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二十:
唐虞以前，无得而详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昏姻未别，丧祭未修，狉狉獉獉，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故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之明伦察物，存唐、虞之民所去也，同气之中而有象，况天下乎？若夫三代之季，尤历历可征焉。当纣之世，朝歌之沉酗，南国之淫奔，亦孔丑矣。数纣之罪曰“为逋逃萃渊薮”，皆臣叛其君、子叛其父之枭与豺也。至于春秋之世，弑君者三十三，弑父者三，卿大夫之父子相夷、兄弟相杀、姻党相灭，无国无岁而无之，蒸报无忌，黩货无厌，日盛于朝野，孔子成《春秋》而乱贼始惧，删《诗》《书》，定《礼》《乐》，而道术始明。然则治唐、虞、三代之民难，而治后世之民易，亦较然矣。
封德彝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象、鲧、共、驩、飞廉、恶来、楚商臣、蔡般、许止、齐庆封、鲁侨如、晋智伯，岂秦、汉以下之民乎？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春秋之民，无以异于三代之始。帝王经理之余，孔子垂训之后，民固不乏败类，而视唐、虞、三代帝王初兴、政教未孚之日，其愈也多矣。战国之末，诸侯狂逞，辩士邪诬，民不知有天性之安，而趋于浇，非民之固然也。秦政不知而疾之如寇，乃益以增民之离叛。五胡之后，元、高、宇文轾戾相踵，以导民于浇，非民之固然也。隋文不知而防之若雠，乃益以增民之陷溺。逆广嗣之，宣淫长佞，而后民争为盗。唐初略定，夙习未除，又岂民之固然哉？伦已明、礼已定、法已正之余，民且愿得一日之平康，以复其性情之便，固非唐、虞以前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者比也。以太宗为君，魏徵为相，聊修仁义之文，而天下已贴然受治，施及四夷，解辫归诚，不待尧、舜、汤、武也。垂之十余世而虽乱不亡，事半功倍，孰谓后世之天下难与言仁义哉？
尧舜以前的情况，没办法详细考察出来，然而当时服饰制度尚未确定，社会等级秩序还不清晰，婚姻制度尚不完善，丧葬祭祀的礼仪尚未完全建立，混沌未开，人与禽兽的区别并不大。所以孟子说：“普通人抛弃仁义，而君子保存仁义。”舜明于伦常，能体察万物，保存唐、虞两部落的普通百姓，他的同胞兄弟中尚且有象这样的愚顽之辈，何况当时的天下呢？至于夏、商、周三代的末期，其情形尤其历历可征。商纣王在位时期，朝歌的贵族沉溺于饮酒，南国的淫奔，都是很丑恶的现象。后来《尚书》列举纣王罪恶的时候称“天下罪人都聚集到纣的身边”，那些罪人都是作为臣子背叛其君主、作为儿子背叛其父亲的枭与豺一般的狠毒之人。到了春秋时代，弑杀国君事件有三十三起，其中弑父事件有三起，而卿大夫之间父子相残、兄弟相杀、姻亲相灭的事件，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一年不发生。当时的人无所顾忌地与母辈或晚辈亲属淫乱，喜欢财货而贪得无厌。这种风气在朝堂上日益兴盛，直到孔子撰成《春秋》后，乱贼才开始感到恐惧；孔子删定《诗》《书》，制定《礼》《乐》后，道术才在天下变得明晰起来。如此则治理尧、舜、夏、商、周三代的百姓困难，而治理后世的百姓容易，这是显而易见的。
封德彝说：“夏、商、周三代以后，民众逐渐变得浮薄虚伪。”象、鲧、共公、兜、飞廉、恶来、楚国的商臣、蔡国太子般、许国太子止、齐国的庆封、鲁国的侨如、晋国的智伯等乱臣贼子，难道是秦、汉以后的子民吗？孔子说：“因为有了这样的民众，所以夏、商、周三代能直道而行。”春秋时的民众，与夏、商、周三代初始时的民众并无不同。在古时候的帝王经营治理之余，在孔子垂训之后，民众中都本来就不乏败类，而将这时的民众与尧、舜、三代帝王初兴、政治和教化尚未展开时的民众相比，他们还是要好得多。战国末期，诸侯之间征伐不休，游说之士以邪说欺瞒世人，民众不知道有天性所赋予的安定，而趋于浮薄，并非民众本来就如此。嬴政不懂得这一点而仇视民众，将他们看作贼寇，于是更加剧了百姓的离心离德。五胡十六国之后，北魏元氏、北齐高氏、北周宇文氏相继统治中原，将民众引向浮薄虚伪，并非民众本性如此。隋文帝不懂得这一点而像防备仇敌一样防备民众，更加剧了百姓的反叛和堕落。杨广继承帝位，荒淫无度，任用奸佞，而后百姓便争相去做盗贼。唐初天下刚刚大体平定，百姓的旧习气还未完全去除，又岂是百姓本性如此呢？在伦常已经明晰、礼仪已经制定、法令已经确定的情况下，百姓还是愿意得到一天的平静安宁，以恢复其本来的性情，他们本来就不是尧、舜以前茹毛饮血、对人道茫然无知的原始人所能比拟的。以唐太宗为君王，以魏徵为宰相，只需要稍微修正改进一些仁义的典章制度，天下百姓就服服帖帖地接受治理，这也影响到周边的少数民族，使他们纷纷归顺，不需要等待尧、舜、汤、武这样的圣君来完成这样的大业。唐朝延续十几代，即使遭遇动乱也没有灭亡，事半而功倍，谁说不能同后三代以后的天下讲论仁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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