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王阳明可谓是‘火’了,王阳明在沉寂了几百年之后,今日‘阳明热’再次袭来,为什么用再次?因为‘阳明热’在明代中后期已经‘火’过一次了。今日之‘火’原因很好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讨论时指出,‘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这是其一,至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立文化自信的呼声越来越高,王阳明再次被人所熟知,当然这之中不乏一些盲目跟风者。其二,笔者认为,有一句话应验了,戴维明说:21世纪将是王阳明心学的世纪。也许伟人都是具有前瞻性的,这些话当然不是随意说说,自有其内在道理。
从读稻盛和夫的‘心不唤,物不至’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开始涉足心学领域,王阳明出现在我的视野。 从最浅显的追随王阳明的传奇经历和功绩,到深刻研习《传习录》,是为了解决心中疑惑。古往今来,那么多人推崇王阳明内在原因是什么?‘阳明热’为什么在当下又‘火’了起来?为什么戴维明说21世纪是王阳明心学的世纪?这里面的背景和深刻的道理究竟是什么?如果不搞清楚这些,我将一直追寻下去。而近日读了密歇根大学心理学教授查理德·尼斯贝特的《思维版图》得到了一些启发,这本书虽然是讲中西方哲学及认知差异的,但其中说了一个理论,简而言之,西方的思维和东方思维是不一样的。具体差异表现在,东方人看待世界是一个‘圆’,西方人看待世界是一条‘线’;东方的哲学体系建立在辩证法上,西方建立在‘逻辑’上;东方人追求‘合理性’,西方人追求‘理性’,书中阐述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时代起,即中国孔子时代,分别奠定了之后几千年的东西方哲学理论根基,归于一点,西方古希腊是游牧文明,中国是农业文明。而游牧、狩猎的单独生存属性和农业互相依存的联系造成了‘场独立’和‘场依存’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跟王阳明心学有何关系?
如果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文讲了那么多,无非是说明,王阳明‘火’的深层次原因已经呼之欲出了。社会认知和行为被经济形态影响着。经济形态影响文化环境,进而影响哲学立足点(认知),同理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决定相应的文化环境能够生存,进而影响着哲学发展。一切都和经济形态挂钩了。如今王阳明之所以‘火’是因为王阳明心学是适用于商业文明的哲学理论。
从三个方面讲。
第一:对人的关注。封建社会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礼教,如‘天地君亲师’及‘三纲五常’,如果谁打破这些是大不敬之罪,可是这些讲究在一些情景和条件下会成为社会及个人发展的绊脚石。王阳明心学的最了不起之处就是打破了以‘天地君亲师’这一类礼教为纲的理念,转而以‘人’为首要出发点。这里说的打破,并不是说否决。只是调了个位置,首要的和次要考虑的位置调换了一下。在读王阳明的时候,虽然没有一次提及‘个性’这个词,可是整个阳明心学的都在讲‘个性’,以及发挥人的个性,不论是‘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此知都是独知。‘独’就是你我每一个‘个体’。而发扬‘个性’就是商品社会的要求。这和发展有着紧密联系。在快速发展的当下你一个不留神或者一点犹豫,就和机遇擦肩而过,所以要当机立断就不能被固定的东西束缚思想,徒增顾忌,比如说礼教之类。
第二、心即理。心即理是王阳明心学的出发点,由外因转向内因,外求转为内求。时代瞬息万变,发展速度日异月新,知识爆炸等都是商品社会的特点,而立于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只有自己的良知可信,千圣皆过影,良知乃我师。商品社会也是利益社会,普遍的观念会转为利益至上,与农业社会不同。举个例子,在我们农村家家户户邻里之间都认识,而且人和人之间关系亲密,互相依存,像亲人;而到了发达城市,人和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即便住在了同一个屋檐下都不打招呼,一则是信任问题,二则是文化环境使然。农村地区还保留着古代封建社会的依存关系,而到了发达城市人们所处的环境变成了商业社会。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说:我们获取的食物并非来自屠夫、面包师和酿酒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利己的思想。我们不需要向他们乞求怜悯和爱意,只要唤起他们的利己心理就可以了。像这种资本社会著作,在思想层面不能被农业社会所接受。‘心即理’实际上为我们评判和看待世界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是对循规守旧的反对。其次,越是高处的人越需要‘心即理’的思想,比如说企业家、国家领袖。为什么?在世界大融合的背景下,越在高处,能参考的意见越少,在众说纷纭的情景下,没有参考以做出决断,‘心即理’的思想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说‘以史为鉴’可是历史也不能全然包括今天社会的具体情况,其指导作用有限。
第三:致良知。乱花渐欲迷人眼,商品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复杂。而致良知学说,正是雾里看花的方法。你是对的,他是错的,还是你是错的,他是对的?你向谁要答案?这种冲突会越来越多,利益至上的本质确定了冲突会越来越多,以往的经验会越来越不实用。良知会告诉你怎么做,就像老师一样指导你。事情的隐蔽性会越来越强,例如,在金融圈各种资本运作的手段层出不穷,可是有一些违法的手段难以被发现,因为其复杂性和隐蔽性,不能被及时的发现,而当事人抱有侥幸心理变本加厉,最后东窗事发,人们才恍然明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就是商品社会的复杂性和隐蔽性,一切以利益至上,阴谋和诱惑只会越来越多。这就要求我们致良知,及时在事物的启蒙阶段就拔掉他,致良知之功在此时就有了大用。
一个学说能流行必定契合了当时的时代背景。这篇文章源于我自问自答,那一丝明悟激励我记之以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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