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调入局团委
1980年7月，沈阳矿务局召开第二届团代会。当时，建筑公司出席局团代会正式代表75人，在320名代表中，是仅次于蒲河矿的第二大代表团。经大会主席团提名，我担任了监票小组副组长，协助局机关团总支书记鲁候勋负责选举监票工作。在这届团代会上，选举宋常武同志任了局团委书记。出乎预料的是在2个月后，我被突然调到了局团委。当时局团委干事梁云成刚刚调走，团委除了宋书记外，只有宣传干事荆林刚，我被安排做了组织工作，后来又从内蒙煤矿调来了张翠琴，分管内勤工作。
自抽调回城来到沈阳矿务局，我始终在土建部门工作，对煤矿生产并不是很了解。当时，沈阳矿务局下辖蒲河、清水、前屯三个煤矿，生产的都是褐煤，年产量100多万吨，在辽宁省属于规模较小的矿务局。褐煤的燃点低、易风化、不禁炼，热量一般在3000至4000大卡左右。其中，蒲河矿的煤热量稍高些，但煤矸石较多，不像后来并入沈阳局的林盛、红菱等煤矿，生产的是焦煤，质量较好，热量普遍都在5000大卡以上。
矿务局团委的主要任务是围绕煤矿生产开展青年工作。每年都要组织青年开展各种活动，组织生产竞赛，配合有关部门抓好安全生产，有时还要吃住在煤矿，工作比较辛苦。记得刚到局团委不久，我便被抽调去参加全局安全生产大检查，第一站去的是前屯矿，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下井。前屯矿是个年产30万吨的小矿（斜井），分主副两个井口：主井主要用来运送煤碳；副井用来运送材料和工人上下班。井下巷道四通八达，工人下井先是乘坐人车，由井架上的绞车用钢缆控制送至井下主要巷道，然后再乘电机（瓶）车或步行至采煤工作面。
那天，我头戴安全帽，腰背矿灯盒，和安监处的同志一起乘坐矿车前往工作面。第一次来到井下，感到除了主要巷道，到处都是漆黑一片，只有我们头上的矿灯闪闪发光。我们在井下行进了半个多小时，才到达采煤工作面。当看到“掌子面”的入口处，是个只有面盆大小的窟窿时我惊呆了：只见里面黑乎乎的，没有一丝灯光，大家都顺着洞口往里面爬。一位老同志告诉我，这是进料口，进去就是“掌子面”了，得将矿灯盒子放在肚子底下，否则可能被卡住。我咬咬牙，俯下身去，学着人家的样子往里面爬。爬到到最窄处，身子只能紧贴着四壁，只觉得洞口的风足有四五级大，刮得我满嘴、满脸都是煤渣，迷得眼睛都不敢睁开。还没到工作面，我们这些检查大员已经是汗如雨下了。
“掌子面”里的情况更是“险象环生”：由于采煤工作面的高度有限，有些地方我们只能弯着身子行走；“掌子面”里挂着几盏防爆矿灯，微弱的灯光使我们只能看到工作面的大致轮廓；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木板和木桩，工人们用它随时支撑采过煤的空间，以免造成塌方或冒顶；采煤方法比较原始，都是打眼、放炮，或用风镐采煤，然后由工人用铁锹将散落的原煤，一锹一锹攉运到传送煤炭的铁溜子上，劳动强度非常之大；井下要保持通风良好，现场工作人员随时都要监测瓦斯是否超限；沈北煤层压力较大，为了抗压许多巷道顶部都设计成弧形。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掌子面”来劲时，顶板会被挤压得“吱吱”作响，我看后还真感到有些恐怖。虽然只是“走马观花”地到井下检查，但那次亲身体验，使我对煤矿的认知又提升了一个层次。
都说煤矿工人辛苦，我第一次下井就体验到了。井下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实行三班倒，从井口到采煤工作面一般需要半个小时以上行程，每天实际作业时间在6小时左右。井下工作条件艰苦，工人们常年处在低温、潮湿、不见阳光，以及煤尘、粉尘很大的环境中工作，而且工作期间一般都不吃饭，也很少喝水。因此，许多矿工都患有胃病、矽肺病或关节炎等职业病。当年，有的矿团委也曾开展过“给井下矿工送温暖、送盒饭”活动，试图改变井下工人不吃饭的“坏习惯”。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多数井下工人并不买账，有的甚至说我们是“整景”。因为矿工们已经习惯于一口气把工作干完，争取早点升井，早些回家。在矿工们看来，在井下宁可饿一点，也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洗脸、刷牙、漱口、洗手这些繁琐的“吃饭配套工程”上。因此，由于井下条件所限，矿里给工人师傅送盒饭或带干粮的做法，只坚持了一段时间。
井下工人辛苦，待遇也挺高。在我刚到矿务局时，新入矿的工人实习期满后月工资能开到80多元，比我们这些拿38.61元的建筑工人高了一倍还多。每名井下矿工的工种粮，一般都定量在50斤以上，每月还额外补贴些肉票、油票、甚至还发过白酒票等。据说当初在确定井下工人粮食定量时，市有关部门领导曾来矿里调研，开始只同意按一般重体力劳动给45至48斤，后来工资处的同志领着他们在井下实际体验，专挑不好走的地方，时而上坡、时而爬行，折腾了2、3个小时，最后把市里来的同志累得直说“你们要多少就给多少吧……”虽说当时矿工们拿这件事当做笑话来讲，但井下工人每天所付出的辛苦和所冒的风险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1982年下半年，已经40多岁的宋常武书记调至前屯矿担任党委副书记，局党委安排我主持局团委工作。那年8月，我作为沈阳矿务局的唯一代表出席了辽宁省第七次团代会。记得当年在省团代会上还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插曲：当时参加省团代会的代表共904名，沈阳代表团的代表163名，在16个代表团中人数最多。为了体现沈阳代表团的风貌，团市委对大会期间的代表团相互之间拉歌给予了高度重视，专门安排了一名职业文艺工作者代表对我们进行了培训和演练。因此，代表们一进会场，立即会被沈阳代表团强大的阵容、整齐的歌声、专业的指挥所震撼，令其他代表团羡慕不已。我们当时似乎有些“忘乎所以”，不断地挑起“拉歌大战”，拉完大连拉鞍山、拉完鞍山拉抚顺......，各市都依次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将”，尤其是实力仅次于沈阳的大连代表团，让沈阳团拉歌拉得好没面子。但“得意忘形”事情还是发生了，在大会选举团省委委员时，沈阳的候选人无形中丢了许多选票，虽然没有影响当选，但还是有些“掉价”。事后大家议论：我们拉歌的战略确实有些“失策”，在会场上过于“咄咄逼人”，有的市在拉歌上丢了“面子”，必然要在选票上找一找，这也算是个教训吧。
沈阳矿务局部分团干部合影（摄于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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