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黄永胜，大约是在1978年12月份的一天。
那天，一位看守他的战友因进城办事找我替他顶岗，我才如愿去一睹这位早就想见而无机会见到当年在军队权倾一时的总长黄永胜的真容。
为何这样说呢？因为黄永胜在我们秦城监狱204监区是专哨，即每班哨是由一个该班哨的固定哨兵专门看守他。
而我不是专哨，是普哨。按说是没有机会看守他的，但因为我们公安部武装警察干部大队看守秦城监狱的人员本身就不富余，而看守勤务又重，加上探亲、家属来队、住院治病、进城办事等原因，没有机动人顶替，只有哨兵之间自行调换。
这种情况在我们干部大队1978年3月起初从北京卫戍区接手秦城监狱时是不允许的，只是后来人手不足，上级也无人员补充，大队才睁只眼闭只眼，听之任之，由战友之间互相调剂。
这样才有了我这个“普哨”去“享受”“专哨”的“待遇”，此后这样的情形就多了去了。
我见到他的第一眼给我的印象就与其他人犯不同。
仅穿着就有别于他人，其他人犯都着监狱统一发放的黑色囚服，而他则和他入狱前一样，依然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只是未带军帽，衣领上也无领章。在我与他接触的四年监狱生涯中，他的着装均是这样，从未见他穿过黑色囚服。
他，长型脸，大鼻子，两眼仍不失光芒，面部饱满，头发生的很上，天庭广阔，身材高大魁梧，精神矍铄，身板硬朗，笔直通条，没有一般这个年龄老人惯有的佝偻和弯腰驼背，给人一种干练的感觉。
从他这幅身型里，依然可以看出当年在战场上带领和指挥千军万马冲锋陷阵的彪悍和勇猛的影子。
由于他入狱前的职务和级别，黄永胜在监狱里也与其他普通人犯有所不同，前面已说过他的看守哨别系专哨，专人专看（204监区专哨只有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5人），他在监狱里分分钟的活动情况都要由看守记录于看守记录本，以供有关方面分析他的思想动态。
其他人员均为普哨，一名看守看护多名人犯，只要不出事故就行了，不需要一一做看守记录。
黄永胜住着单间监舍，约20余平方米，有卫生间，监舍门的上下半部分中间各有一个15—20CM的活动小风门，可以随时开关，便于送饭，传递衣服、书籍、纸笔等物品以及有什么事情随时开活动小风门问询和处理，减少了无论大事小事都开监舍大门的麻烦。
监舍门上半部分的小风门上有一个猫眼，卫生间也镶嵌有一个直径约5cm左右的圆形玻璃望孔，便于看守随时观察人犯情况。
监舍内有一张低矮的小木床，一张小书桌，供写交代材料用。室内安装有有线广播，每天早晚定时播放，可以听新闻及少量文艺节目，有《人民日报》，供其了解时政及国际形势，每周5可以换书，主要是伟人著作和一些红色名著，供他们在狱中打发时间。
他的伙食也与其他人犯不同，普通人犯是大锅，推车送饭，而他与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5人是专灶，饭盒专送，为防止错送，饭盒上标有各人的代号，如黄永胜的饭盒上粘贴着“7601”字样，这样，送饭时就不会错了。
一般早餐有稀饭、馒头、咸菜，有时换样花卷、包子、油条等，中晚餐米饭，一荤一素，有时还有一汤，饭后还有一个或苹果或梨或香蕉等不同的餐后水果，节日还会有加菜打牙祭。
若是生病了有专人及时带去看医生，日常服药有专门的卫生员按时按量送到手里并监督服下。
他的放风也与其他人犯不同。
一是放风地点不同，普通人犯放风都在狭小的无顶盖的专门的“放风房”“圈放”（我在前面的回忆文章中曾做过描述，在此不再赘述），而他放风则是在204监区内监舍楼房靠太阳的东边水泥路上“散放”，在这里放风，不仅四周无墙壁阻挡，放风时活动的范围较大，可以来回自由行走的空间距离较长，少了些限制和压抑的感觉，而且视野相对开阔，可以放眼远眺。
二是放风时间也比较灵活，整个监狱一周内除周日不放风外，其余六天都正常放风（雨雪天除外）。一般情况下，普通人犯放风时间通常在每天的上午9—10点之间，时间比较固定，而黄永胜则根据季节变化而调整放风时间，寒冷的冬天则是在太阳较好较为暖和的上午，炎热的夏天则是在较为凉快的晚饭后，其他季节均为上午，而且，他放风持续的时间也比普通人犯长，普通人犯放风一般在20分钟至半个小时，而黄永胜放风的具体时间长短基本不限。
他在放风时，多半都带一个小马扎，走一会，坐一会，想走就走，想坐就坐，比较自由。
至于生活的其他方面，他和其他人犯一样，多数时间是在监舍里安静地看书看报，广播开了就听听广播。累了就起来在室内走走，或者闭目养神。日子过得似乎悠闲而自在。
不过，有时看他在室内漫步时，也呈现出一种专注的思考神态。那，或许是他沉浸在自己曾经叱咤风云的激情岁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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