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案三宗

那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那个工厂大院听闻过的几宗非正常死亡事件，因为怕鬼，所以记忆至今。

一个外号叫“粘豆包”的老太太，在一个阴雨绵绵的夜里跟老伴口角之后，吊死在厂区内一棵树上。在我们那个封闭的厂子，谁家有屁大的动静都会被义务宣传员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广为传播。我还记得我妈听了这消息特意带着我串门到一个消息灵通的人家。女主人是“白姨”，又叫白瞎子，鼓鼓的眼睛，一副高度近视镜。进了门，就看见她的手舞足蹈地比划“手都是僵的，象鸡爪子似的伸着，，，，”最后她本人还站在高高的炕台上，头低垂着，手也模仿着僵直鸡爪状。“粘豆包在头上顶了个水泥袋子的，还是有良心，怕吓倒人啊！”白姨的鼓眼睛轮流扫视着听众，当她的眼神过来，立即低下头手里摆弄着自己的帽子，同时已被她所制造出来的“气场”震慑住了。粘豆包死了死了，还换了外号，从此叫“吊死鬼”了，她的女儿、孙女、侄子的名字如果没人知道，但只要加上“吊死鬼的某某”就晓得了。

还有一段传奇的，被当年我们县列为首要大案的一宗无头女尸案。一个小孩往废弃的机井里撒尿，听到哗啦哗啦的声音，觉得奇怪，就伸头去看，看见塑料包着白花花的什么东西，于是叫了大人来看，结果出了这么一个恐怖大案。由于地点在离我们厂不远的近郊，正上小学的我和班上一帮子跑去看热闹。只见平时萧条的村里却喜熙熙攘攘如同赶庙会。空气里仿佛也有种奇怪的臭味。老远的看见公安人员俯下身，围着一堆玉米秆——“啊”，一个女同学大叫起来，说她看见了一只青不啦叽的脚丫子。我谢天谢地自己是近视眼，啥也没看见。

第二天放学后，又见到一帮人议论纷纷地把某栋围了水泄不通，我挤进去，挨着一个高年级的女孩，女孩绘声绘色地说，刚才警察们带着一个男的进了这屋子，一会儿出来了一个警察，手里拿着一个瓶子，瓶子里装着一片纸，纸上还有一滴血。我用不信任的眼神看了看她，她可是有名的撒谎精，又仿佛是个缩小版的”白姨“。门又开了，警察出来了，带着一个瘦瘦的男人，那男人白净的脸上仿佛还带着委屈和冤枉。

这之后第二天，案就破了，那个瘦瘦的已婚男人又搞大了这女人的肚子，口角，掐死，分尸，抛尸。那女人也是厂里的子弟，她妈妈早年自杀，父亲又再婚。印象中那女人很高傲，打扮时髦，走路时候从来是目不斜视的。

最八卦的是，据说当年她妈妈自杀也是在那栋。母女都死在那栋楼里。那杀人犯的母亲在儿子被枪毙掉后总在家加工一些猪下水，在食堂门口卖。有人咂舌，也有人买。

如果说这些死亡只是给大家添了点谈资，却还有一个年级轻轻的帅哥的死让大家为他不值，为他扼腕叹息。一个叫李红斌的没妈孩子（没妈孩子真是棵草！）被一个已婚妇女勾引，为之神魂颠倒，为之去偷工厂里的铜去卖钱讨好那女人。倒霉孩子被人抓住，又赶上“严打”风，交代只卖了几十块钱却被打得个半死，因为金额少的不够从重从快从严，最后说偷了几百块钱的铜又“挥霍一空”给判了10年。但只过一年他就越狱成功。而他越狱的主要原因是他的肾脏被刑讯时打坏掉，活不久矣。据说他搞了一身白西装回厂，到发小家借了猎枪，到厂保卫处的“大崔”（抓他的人）报仇，李红斌喊了声“大崔！”大崔一回头，他就开枪了，大崔军人出身，敏捷地躲到厕所墙后（不知道保卫处的厕所是如何设计的），所以没打到。“发小”的母亲早报了案，武警全来了，李红斌拼命逃窜，穿越我们县城最热闹的北街，沿着东大街一直跑到“东湖”，我们县城里唯一的风景名胜，流传是苏东坡被贬（还是流放？）修葺的一所与“西湖”齐名的园林，这里的每一棵柳树都是几百年的历史。李红斌穷寇没路，跑到东湖一个破败的“望苏亭”，这亭子是两层的，据说是苏东坡的母亲想念儿子，望其早归而修的。李红斌在这里被击毙。事隔多日后我们都去看“望苏亭”，看到柱上斑驳的黑色血迹。

李红斌在死后一次次被人定义为“好人”的时候，白姨她们也想起李红斌曾帮助她拉过煤球，潗过酸菜，搬过大酱缸。也有人说李红斌回厂是为了再看一眼那个相好（那女人快被吐沫淹死的时候调走了），他去东湖是因为他们常常在那约会。

逝者已矣，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