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垄断》P170
事实上社会研究者的故事在结构和功能上都接近想象力丰富的文学；换句话说，社会研究者和小说家都是对人的一系列事件作出独特的解释，并且用各种形式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解释。社会研究者和小说家的解释既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也可以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两者的魅力都来自于语言的力量、解释的深度、例证的相关意义和主题的可信度。社会研究和小说创作的一切要素都有一个可以辨认的道德意旨。“正”“误”这两个词用于数学或科学的意义在这里不适用。这是因为这些解释里不存在普适天下、不可改变的正确或错误。没有什么关键的测试可以用来验证或证伪这些解释。没有什么由他们演绎而来的自然法则，他们受到时间、情景的局限，尤其是受到研究者和作家文化偏向的局限。
小说家和社会研究者都用原型和隐喻来构建故事。比如，塞万提斯就塑造了唐吉坷德这个永恒的原型，以为不可就要的梦想家和理想主义者。社会历史学家马克思就塑造了资本家的原型，无名无姓但残忍而狡诈的资本家。福罗拜塑造了包法利夫人的原型，他是感到压抑的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玛格丽特·米德塑造的是萨摩亚岛上无忧无虑、不觉得内疚的青年。卡夫卡塑造的原型是与社会格格不入、虚度光阴的都市人。马克斯·韦伯塑造的原型师一群辛勤工作的人，他们的驱动力是他所谓的基督教新教伦理。
我们有理由说，19世纪的小说家为我们的文化创造了大多数最有利的隐喻和形象。到了20世纪，这样的隐喻多半出自社会历史学家和社会研究者的笔端。请想想约翰·杜威、威廉·詹姆斯、阿尔弗雷德·金赛、索尔斯坦·凡勃仑等等，你不得不承认，我们关于自己是什么人的观念、关于我们国家的观念多半来自社会历史学家和社会研究者讲述的故事，大大超过了最知名小说家给我们讲述的故事。
和科学不一样，社会研究从来不发现任何东西。它只是重新发现人们过去知道、现在需要重述的东西。实际上，倘若文明的代价是压抑人性的，发现这个道理的并不是佛洛依德。如果人的意识是由其物质环境决定的，发现它的也不是马克思。如果媒介即信息，发现它的也不是麦克卢汉。他们只不是用现代的风格重述一些古老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几百年里都将反反复复的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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