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的读书专题——“经济”，本周的主题是“城市化”，精读书是哈佛大学爱德华·格莱泽教授的《城市的胜利》。

        本周三的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开幕式上，我所在的城市天津发布了备受关注的新人才引进政策——“海河英才”行动计划。新政策大幅放宽人才落户条件、自主选择落户地点、大幅简化落户办理程序。这种抢人政策可谓极其真诚，这在直辖市里，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基本是零门槛进入，一时网络上、身边人均议论纷纷。究其目的，从短期看是为了卖房去库存，中期是为了增加常住人口提振经济数据，长期是为了天津的产业转型。迈出了这转型第一步，天津的抢人政策将会引发巨大的蝴蝶效应。而在其背后的，其实就是我们这周所关注的主题“城市化”。城市化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之一。这一趋势浩浩荡荡，它不是风口，也不是潮流，而是洋流。从海洋的表面，我们很难看到洋流，但是，只有洋流才能把我们带到很远的地方。

        《城市的胜利》这本书的作者格莱泽教授在纽约长大，从小就习惯大城市的生活，学的又是经济学，所以习惯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城市问题。在城市问题上，经济学家有一定的共识。比如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如果按照市场规律，城市的规模应该更大一点、更集中一点、容积率可能需要更高一点。这些观点可能跟很多人的观感不一样。当然，经济学家说的不一定都是对的，也可能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跟城市有关的公共政策，但想要解决城市管理中的复杂问题，仅仅有经济学是不够的，还需要我们用一点常识、经验和真正的关怀，才能破除城市的迷信，做得更好。

一、信息交流便捷的地球村已不再需要面对面交流？

        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提出这样一个悖论：在英国工业革命中，正是由于蒸汽机的性能更好，使用更方便，人们才会用更多的煤炭，整个世界将会进入一个大量使用煤炭的新时代。这就是“杰文斯互补定理”。放在今天也很容易理解，我们原本以为，如果汽车的油耗降低，就能节约能源，结果呢，正是由于油耗降低，人们开车更多，跑的地方更远，动不动就要开车去诗和远方，结果消耗的石油更多。

         而由这一定理延伸到信息技术对城市化的影响：正是由于信息技术使得人们的交流更方便，所以才增加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计算机公司拥有最好的电话会议设备、最好的互联网应用软件、最好的与遍及各地的合作伙伴保持联系的方式，它们最有能力进行远程办公，但这个行业仍然要扎堆：不在硅谷，就在杭州，要不就在班加罗尔。

        所以格莱泽认为，线上的交流是不可能完全替代线下的交流的，尤其是对创新活动而言。创新需要观点的碰撞，尤其是不同文化、不同学科之间的观点碰撞，但这种跨文化、跨学科的交流总是非常复杂的，有些东西往往会“丢失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想减少这种信息沟通的损失，我们就必须跟别人面对面交流。相对于其他形式的交流来说，面对面的交流能够激发更多的创新，也会带来更多的信任、慷慨和合作。“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孤独地工作很难真正地积累最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城市的规模越大，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就多，城市的多样性是创新的源泉。最有创新精神的城市往往是移民城市，人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创新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我们看今天深圳提出的“来了就是深圳人”口号，这样的开放和包容，也为其带来了其独特的创新精神。

二、土地稀缺导致房价高昂？要不要保护老城区？

         房价，这是一个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回避不了的问题。如果从简单的经济学框架去分析的话，是供给和需求决定了房屋的价格。

         对于中国人来说，对房屋的需求主要是居住，当然也有投资和投机的，所以我们要作出区分，让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所以从需求这一角度推导的话，假如能够让房子回归到居住的功能，那么房价就不会出现疯狂的上涨。当我们从需求的角度来看住房需求的时候，需要关注的一个主要的长期变量就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当我们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之后，当人们都想卖掉房子养老，卖的人多，买的人少，自然房价下跌，像房子这样的资产价格可能会下跌。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即从土地的供给来思考房价问题。土地的供给要比人们想象的更有弹性。通过增加供给，可以有效地维持房价处于可承受的水平，也能够让收入较低的居民、挣钱比较艰难的企业都留在城市里。

         有的人可能会说，三四线城市的土地供给可能较为充裕，一线城市的地早就开发完了。真的是这样的吗？如果我们开车在北京城里转转，就会发现，哪怕是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能够开发的土地仍然很多，就算是在三环以内，也经常能够看到大片低矮破旧的房子，为什么不能把这些地方改造一下呢？不要说北京，就算是纽约的曼哈顿，弹丸之地、寸土寸金，不也能照样见缝插针，盖起新的大楼？即使曼哈顿岛上没有土地了，那么，在原来的高楼之上再多盖一层，并不需要占用更多的土地啊。所以，土地稀缺并不是导致房价高昂的根本原因。

         但在现实政策中，政府出于各种考虑，并不太愿意扩大土地的供给，原因我们没办法一一列举，这里先谈一个方面吧。在大城市里，政府不愿意增加土地供给的一个常见理由是要保护老城区。比如，在要不要保护老城区问题的态度上，我们是有发生过改变的，从过去把北京的城墙全部拆掉，到现在注意保护胡同文化，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保护老城区的政策要讲求一个度，过犹不及。如果过度地保护，势必会限制房地产的供给，于是，房价就会上涨，房价上涨的结果是，居住在城里的都是富人，上涨的房价会把穷人赶出城市，最终，城市就会失去活力，失去多元性。

         在保护老城区和扩大房地产供给之间，是可以找到一种折衷办法的：对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的保护应该是有限的、严格界定的，不要轻易地以保护老城区为名义，限制对房屋的供给。能够用市场的手段解决的事情，就不要用行政干预的手段。

         当然，灵活的住宅供应并不是治疗购房者狂热症的灵丹妙药，但是，如果一边限制土地供给，一边还想控制房价，要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三、城市里的贫民窟应该消失吗？

         早在2500年前，柏拉图就说过：“任何一座城市，不论它的规模有多小，其实都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穷人的城市，另一部分则是富人的城市。”城市中存在的贫困现象由来已久，不论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还是发达国家，同样都是有贫民窟和棚户区的。

         作者格莱泽认为，城市里有贫民窟未必是一件坏事。城中村可能是农民进入城市的第一个跳板，降低了他们进入城市的门槛。这些低收入人口来到城市，是因为城市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不是城市让人们变得贫困，只是它吸引了贫困人口。新移民来到城市之后，可能会暂时被迫承受贫困的生活，如果你让他们回到了农村，他们就只能世世代代陷入贫困的陷阱，哪一种办法才是真心要帮助穷人？

         刚刚进城的穷人其实是最懂得成本收益核算的，他们非常清楚为什么要住在破烂的城中村里：

         第一，城中村的地理位置比较好，他们可以更方便地在城里找到工作。如果把城中村搬到很偏僻的郊区，附近的工作机会更少，即使郊区的居住条件更好、房租更便宜，这些农民工也不愿意去的。

         第二，在城中村里，社会地位相似的人可以一起交流信息，自发地形成互相帮助的机制，有了这种伙伴的支持，他们才能更好地融入到城市。

         第三，农民工的收入本来就低，他们不愿意把太多的收入用来交房租，他们宁肯住得差一点。省下来的这些钱可以用在更有用的地方，比如拿来投资子女教育。从长远来看，从宏观来看，这其实对于社会是更有利的。

         很多地方政府本能地希望留下来高素质的人才。比如说，很多城市都出台政策，只有那些拿到了博士学位的人，最好是拿诺贝尔奖的高端人才才能进来，那些低端的人才是不受欢迎的。那么，你能够想象出来一个清一色都是博士的城市吗？在这个全部都是博士组成的城市里，谁来打扫卫生、谁来当保姆、谁来卖早点？

         我们必须认识到，城市是个生态系统，所有的人才都是需要的。一个好的城市，不能仅仅吸纳所谓的高端人口，那些在城市的底层民众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创新和创业，才是一个城市里最令人感动的传奇。

四、城市造成了更多的污染？

         小时候我们上课提起城市污染，总会想起热岛效应、光污染等等，提起乡村又会想起梭罗在《瓦尔登湖》描绘的美好场景（顺带一提，书出版后的一百多年里，瓦尔登湖迎来了一批又一批访客，它不再像以前一样离群索居，梭罗可能都没想到自己的作品能够捧红瓦尔登湖，更没想到最后毁灭了瓦尔登湖），然而在这本书中，格莱泽再次颠覆一个流行的观点，他认为，城市其实更环保。

         原因在于，城市会更密集地使用资源，大城市的公共交通更发达，人们开车更少，也就能够减少碳排放；此外，大城市的产业结构更偏重服务业，服务业相对制造业消耗的能源更少，这也是城市更为环保的一个重要原因。

         理解这一点，对我们思考未来的城市化很有帮助。对于我们来说，美国式的低密度的城市化并不值得借鉴，像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国家，要更多发展大城市，发展高密度的城市化，才能避免给环境保护带来更大的压力。我们需要做的，很可能是继续发展大城市，而且在大城市慢慢提升服务业的比重。制造业应该分布在二线城市，最好是围绕着大城市的那些周边城市，这样才能更好地和大城市形成互补和协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像华为把总部从深圳搬到东莞的松山湖，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也是一种未来的趋势。

         当然，城市的规模不一定是越大越好，有些城市如果不适合发展工业，最好不要勉强。一线大城市的规模需要继续扩大，但有些二三线城市可能需要反其道而行之，该收缩就要收缩，这些城市“瘦身”之后，会变得更健康、更美好。

         清华大学城市规划学者龙瀛教授关注的就是所谓的“收缩城市”。他认为，几乎所有的城市规划都提出要扩大城市规模，这是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城市犹如有机体，有时兴盛，有时衰退，有的城市的确会遇到转型之痛，人口外流之痛，如果非要逆着这个潮流，只会更加弄巧成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底特律，虽然城市已经衰落，还一味地想盖更多的楼，修更多的路，企图吸引人口增长；而遇到了同样困境的扬斯敦的城市规划，却老老实实地承认城市在收缩，而改变了目标：要做一个更好的小城市。于是，扬斯敦把很多不可能再有人住的住宅拆掉，改造成公园绿地，不再发展工业，改为吸引高科技企业，用量的收缩，换来了质的提高。

         根据龙瀛教授团队的研究，在中国至少有84个城市，已经变成了“收缩城市”，这些城市的人口在外流，并且面临着结构转型的困境，也是我们现阶段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了解了这些观点，我们不要觉得在格莱泽的眼里，城市只有优点没有缺点，那也是不对的。在这本书里，格莱泽还讲到城市中的交通堵塞、犯罪率高等问题，这再次提醒我们，要破除城市的迷信，仅从经济学分析是不够的，还需要我们用一点常识、经验和真正的关怀。管理好一个城市并不容易，城市是一个生态系统，需要我们学会小心地去呵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