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系列之二十一
我以前认识他，但不熟悉，读小学和初中时，他和我上一个学校，比我高一个年级，也比我早一年下乡。后来就很熟悉、很要好了，并不是因为我和他在一个“知青点”。
十年过去了，初秋的一天，我俩在一场饭局上意外地见面，席间说起知青的峥嵘岁月，不禁心潮澎湃。他说离开“知青点”后再也没有去过，想故地重游。我说我和他一样再没有回去过，非常想看看它现在是什么样子。
第二天早上，天阴沉沉的，我俩骑着自行车，在约好的榆树岭坡上碰头，往“知青点”去，一路上说着往日苦涩却又甜蜜的故事。不说话的时候，他就哼着“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就是那首悲壮又豪迈的歌曲《血染的风采》。他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是侦查班的班长，立了一个二等功、一个三等功。
走完了县城到乡镇的路，要过一条河，河那边就是乡镇到村庄的路，狭窄弯多又坎坷不平，只能走小拖拉机和木板车。我俩当知青的地方，就在路的尽头：无数个夜晚里魂萦梦绕的茶场。
远远望去，只见七里横山山脉，在低垂的苍蓝的天幕上，宛若用铅笔画出的一条又直又长又淡的虚线，但又清晰分明得一眼就能看出蓝天和碧山的分野。天空在洁白飘逸的云朵上显得广袤深䆳，碧山在梦幻般的轻烟薄雾虚中隐现它的丰满、坚实与厚重。上面是那样的纯洁湛蓝，下面是那样的多情碧绿。
我们这批知青，不像以前散落式的，几个人在大队里某一家农户吃住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不像北大荒或西双版纳那样大规模成建制的半农半军，而是按“战线”即系统（比如党群、工交、财贸、文教战线等等），父母在哪个“战线”，子女就下到那个战线选定的“知青点”，以便集中统一管理。但是户口落在大队，人就当是大队派出的劳力，到茶场、林场吃住、学习和干活。我的户口落在红旗大队，他的户口在红星大队，二个大队紧挨着，都在大山深处，“隔沟能说话，相会得半天”，大小队干部开个会，得走大半天的路。
上午红旗招展从县城出发，中午在公社听书记发表热烈欢迎的讲话，吃罢午饭，跟着茶场或林场来人到该去的地方。
在茶场的“知青点”，我们四十人是第二批，住进新盖的红砖红瓦房舍。放好行理后又吃晚饭。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他很热情，帮我铺好被褥后，小声说：“我引你去山那边的文教点去玩。”
我不好拒绝他，就点点头。吃了晚饭，我俩避开众人向后山走去。他拎着一根钎担（就是将扁担的两头削细，然后包上铁皮，锐利得挑麦子稻草梱一插一个穿心过），拿着手电筒。我俩沿着山沟往上走，不一会儿，就到坡上。小路像条细线，被长长的茂密的野草半掩半露。他蹲下身，双手在草丛里刨着，又慢又轻地抽出尺把长、沾着细小泥粒的白色草根，咬了一口，在嘴里嚼着，剩下的给我，说：“尝尝，甜的，不认识吧？是甘草。”他得意地笑笑。
天黑得很快。坡越来越陡，路越来越窄，树越来越密，草越来越深。荒山野岭漆黑一团，有如混沌未开的样子。夜空薄亮的半片惨白秋月，仿佛不是为了照明，而是为了反衬黑暗，正如“鸟鸣山更幽”那气若游丝的弱音。
我心里有些害怕，问他：“这山上有狼吗？”
他毫不在乎地说：“有啊，你以后晚上睡不着觉，特别是月亮大的时候，就能听见山上野狼的嚎叫声。”
我更加恐惧，莫名其妙地觉得那些野狼，就在不远处悄悄地跟着，并伺机扑上来，猝不及防地咬住我的喉咙。恨不能将那半轮薄冰似的月亮，立刻换成光芒万丈的太阳。又后悔跟他深夜翻山，担惊受怕。腿脚发软，路也走不稳当，一连摔了几跤。
黑暗中他察觉到我的恐惧，安慰道：“没事，别怕！我经常半夜三更在山上树林子里跑。真的有狼，我一钎担戳死它。”
跌跌撞撞，又累又怕，我都不知道是怎么翻过山的。只依稀记得他前后左右地守护着我。一身衣服早就湿透了，我俩终于到了文教卫点，一进屋就瘫倒在十几个人睡一头的大通铺上。
玩了二天才回去，被“财贸战线”的领队和公社管理员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我俩无组织无纪律，自由主义思想作怪。要我俩深刻认识到：只有加强纪律性，革命才能无不胜。又在全体知青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但是，从此我和他的感情一下子拉近了。只要是合作干活，我俩就是拆不开的搭档。
每年的夏秋，我们“知青点”的几十个男女青年都要去户口所在的大队，向大队书记、大队长和贫下中农代表汇报工作和思想情况，同时把分给自己的那份粮油拉回“知青点”。我们知青的户口，是一二个人在一个大队；每个知青每月的计划口粮是四十五斤，一年五百多斤。山高路远，一辆木板车一次只能拉一个人的粮油。所以，户口在相近大队的知青，都是结伴而行，互相帮助。
他的户口在红星大队，比我的红旗大队更远一点，他说：行百里路半九十，要先重后轻，先远后近。我俩就先拉他的。 前一天上山开荒，因为要完成规定的任务，放工很晚，又累得很，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晚了。马马虎虎吃了早饭，就拉着板车出发。
说夏天过后，还有“二十四个秋老虎”一点儿不假，秋天的太阳依然热得毒辣，正午的强光就像太阳向下喷射大火，火苗随着微风飘荡，无处不在，无微不至地照拂着行路人。山路上无遮无掩，黑头发被晒得发热发烫，犹如一块从炉子里夹出来的铁皮，扣在发昏的头上；走一会儿就要到路边的浓荫下躲避，还时不时地找清泉水浇浇头。
翻山越岭，涉水过涧，直到下午快四点了才到大队，已经错过了午饭时间。大队书记和队长都去公社开会了，只有文书接待我俩。这个文书毫无贫下中农的感情，冷酷无情到铁石心肠，像打发叫花子一样，粗暴地给了粮油，甩手而去，喊都喊不住他。我俩此时最需要的不是这几麻袋稻谷，而是几大碗米饭。
虽然饥肠辘辘，但是除了回“知青点”，再没有别的选择。眼看着已近黄昏，想到还要拉着载重的粮车走几十里山路，顾不上饥肠辘辘，急忙往回走。
返程的路立刻就给我俩来了个下马威。
转过几条沟壑，穿过一片树林，迎面就是一个比滑梯还要陡峭的山坡，山路呈S形倔犟地往山顶上攀爬。路面也和这陡坡一副形状，倾斜得放不稳任何东西，又被山洪冲刷得斑剥不堪，裂纹缝隙又能卡住下滚的物件。我俩站在坡下往上看，倒吸了几口凉气。只有背水一战。装着粮食的板车，是无论如何也弄不上去。只得先御下粮食，把空车又拉又推搞到上面。歇了好大一会儿，有点力气了，就开始抬麻袋装的粮食。
三个鼓囊囊的麻袋，每搬上来一个就几乎要虚脱一次。我俩太渴望有人路过了，不停地幻想着有雷锋似的人从天而降。到搬第三个麻袋的时候，天已经黑定了。我俩也绝望了，绝望得满怀生死豪情！就算下一刻累死，也要把那袋粮食搬上去。
此时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抬着一百多斤重的粮袋，爬着稍不留神倒下就会滚到坡底沟里的陡坡，又仿佛回到了人类进化前的猿猴四脚落地的时期，不分手脚，四肢并用，别说肠胃里没有食物，就连虚汗都流干榨尽了。
我在前面，几乎是全身贴在地面，往上一寸一寸地爬行；他在后面，两手举着扁担，压在头顶，一步一晃地喘着粗气。终于都搞上来了！
月上东山才碰到一棵野桃树，谢天谢地，上面还有几个没掉下来的桃子，摘下来就狼呑虎咽，王母娘娘的仙桃也不过如此。我们就是这样同甘共苦的……
1977年初，他一身戎装赴南国；1978年初，我也一身戎装戌北疆。
我俩扛起自行车，涉水过河。零零星星的细雨落在水面上，打出密密麻麻，即生即灭的小小水窝。那条山路还是熟悉的容貌，没多久，就隐隐约约看见阴云下的七里横山了。
雨却越下越大，山林也跟着呼啸起来。路面的干土变成了泥巴，沟渠的水也涌到路上。转过山嘴，我们山脚下的一排平房跃入眼帘。
可是，最后一个山岩挡住了去路。不知道是谁炸山采石，把路埋在一片乱石之中。没法过去了，我俩站在一个隆起的土包上，忍不住痛骂那个炸石人。
我叹息一声，说：“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又走了半天，就要到了，真是晦气！”
他却淡淡地说：“我是知足了，已经再一次看到它。如果不是在这里练出来的胆量和力量，我十年前也许就战死在疆场，哪里会活着站在这里？”说完，默默地转过身去，又习惯地轻声吟唱起来：“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
望着他的背影，我心里忽然一阵轻微的悸动，停下来，再回望一眼那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隔着重重雨幕、孤独寂寞的、曾经为我遮风挡雨的房屋。恍惚之间，凄风苦雨中，它仿佛含着慈祥和蔼的微笑。
这里最兴旺、最喧腾的时候，有近百个风华正茂的知青，随着时间流逝，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沙沙的细雨声，仿佛在轻轻地吟诵着起叶赛宁那深沉的诗句：
……
但我常伫立在苍茫的暮色里，
在折断香蒲的脆声中，
对着烟雾溟蒙的大地祈祷，
保佑那一去不返的友人。
2023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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