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被铺天盖地的高考放榜消息刷屏，第一波传播出来的几乎都是好消息——“跪谢母亲男孩”635分，诗词才女武亦姝613分，广西学霸数学英语双满分总分730分，成都石室中学双胞胎哥哥705弟弟718……
看着这些优秀的学子，有时会追忆起自己经过的那段青春，有过勇敢，也有过遗憾，就是不敢轻易说后悔；有时候会羡慕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就像一颗颗长势喜人、待移植的苗苗，等待他们的将是在选择与被选择之间博弈；有时候也不禁替这些孩子们感叹，他们生活在互联网如火如荼的时代，手机、游戏、网剧……像一个个诱惑的苹果爨聚在身边，如何与知识共享时间成为他们新的考验。
随着高考信息越来越多，打开朋友圈、打开新闻APP，突然爆发式地出现了“xx学校又夺魁”、“xx高分考生”生活兴趣大起底、“xx班主任带出11名全省前100名”等等，一方面真的感叹这些新闻媒体采集之神速，一方面也真的对这样的新闻感到恐惧——这不过是一场高考而已，媒体如此过分关注个别分数典型，甚至把高分学子神化，打上“神童”“天才”的标签，不仅传递出对人才评价的局限性，还无意间造成其他学子的失败感，尽管他们考得其实挺不错，只是并不是最高分那个，也没有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进入媒体的报道广泛传播而已。即便对于被采写的典型，报道中塑造的形象又是否是他们真实的样子，是否传递出他们最本真的声音，这些都是让我疑惑的。
想想当年自己，高考其实不算理想，甚至并没有达到自己正常的预期，但是在那个小县城、在当年某些特殊环境下，能取得那个成绩、并成为县第一名，还是获得了一定关注。某日一通电话打到我家，原来是某报纸的一位记者不知道什么原因拿到我家的电话。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传媒的力量，只懵懂知道我如果被采访就会登报、就会在一定范围内出名。但是当时的我正沉浸在发挥不佳的懊恼中，并不想拿着自己感到羞涩和愧疚的分数，到处去宣扬——真正的优秀并不止于此。但是记者坚称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是值得被表扬、被传播的。
显然，我是个很坚持的孩子，心中对优秀有自己的定位。于是，我坚持拒绝了这位记者，并还为此征求了我一位做教师的叔叔，获得了同样的支持。但是本着严谨，我当天还是乘坐了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到学校后门的一个报刊亭，花7毛钱买了一份报纸，认认真真读上面的每一篇文章，试图从那些报道里面找到一些理由：为什么明明我不满意的结果，却成为别人坚持不放弃的新闻素材。当然，我猜测过无数的理由，却始终都没办法说服自己。
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隔天叔叔打电话来质问我：为什么你一边说不接受采访，一边又接受了采访。叔叔告诉我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对我的专访，同期的还有理科班的那位县状元。一开始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怀疑是不是身边的老师、同学向他“泄露”了素材，但我的老师们都坚决否认了，采访已经回到各自家中的同学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于是，我决定亲自了解清楚事情，我去到当时一位住在县城的闺蜜家，见到了这份报纸，找到了我的那篇报道。
过去了十多年了，我仍然记得记者在开篇描写了一个瘦弱女孩仰望着工地上辛苦工作的爸爸，仍然记得记者写1990年x月x日“呱呱坠地”来到一个贫穷家庭的我（月和日我已经记不清了），后面还写了我面对贫困如何发愤图强，如何一面帮家里做事一面寒窗苦读，如何以勤补拙……细节描写、场景感的描写得似乎有血有肉，如果从旁人看来，是真的很感人，又是一个自强不吸、寒门出状元的故事，值得那些考得一般般但家庭优渥的子弟们学习。
但是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是颤抖的——因为这篇文章是虚构的，我不是在1990年“呱呱坠地”的，我没有去工地上仰望着我那流着汗的工人父亲，我也不是瘦弱的，后面的学习方法什么的都不是我的……几乎都是杜撰的。
不过有一点，可能这位记者还是通过某些我不知道的途径做了一点功课，他很确定我是一个穷学生，家庭条件并不好，整篇报道都是围绕着贫困和奋斗去展开的。
确实，我真的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民家的孩子，并且祖上还曾经与贫困、饥饿做过斗争，终于在九十年代能够实现温饱和少许盈余。但在山区仅仅做农民也仅限于此，一个供养读书孩子的家庭要实现小康更是艰难的，除非有其他的赚钱之道，或者让孩子早些辍学去打工补贴家用，可惜我们家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实现。
尽管如此，但在此之前我并没有过多感到自己很特殊，尤其是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尽管有一些同学家境良好，但是仍然有不少和我一样家庭、甚至更困难的同学，所以我仅仅认为我们家只是“不富裕不小康”而已，其他的没什么特别；而且大部分有钱的同学，并没有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就歧视、隔离我们“不富裕不小康”阶层的孩子；尽管我没有更多的零花钱，但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挣到了高中三年最高的奖学金，所以生活上我并没有什么忧愁；也并没有记者说的因为贫穷有辍学的可能，他不知道我的父亲曾许下过“只要你能读，我们就一直供养”的承诺。
那是第一次传媒以虚假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打破了过往我对传媒就是事实报道的认知。特别是他带着对贫穷的夸大，对贫穷的怜悯，对寒门刻苦的过分感动，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特殊待遇”以及被标签化。用现在的话说，过去我总是给自己“勇敢”“聪明”“特立独行”的人设，老师同学们也大都如此评价我，但文章见报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人设崩塌了”，从此我就是被标签为“困境中刻苦奋斗”的女孩，一个被程式化为只有“学习”和“农活”的女孩，而且你得扛起这杆大旗，因为那些家境良好但小孩学习不用功的家庭需要你扛着这杆大旗。
但是，我真实的感觉却是自己仿佛被阉割了：我写小说、画画、爱运动，统统都被剥夺了；我那些白日梦和雄心壮志，被无视了；我和同桌一起插花花、吃零食，统统不存在；我有过心仪的男同学、也曾脸红心跳过，是不能出现的。
当我闺蜜几岁的小妹妹把这篇文章用稚嫩的声音，当着我和她妈妈、姐姐的面读出来的时候，我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仿佛一束聚光灯打在我身上，而我恰好没有衣服可穿，无助地站在那明亮里，拼命用双手掩饰自己的窘迫，周围的人则通过灯光，来审视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小妹妹磕磕绊绊读完后，很率真地问我：姐姐，你们家很穷吗？那一刻，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同学的妈妈却心花怒放，突然一抹绯红的云霞涌上她的脸颊：哇，乖乖，她竟然读懂了，她竟然知道你们家穷。我记得我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反反复复说：这不是真实的，是记者瞎编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写。
不过无论我说什么，很明显同学妈妈都不关注、也不在乎。她只是沉浸在小女儿小小年纪悟性很高的骄傲之中，并且反复询问她怎么看出来的。小妹妹一面看看里面的文字，一面看看我，向我确认文章里面的内容，一面用胖乎乎的小手指着某一段的铅字，告诉大家：我从这里看出来的。而她的妈妈则把这个故事当做励志范本在教导她，还教她以后好好向我学习。而我，只能哭笑不得，沉默充当着那个榜样的模特。
从那一次开始，每次到闺蜜家，她妈妈都会很好心地塞一些东西给我，水果、零食，尽管后来我已经上大学，已经有了助学贷款和不错的兼职，但她还是很热心。她是个善良的母亲，她只是在帮助她女儿的朋友，她在为过去没有关注到我的境况做弥补——这样的热心，是不允许被拒绝的。
面对这样的关爱，感激之外，我更多的是局促不安，甚至有时找不到我与这个闺蜜家人相处的姿态。原本我和这个闺蜜相处，并愿意到她家玩耍，并不是出于感恩或者他们对于贫穷的不歧视，而是真正地喜欢这个朋友，我们一起学习过，一起打打闹闹过，一起唠唠叨叨一些有趣事情，一起交心分享过往的经历，难过的时候我们抱着对方哭一哭、总能得到拍拍后背的安抚，开心的时候我们告诉对方、一起哈哈大笑，当然我也真的喜欢着她家人的善良。
后来的日子里，我都不想再提起我那次高考，只想它快点过去，伴随着初入大学的军训，一起被太阳晒黑到看不见。偶然在搜索引擎中发现自己的那篇报道，我如临大敌，仿佛再次裸奔。直到我在大学期间，做了一些有意义的社会工作被报道，工作后自己做了记者又陆续发布了一些文章，这篇报道才慢慢从第一位掉下去，渐渐掉出第一页，直到最后已经不再能搜索到——这个过程我感觉自己的安全感又慢慢回来了，仿佛把衣服一件件穿回来，我终于不再是那个只有一个高考故事的人。
现在想想我不应该说这个记者伤害了我，其实我的拒绝对他而言何尝没有伤害，或许这样的报道是报社必须的策划，不管是不是他，都有人要来承担这个采写的任务。我拒绝接受采访，而他又必须得完成任务交差，于是他最后就只好默默在不打扰我的情况下，按照以往“寒门出贵子”的套路炮制了我的故事。其实，他并没有丑化我，反而把我艺术得很正面很典型，只是编出了一个我不认同的故事而已。
这不禁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视剧《九九归一》里，日本人山田对小婉旗袍上的那朵牡丹惊羡不已，要他们再搞一件来，但其实那朵牡丹是秀茹在烫坏了小婉旗袍后做的补救，还被小婉气得大骂一通，秀茹的手也因为补救冻伤。小婉的前夫贾富贵，面对背叛自己、离婚的前期小婉为日本人来求秀茹刺绣，他愤怒赶走了小婉。但小婉并没有把贾富贵一干人的拒绝如实告诉日本人，而是悄悄移花接木请了专业的绣房完成了绣花，得到山田的满意收货，也解除了贾富贵一家的危机。虽然小婉不是个好人，她贪婪自私泼辣，但她没有残忍地用强权强逼，也没有出离愤怒报复贾富贵一家，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这是我青春年少时的一段小插曲，对我当时的生活、心理，以及日后面对他人的评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对自己的传媒职业生涯也有过怀疑。不过，时间帮我治愈了这一切，淡淡的疤痕仍然在记忆里，只是我已经不疼不痒了，我已经进化出了另外的烦恼、另外的追求。
其实高考真的只不过是一道稍稍凸起的坎，过了这道坎，后面还有无数的坎：大学的学习、锻炼，是分水岭，直接让我们流向了不同的城市、岗位、阶层；工作后的进取和机遇，是改写命运的神笔，画出了我们或大或小、或难或易的梦想。
幸运的是，人生给了我们时间，可以不断调整自己的脚步和梦想，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进发。我们改变自己的机会很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不是固定的脚本，任何人都不应该标签化我们的人生。
只要我们愿意，想要做什么样的梦，是我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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