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吉林西部洮南县委机关工作。那是十年动乱后期，新县委刚刚成立。县里准备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安排我给一位县委李副书记写一篇报告稿子。由于时间紧迫，必须在几天之内完稿，我连续打好几个夜班。早晨完稿后，就交给了他。晚上，我骑车回家吃饭的在路上，正巧碰到了他和几个随行人员，我马上下车打招呼。他急急忙忙从挎包里掏出来稿子，打开给我看，用手指头指着开头一句各位同志的“各”字，态度严厉的说:“你看看，你这”各”字写的！我是大老粗啊！”他的批评，让我非常尴尬。他身边的几个人，也愣了愣，笑笑，但没说话。我只好打圆场说:“你不是认识了吗？”其实，我的那个“各”字，确实写得草率，有点像名字的“名”。，因为时间紧迫，在抄写的时候，我就没怎么在意。有了这次教训，我就非常注意这个问题了。给领导干部写的稿子，必须写得工工整整，清清楚楚。后来，他还很喜欢让我给他写稿子了，说我写的稿子大众化，不文绉绉的，说起来挺顺口。由于和他接触较多了，就耳闻目睹一些传奇故事。
据说，在解放前，家境贫寒，他十四五岁的时候，就给地主扛活。因为他身材魁梧，人高马大，一米八十多的个头，四方大脸，虎背熊腰。按年龄，本来应该干“半拉子”的活，他却能和成年人一样干。那时的白城地区，划归黑龙江省管辖，属于解放较早的地区。土地改革实行流血斗争，对一些恶霸地主，在开完斗争大会后，立即执行枪决。社会治安情况不好，许多土匪到处横行，各县公安局都严厉打击。洮南县的第一任公安局长，被土匪捉到后，绑在马上，活活的拖死了。就是在那种阶级斗争复杂激烈的情况下，他秘密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高粱地里宣誓的。新中国成立后，不满二十岁，就担任县委书记。李书记的打扮，如同一个普通农民。剃着光头，一身青布棉衣棉裤，狗皮帽子乌拉脚，经常深入到偏远地区农村，考察或部署工作，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拥护与爱戴。
一年冬天，吉林省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会议在吉林省宾馆召开。他带两个随行人员来到滨馆，安保人员反复看着介绍信，打量这个人，剃光头，戴狗皮帽子，脚穿一双牛皮乌拉。怎么看，怎么不像县委书记。就阻止他们进入宾馆。随行人员，无论怎样解释，安保人员也不信。这可怎么办啊！那时候，通讯设备落后，宾馆房间里没有电话，只是在服务大厅有几盘电话，对峙双方都急的团团转。事儿有凑巧，正在这时，有位临县的县委书记。从楼上下来买烟，看到这种尴尬场面，就赶紧上前证实:他确实是某县的李书记。这样，才打破这场僵局。
洮安新县委成立后，军代表担任县委书记，他担任副书记。那时候，县里只有七八台吉普车，其中还有两台美式吉普，已经老掉牙了，经常抛锚。李书记在县城里检查工作，从来不坐车，而是骑着一台破旧的自行车，或者干脆步行。许多人都夸奖他，经常深入基层，工作“刹势”，办事雷厉风行，决不拖泥带水。有一次，好几个机关干部，亲眼看到了他亲自查办的一件实事，目睹了他的硬朗作风。有一天，他走到老马市街上，顺路进了一家副食品商店。进门一看，没有一个顾客，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售货员，悠闲的坐在椅子上，把脚踏在前面的饼干箱子上，漫不经心的聊天。根本没把顾客放在眼里。李书记一见，怒火中烧。大喝一声:“你们都把脚拿下去，那是吃的东西啊！”有个女售货员抬头看他一眼，酌量一下他的打扮，顺口就说:“你是干啥的？管的事儿可不少。”李书记微微一笑，说:“今天这事儿，我管定了。我是县委副书记李某某。”然后吩咐:把你们的经理找来，立即关板，进行整顿”。那些人，一下子傻眼了，个个规规矩矩的站在那里。经理出来后，一再做检讨，马上关门，进行整顿。随后，以此为抓手，在全县饮食服务系统，开始进行服务态度与服务作风的整顿。确实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件事，也不胫而走，迅速在全县传开了。这种经常深入基层，踏踏实实，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确实令人崇拜。虽然，这些故事已经过去四五十年了，心里却总想将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抖落出来晒晒太阳。
回忆这些具有传奇色彩的旧故事，让我想到今天的县处级领导干部，许多人都是西装革履，坐着或自己开着轿车，经常出入的是酒店宾馆。口里喊着要改变面貌，却很少真正深入到群众里面，实打实的干事业。长此下去，我们的国家何以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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