉得诗中颈联“金沙浪拍云崖暖”中的“浪”字，与颔联“五岭逶迤腾细浪”中的“浪”字重复。一九五二年元旦，罗元贞给毛主席写信，建议改“浪拍”为“水拍”，以避免律诗中间两联对偶句的重复用字（虽然如此一改，“水拍”之“水”，亦与第二句“万水千山只等闲”之“水”重复，但毕竟较同时出现于颔联、颈联要强一些）。毛主席欣然采纳，并当即回信致谢———“元贞先生：元旦的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此复，顺颂。毛泽东。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
消息不胫而走，罗元贞教授也就成了毛泽东的“一字师”。
周立波的一字师
作家周立波写成《山乡巨变》后，就请当时深入生活所在地乡党委书记陈清亮帮助修改。陈清亮这下真的动了笔，他将文中“今年的丰收，硬是坛子里做乌龟———十拿九稳”一句中的“做”字，改为“捉”字。周立波看后，十分佩服地对陈清亮说：“你就是我的‘一字之师’嘛。‘做’乌龟，岂不笑话？应该是‘捉’。”
《山乡巨变》一书的初版印好以后，周立波特地送给陈清亮一套，一再请这位“一字之师”帮着修改。
邓小平的一字师
一九八三年六月，邓小平同志在为“学习雷锋的光辉标兵”朱伯儒题辞后，叮嘱办公室的同志，不要急着拿去发表，应请语言学家过目，看看有没有用字不准确的地方。办公室的同志按照吩咐，立即把题辞送到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处，并转告了邓小平同志请教的诚意。
王力教授端详着宣纸上的题辞说：“向朱伯儒同志学习，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他边看边推敲，说：“写得好，不过‘名符’的‘符’字，显得不太规范，最好改为‘副’字。”办公室的同志把王力的意见转告小平同志，小平同志高兴地说：“再写一张吧，用字不能不规范啊。”小平同志也是把王力视为一字之师的。后来见报的题辞是：“向朱伯儒同志学习，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2年04月12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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