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记得那个全国流行的顺口溜：“朝鲜电影 哭哭笑笑，罗马尼亚，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国产电影新闻简报。”电影，使得我们在单调的日子里，有了精神愉悦，那些为数不多的电影，给了我们看世界的一个缝隙，也使得大家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外有了更加新鲜更有情趣的话题。
那时候看完电影就是大家都要讨论一下，然后争辩不清呢，直到下次再看一遍，才能把这个争论给他平息下来。
我们的记性特别好，几乎是过目不忘，即便首次看一部电影，第二天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借助集体的智慧，能从头到尾回忆出所有情节，模仿出动作，甚至能背诵出不少台词。
上小学时，一部电影的故事情节以及经典的台词和精彩的桥段，都会是我们永远聊不完的话题，大家都觉得电影里说的就是对的。
那些电影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态度，也如春风融雪一般悄然开化着固有的思想，转变着陈旧的观念。而电影对我们更大的意义在于，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我们走向更广阔世界的欲望和冲动。
就这样，那些刻骨铭心的电影成了我们的早期教育，树立了我们的审美观，道德观和人生观。
台词背得最滚瓜烂熟的使用率最高的是《在1918年》和《在十月》。
瓦西里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在当时的许多国人的生活中“牛奶”、“面包”都是珍贵的食物，更重要的原因是这句台词能给人以鼓励，就好像是说“春天来了，夏天不远了。”
“大家不要挤，让某某同志先走！”这句话出现在老列同志在工厂演讲完毕，离开时，男刺客诺维科夫挡住身后的群众，假惺惺地说：“大家不要挤，让老列同志先走！”这样就使得女刺客芬妮·卡普兰有了行动的机会。这句台词后来常被同学们用在人多拥挤离场的时候，却具有了开玩笑的意思。百试百爽，非常好用，大家都会笑着让出道来。那也是我们最早的黑色幽默。
“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混账东西，把枪放在桌子上，早先怎么没看出你？”这句话出现在捷任斯基审问叛徒奇多尔夫时，这句话被同学们活学活用为质疑事情时发问。
调皮的男生最爱那句：“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耳朵啊？” “耳朵？耳朵也就是一只普通的耳朵。”谈论人的长相时开玩笑，仿佛对暗号似的。
影片中一位发言人对焦急等待伤情消息的群众宣布：“老列同志已经不咳嗽了，他已经不发烧了！”同学们模仿着那个人的声音，如果那个同学病了几天没来上学，再出现时，就会有人开这类玩笑。
“接线的小姐们都昏过去啦，都昏过去了。”后来延展到，只要同学们很安静，没人回答老师的问题，就会有人这样开玩笑。
“带枪到车间来是不行的，一般说外人到这儿来是不可以的，这儿的人火气大。”说完掏出一个小梳子吹了两下，接着梳了梳头发。这个经典动作被人们连续使用了很多年，有的人甚至也随身带着一把小梳子。
赚取眼泪的电影是《卖花姑娘》、卖花儿的姑娘叫花妮，父母早亡，她受尽了世人的白眼，在街上卖花儿为生，那首歌“小小姑娘，清早起床，手提花篮上市场。” 整场电影在放映的过程中，观众在苦难的渲染下一直泪眼滂沱，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超级催泪弹”。
那是我们群体落泪的第一次大尝试。电影演完很久，大家都不能从那种忧伤中钻出来，彼此看看，鼻子红着眼睛肿着，彼此心有灵犀一点通惺惺相惜的样子简直不要太滑稽。
《鲜花盛开的村庄》是个轻喜剧，最为难忘的情节是：一天，母亲为儿子找对象，拿了一张姑娘的照片对儿子说，“好看的脸蛋能出大米吗？这个姑娘非常能干，一年能挣600个工分呢！” 。
这时电影给照片来了个特写，一个超胖的女子跃然而出，观众忍不住大笑起来，有不少人笑得流出眼泪。很长时间里，人们把心宽体胖的年轻女子戏称为“600工分”。我后来当兵了，听到有人在老家找了难看的媳妇，男兵们也会调侃：“好看的脸蛋能出大米吗？”意思是丑点没关系，能干就是好媳妇。
有很长一段日子，每到星期六，大院就鲜花盛开了，人们拿着小板凳说，“走，去看六百工分。”每次演到那个经典桥段，观众照样爆发出热烈的笑声，那种快乐的心情能持续一整晚。
《第八个是铜像》是回忆片，影片讲了七个游击队员的故事。从名字上看，它应当讲八个人的故事，但电影里没有第八个。第八个是谁呢？第八个是铜像，电影是想用铜像代表千千万万个没有在电影里出现的游击队勇士。伊卜拉欣铜像在回故乡的路上，每个人回忆一下，所以这种叙述方式，把我们看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阿尔巴尼亚电影就此落下一个莫名其妙的好名声。
但我很喜欢《宁死不屈》里的那个女英雄米拉，觉得她特别漂亮，特别有气质。反面人物的盖世太保塑造得令人叫绝，温文尔雅、道貌岸然，而且从容不迫。反面人物的制服特别酷，令人印象深刻。配音也超级好，以至于多年之后，我都觉得西方人说中文就应该是那样的腔调。
上小学的时候，女孩子对男孩子的好感是没有具体到某个人身上的，下课以后围在炉火边烤火的时候，哪个男生说的这种经典笑话最多，那个男生就是博得眼球最多的最帅最酷的男生，因此好感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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