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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浙东文化培养出来的一位文化巨匠，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古代越文化的刚硬和百折不屈的伟大精神，这种文化基因渗透在鲁迅的生活和作品的方方面面，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这种文化的复仇精神。
浙江绍兴，夏称於越，亦称大越，简称越。春秋时期，於越民族以今绍兴一带为中心建国，称越国。秦王政二十五年，降越君，称会稽郡。“越”字来源于“钺”，本是古代的一种兵器，《说文解字》曰：“钺，大斧也，一名天戉。” 在原始社会时期，钺为成年男子的象征。从字源的考证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越文化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尚武的男性阳刚之气。在春秋时期，越国因为吴国的阻隔，与中原的交往较少，因此在文化上与我们所了解的华夏传统文化有着较大的不同。越国人的原始图腾崇拜尤其发达：《史记·赵世家·正义》记越人文身之法“刻其肌，以青丹涅之。” 他们文身是用矿物、植物的颜料在身上画些图案，其中最显著、最典型、延续时间最长的是蛇图腾；《汉书·地理志》载越人“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这大概与浙东地理环境潮湿炎热，植被茂盛，因而多蛟蛇之物有关。据学者考证，“断发文身”是早期图腾崇拜的遗风，也与他们常在水中生活有关。又据《淮南子 . 原道训》记载：“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人民断发文身，以像麟虫”。九嶷山以南水乡，在陆地上事少，比较多地从事水上作业，因而，当地人剪短头发，在身上画上一些像龙像蛇等动物图像。
西周时期，位居中原的华夏民族已经建成了相当完备的礼乐制度，结出了灿烂的文明之花，而此时的越人还是停留在原始部落的图腾崇拜当中，巫鬼色彩浓重，因此也被中原民族讥之为“夷狄”。不过我倒认为，恰恰是这未开化的夷狄文化，构成了越人的刚硬不屈、嫉恶如仇的民族性格。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这其中体现的就是越人的这种强烈的复仇精神。
鲁迅的《且介亭杂文末编》里有一篇文章叫《女吊》，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女吊是绍兴民间的一个传说，就是指女性的吊死鬼，这种鬼会在缢死之后返回人间，向之前的仇人复仇，鲁迅先生是高扬这种复仇精神的。在《故事新编》里，有一篇文章叫《铸剑》，就是对这种精神的绝佳注脚。铸剑的故事取材自魏晋时期曹丕的《列异传》，里面有一则故事名叫《三王冢》，讲述了春秋时期铸剑高手干将莫邪献宝剑于王反被杀害，而后其子眉间尺受一陌生人相助，为父报仇的故事。在文中鲁迅曾对眉间尺的复仇情节有着精彩的刻画；在听完父亲悲惨的遭遇后，鲁迅写到：“眉间尺忽然全身都如烧着猛火，自己觉得每一枝毛发上都仿佛闪出火星来。他的双拳，在暗中捏得格格地作响。”之后他的母亲说：“你从此要改变你的优柔的性情，用这剑报仇去！”越文化的这种强烈的复仇精神跃然纸上。在对楚王的复仇过程地描写上，鲁迅的手笔更是出神入化：“王头刚到水面，眉间尺的头便迎上来，狠命在他耳轮上咬了一口。鼎水即刻沸涌，澎湃有声；两头即在水中死战。约有二十回合，王头受了五个伤，眉间尺的头上却有七处。王又狡猾，总是设法绕到他的敌人的后面去。眉间尺偶一疏忽，终于被他咬住了后项窝，无法转身。这一回王的头可是咬定不放了，他只是连连蚕食进去；连鼎外面也仿佛听到孩子的失声叫痛的声音。”复仇完成之后，鲁迅写到：“黑色人和眉间尺的头也慢慢地住了嘴，离开王头，沿鼎壁游了一匝，看他可是装死还是真死。待到知道了王头确已断气，便四目相视，微微一笑，随即合上眼睛，仰面向天，沉到水底里去了。”复仇乃人之本性，对于眉间尺来说，复仇就是他人生的使命。在这里，越文化的复仇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鲁迅也不仅仅只在他的笔下泄愤，他把这种刚硬的精神彻底地融入到了他的每一滴血液中，并在他的生活和行动中坚决贯彻，这是其之所以被称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的最重要的原因。
《野草·求乞者》里鲁迅写到：“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我就憎恶他这手势。而且，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是一种求乞的法子。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同情是鲁迅最大的敌人，同情是软弱的象征，炮火连天的年代，中华民族最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男儿的铮铮铁骨！还是《野草》，在《过客》里，面对小女孩的布施，鲁迅写到：“但是我不能。我怕我会这样：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象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或者咒诅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连我自己，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但是我还没有这样的力量；即使有这力量，我也不愿意她有这样的境遇，因为她们大概总不愿意有这样的境遇。我想，这最稳当。姑娘，你这布片太好，可是太小一点了，还了你罢。”面对来自亲人、友人的同情，鲁迅却明确表示拒绝，甚至这种人间的温情对他来说反而是前进路上的一个负担，因为鲁迅先生的人生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而奋斗的一生，他要用他自己的鲜血“献祭轩辕”，为民族了却“这四千年的旧账”，“自己同黑暗沉寂下去”，“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的地方去”。这是真真正正的民族魂！
鲁迅临终之前曾说到：“欧洲人死前要饶恕别人，准备上天堂。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好一个“一个都不宽恕”，真是“鲁夫子做杂文而正人君子惧。”当代作家王蒙评价鲁迅时说道：“鲁迅是伟大，可是我们民族几千年能出这么一个就不错了，想想要是人人都成了鲁迅，我的天。”聪明者如王蒙之流正是看出了鲁迅思想中的颠覆性，这才对鲁迅三缄其口，讳莫如深。其实鲁迅又何尝不渴望爱和宽容，他自己说他的创作“总是植根于爱”，正是因为爱中国爱得深沉，鲁迅才不惜用自己的血和泪奋笔疾书，和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战斗，因为在他看来，那些道貌岸然、张口闭口宽容怜悯的人，其实是“做戏的虚无党”，他们“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所以鲁迅主张“痛打落水狗”，让这些正人君子彻底醒悟。
鲁迅又何尝没有宽容过、没有爱过。他热爱青年，朝气蓬勃的青年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他要“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可是和鲁迅站在同一阵线上的青年，却反过来攻击鲁迅，这让鲁迅伤心到了极点。“来自敌人的攻击，是不可怕的，最可怕的，就是亲人的反目，来自同一阵线的人的暗箭”，但是鲁迅还是一忍再忍，“一般青年人骂十句，我只回一句”。宽容的鲁迅发现这并没有感化青年人，费厄泼赖在中国应该缓刑，复仇才是人的本性，才是中国文化最缺乏的精神。于是晚年的鲁迅变得越来越愤怒，与人的论战也越来越多，这与他那种浙东文化自古的复仇精神是分不开的。
“于是只剩下广漠的旷野，而他们俩在其间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这都是造物主的良民。他就需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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