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土气”是一个骂人的词汇，你很难讲出这个词语代表了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说这个人穿着很土气，代表了这个人的穿着比较落伍，但这只是最浅层面的，如果说这个人说话、做事的方式很土气，就难以给出一个比较确切的解释了；而“摩登”，也就是“现代”，则给我们一种光鲜靓丽的感觉。那么，在《乡土中国》这样一部学术著作中，费孝通先生又是如何阐述这两个概念的呢？
当然，作为一部学术性质比较强的社会学著作，费孝通先生并没有单独解释这两个词。而是在开篇《乡土本色》中首先说明了“中国的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个观点，这是大厦之基，其他论点都是在这一观点基础上展开论述的。我们，尤其是年轻女孩子关注的“土气”这一细节观点，也是从这一“高屋建瓴式的观点”中体现的。
由于我们国家自古重视农业，农业不同于游牧或者工业，所以农民是粘着在土地上的，基本固定，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当一块土地上的人口饱和后，过剩的人口宣泄外出，但他们还是拿着锄头在另一处开垦生存，并没有离开土地。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在这种基本固定的常态下，我们终老是乡。甚至直到今天，我们国家很多地区的农民，一生最远也没有离开过所在的县城。这样，我们人与人之间也就是一个“熟人的社会”，鲜有人加入，少有人离开。我们从熟悉中得到信任，没有法律，只有约定俗成的规矩。我们在这种特殊的情境中，待人接物只需要了解与人、与物的关联即可，不需要原则。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行了，不用多说。但是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这种办法在陌生人面前，陌生情境面前，是不适用的。
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我们并不知道和你合作的人的底细，靠每个人心里的“规矩”已经“落伍”了，我们需要的是契约。在费孝通先生举的例子中，说是某任接到了大批磁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地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费孝通先生将其总结为“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而这种不需要契约，只需要规矩的行为，在现在讲来，就是“土气”。在以前的社会，毫无疑问它是适用的，乡土社会里从熟悉中得到信任，这种信任虽然没有契约，但也是很可靠的，因为各人知道各人的底细。但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以前的社会，因此在从乡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中，这种行为是不能够用这种习俗来应付的了。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说，如果评价一个人说话做事“土气”，那我们可以解释为这个人说话做事的方式是“过时”、“落伍”、“教条”的了，用“死脑筋”形容也不为过。
那么什么是“摩登”呢？
在乡土社会中，我们在定型生活中长大，我们对周围人和事物的熟悉，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理习惯了。比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从父辈那里得来的经验足以支撑我们走过一生，我们的脚印就是前人的脚印，我们遇到的任何问题都是父辈曾经遇到过的，未来我们的子孙将会再遇到的。在这种状态下，连记忆都是多余的。就像在同一个戏台上，同一个戏班子只需要记住一套戏的戏文就可以了。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在这种生活中，我们“不知老之将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乡土社会中不怕忘，而且忘得舒服。
然而在社会变迁中，这种经验已不足以支撑我们的日常生活了。我们走出农村，离开土地，到都市中生活，不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对的不再是熟悉的面孔，我们每天要跟陌生人打交道，每天面对着层出不穷的突发状况，需要我们动用自己的经验、智慧去解决。以前是“人怕出名猪怕壮”，现在是“酒香也怕巷子深”。父辈的经验已经漏洞百出，不足以支撑我们行走在现代社会中了。
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如果它失去了效力，不再答复人们的需要，它终必将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守住一个没有效力的工具是没有意义的，它会引起生活上的不便，甚至让我们蒙受损失。”然而，在新的方法成为主流之前，必须有一个被发明、被试验、被接受的过程，在此期间，彷徨无措是不可避免的。
而我想，那些勇敢的去发明、试验、接受新的观念、方法，走出原有生活经验的拘囿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摩登”人类。毕竟，在一个社会急速发展的时代，勇敢，比乡土社会中所沿袭的“本分”、“守规矩”要宝贵得多。我们需要“急先锋”，需要“领头羊”，正如一部电影所说，“我们赞美你，是因为你‘勇敢’，而不是因为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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