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固然是我所见到中国目前最好的记者，但这多半是因为她能不断地反躬自省，不求在体制内浑浑噩噩混一辈子。但真正从智识上来说，我对她有诸多不满。
柴静做新闻的大前提我就是反对的。她认为，只要理性沟通、亲身体验，就能同情地理解被采访者的处境。这个前提先验地认为人性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两个主体之间能够“同情地理解”。在理智，或说“自我”的层面上可能确实如此，但理智只是很浅层的一种操作。在采访恋足癖、抑郁症这类可能由于童年创伤产生的心理问题时，这种“沟通”、“交流”、“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的方法就无能为力。柴静怎么可能做到同情地理解一个恋足癖和抑郁症患者呢？这时应该采取精神分析师的方法，和患者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是认同患者），在患者的自我、他者、从自我指向他者的欲望，从这三者中找出患者的症结所在。但柴静不懂这个，因为她的知识里只有胡适的老三篇：容忍，独立，自由。
对李阳的采访就是个绝佳范例。李阳说他和Kim结婚只是为了“做个实验”，柴静这时只是说：“那小孩会觉得，我只是一个实验品”，李阳回答的理直气壮：“挺好啊，有好的实验品和不好的实验品啊，如果我们把他实验得很好。” 一个好问题应该是：“你崇拜毛主席么？”得到答案后就此打住。李阳自卑的童年、向强者投射的欲望，提供了一个教科书般的精神分析样本。但柴静不会分析，也不可能同情地理解李阳，她只知道“孩子是独立的个体”、“孩子应该是自由的”，所以在听到“实验说”之后，她只能吃惊地表示：“可那是一个生命啊！”这有什么奇怪？中国几十亿人在几十年里不都是生活在“实验”中吗？李阳的屌丝心理，不仅产生了他的家暴事件，也是微缩版的中国近代史。
在涉及制度问题的采访中，她也缺乏足够的政治、经济、历史知识，因此完全提供不了有价值的角度和信息。她多次采访征地的新闻，却没有对土地财政的缘由和性质做一个基本的说明（土地财政和分税制改革的关系？土地财政收入是不是预算外收入？），反倒是在一次采访中，由于采访对象闪转腾挪躲避问题，她在笔记本上记下“真是没有道德底线”（大意）。后来她有所长进，知道自己没文化，去采访了周其仁和陈锡文。
但积习难改，记吃不记打。在最新一期的《兰考弃儿》里，她先对主管民政的副县长说：“县里有2000万给某某中心盖大楼，却没钱修孤儿院。”然后问了个巨傻逼的问题：“您觉得这是一个钱的问题，还是一个意识的问题？”这问题的傻逼还傻逼在两方面：1，这是种“逼问”，受访者在此条件下当然只能回答“这是个意识问题”，给受访者预设了唯一答案，因此问题没有实际意义，只能满足提问者的施虐快感 2，提出这样的问题，柴静显然自己就认为县里设立孤儿院是个“意识问题”，政府提高意识就行了，跟解决随地吐痰似的。问题真正在于两种关系：政府和民间的关系；县级政府和上级政府的关系。这里面可以问的问题太多：政府现在是怎么看待NGO的，是仍然对NGO抱有抵触情绪，还是愿意小政府大社会？从经济上，政府、特别县级政府是不是有必要花一笔钱来办一个孤儿院？县级政府的priority是什么？在预算里、在工作上有多少是放在孤儿院的医疗、教育上（在教育支出首次达到GDP 4%目标的情况下，这当然不是意识问题，是政策导向如此）在设立公共项目时，县级政府要经过怎样的审批程序？钱从县级政府自己的预算里拿，还是上级给拨款？真正的信息在“how it works”，而不是“啊，不好意思，这次没意识到，下次一定注意！”
举一个好的例子。在讲到46年的土改时，秦晖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土改并不只是执行我党的经济政策，同时也是一种战争动员的手段——你都把地主斗死了，国民党如果赢了你还怎么活？所以死了心的跟我们闹革命打老蒋吧！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土地集中程度并不严重的地方，土改依然进行的很惨烈。这种说法提供了土改的心理动机，而且也不是瞎猜，这种逼别人脏了双手、裹挟上船的举动，在之后又重复上演：九大前，毛对周说：“你想洁身自好， 对不起。我要让你在中央全会上做刘shao奇的历史问题审查报告。你干净不了。就算以后历史翻案，你也难逃后人的责备。”
总而言之，以柴静的知识结构，不足以撑起一个调查性新闻的节目。当然这都怪我，我就不该要求从她的节目里得出这么多信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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