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
我怀着不敢开篇的胆怯，却又满腔热血迫不及待地想要写下些什么。正如余华所说——“我的作品都是源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我沉湎于想象之中，又被现实紧紧控制，我明确感受着自我的分裂，我无法使自己变得纯粹。我与现实关系紧张，说得严重一点，我一直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同样，我也在现实中持续保持着分裂的状态，同时持有敌对的态度。可是对于生活却始终抱着英雄主义的豪情，所以很多事情即使稍感胆怯，也还是可以凭着一时之意气胆大妄为，至于结果，那是后面才需要去思考的事情。
罗曼罗兰在《米开朗基罗传》中说——"There is only one heroism in the world: to se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to love it."。译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我想这句话可以很好的诠释这部作品，余华用令人难以置信的平缓语调，描写出福贵艰辛悲惨的一生。没有华丽的语言和堆砌的辞藻，但正如书中福贵对自己的评价——“我有时候想想很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真正的人生本就是这样，无论你内心是多么的凄风苦雨，可是必须收起你的悲伤，藏好软弱，世界大雨滂沱，万物苟且而活，无人会为你背负更多。
中国过去六十年所发生的一切灾难，都一一发生在福贵和他的家庭身上。悲剧接踵而至，令人无法喘息，令读者无从同情。但余华至真至诚的笔墨，已将福贵塑造成了一个存在的英雄。这是一次残忍的阅读，作者不遗余力地展示误导的命运如何摧毁人的生活，在历史动荡的背景下以貌似冷漠的语调，织就了一副人性的挂毯；可这也是一次英勇的阅读，它的魅力在于无论多么沉重的打击，到最后看到的永远都是存在的希望。“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福贵用他的一生向我们展示了何谓成长，何谓成熟。所谓成长，是从创伤中磨炼出来的过程；而成熟，是从成长中挣扎出来的稳定。在最痛的时候好好爱自己，包容慈悲，为生命守住最后的尊严。
很多读者不解余华何以要写这样一部悲剧，如果仅仅是为了悲剧而创作，为感动而写作，又为何用尽冷漠的语调，坚毅的态度。为什么在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一种极端的环境中还要讲生活而不是幸存？关于这一点，他在采访中阐述过：
在中国，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生活和幸存就是一枚分币的两面，它们之间轻微的分界在于方向的不同。对《活着》而言，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小说中用的是第一人称，福贵是在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不需要别人的看法。
余华创作的初衷原本就不是为了让读者感同深受，不是为了塑造一个旁人眼里的苦难中的幸存者。他是在讲一个大时代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借助一个小人物的一生来表达，仅此而已。它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没有理由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它还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讲述了眼泪的宽广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正如尼采所说：“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余华在自序中说，内心让他真实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长期以来，随着时间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于是他决定写下这样一部作品，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生命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这世界本来就是多样的，我们从不能定义哪一种人生才是成功。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抛开一切世俗的附加，我们的信念和本心才是最为宝贵的，它存在于向善、向美、向真的追求当中。
脑海中一直出现一个画面，一位衣衫褴褛却步履坚定的老人，一头已至暮年却同样倔强的老牛，老人把犁扛到肩上，拉着牛的缰绳慢慢走向暮色昏沉的田野中。老人边走嘴上边念叨着，“今天有庆、二喜耕了一亩，家珍、凤霞耕了也有七八分田，苦根还小都耕了半亩。你嘛，耕了多少我就不说了，说出来你会觉得我是要羞你。话还得说回来，你年纪大了，能耕这么些田也是尽心尽力了。”老人和牛渐渐远去，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从远方传来，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老人唱到：
——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
这是一幅画作即将收笔的感动与寂寥，也是一卷史诗即将落幕的凄怆与壮阔。故事写到这里还没有结局，可一切仿佛早已有了结局。
于是那些意大利中学生的祖先、伟大的贺拉斯警告我：“人的幸福要等到最后，在他生前和葬礼前，无人有权说他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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