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五年，丁巳，公元717年
1、春正月癸卯，太庙四室坏，上素服避正殿。时上将幸东都，以问宋璟、苏颋，对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终，遽尔行幸，恐未契天心，灾异为戒；愿且停车驾。”又问姚崇，对曰：“太庙屋材，皆苻坚时物，岁久朽腐而坏，适与行期相会，何足异也！且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以关中不稔幸东都，百司供拟已备，不可失信；但应迁神主于太极殿，更修太庙，如期自行耳。”上大喜，从之，赐崇绢二百匹。己酉，上行享礼于太极殿，命姚崇五日一朝，仍入供奉，恩礼更厚，有大政辄访焉。右散骑常侍褚无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迁都之日，岂取苻氏旧材以立太庙乎？此特谀臣之言耳。愿陛下克谨天戒，讷忠谏，远谄谀。”上弗听。
这段话信息量好大。宋璟、苏颋的答复是儒家天人感应的标准答案，出现灾异，必定是皇帝做事不妥帖。最直接的就是当前不符合礼制的行为。姚崇的说法不但符合史实，也有唯物主义、就事论事的含义，采取的措施也符合正常的规范。只不过这个答案正好符合李隆基的心理，禇无量把它当作诌谀之辞，驳斥的理由既无依据，又无考据，纯粹是推测之言，殊不知杨坚正是最节俭的皇帝（如果不是之一），以这一事实推断，用旧材也是他能做出来的事。禇无量学识不足，又妄测人心，实在是才德都不配其位。而司马光似乎对李隆基的行为包含批评。
2、辛亥，行幸东都。达崤谷，道隘不治；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顿使官，宋璟谏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将来民受其弊。”上遽命释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请令待罪朝堂而后赦之。”上从之。
宋璟的劝谏有道理，但后续的安排似乎有溜须拍马之嫌
3、初，上微时，与太常卿姜皎亲善。及诛窦怀贞等，皎预有功。由是宠遇群臣莫及，常出入卧内，与后妃连榻宴饮，赏赐不可胜纪。弟晦，亦以皎故累迁吏部侍郎。宋璟言皎兄弟权宠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为然。秋七月庚子，以晦为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汉诸将，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优闲自保。皎宜放归田园，散官、勋、封皆如故。”
两汉的开国功臣结局迥异，一是跟当时皇帝的性格有关，二是跟功臣们掌权的程度有关。
4、并州长史张嘉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请宿重兵以镇之。”辛酉，置天兵军于并州，集兵八万，以嘉贞为天兵军大使。
“镇”，大概就是当时中原王朝对待游牧民族的政策，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直到有一天“镇”不住整个垮掉
5、太常少卿王仁惠奏则天立明堂不合古制；又，明堂尚质，而穷极奢侈，密迩宫掖，人神杂扰。甲子，制复以明堂为乾元殿，冬至、元日受朝贺，季秋大享，复就圜丘。
因人废事，好在不是拆掉
6、贞观之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谏官、史官随之，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诸司皆于正牙奏事，御史弹百官，服豸冠，对仗读弹文；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谗慝。及许敬宗、李义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于御坐前屏左右密奏，监奏御史及待制官远立以俟其退；谏官、御史皆随仗出，仗下后事，不复预闻。武后以法制群下，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得互相弹劾，率以险诐相倾覆。及宋璟为相，欲复贞观之政，戊申，制：“自今事非的须秘密者，皆令对仗奏闻，史官自依故事。”
风闻言事使御史免除心理负担，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上更多是被拿来做打击政敌的手段。只要种下一颗怀疑的种子，迟早会发芽
7、冬十月癸酉，伊阙人孙平子上言：“《春秋》讥鲁跻僖公；今迁中宗于别庙而祀睿宗，正与鲁同。兄臣于弟，犹不可跻，况弟臣于兄，可跻之于兄上乎！若以兄弟同昭，则不应出兄置于别庙。愿下群臣博议，迁中宗入庙。”事下礼官，太常博士陈贞节、冯宗、苏献议，以为：“七代之庙，不数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继为君，若数以为代，则无祖祢之祭矣。今睿宗之室当亚高宗，故为中宗特立别庙。中宗既升新庙，睿宗乃祔高宗，何尝跻居中宗之上？而平子引跻僖公为证，诬罔圣朝，渐不可长。”时论多是平子，上亦以为然，故议久不决。苏献，颋之从祖兄也，故颋右之。卒从礼官议。平子论之不已，谪为康州都城尉。
中宗这一脉凉凉，这种兄弟相继比父子相继往往具有更多的悲剧性
8、秘书监马怀素奏：“省中书散乱讹缺，请选学术之士二十人整比校补。”从之。于是搜访逸书，选吏缮写，命国子博士尹知章、桑泉尉韦述等二十人同刊正，以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为之使，于乾元殿前编校群书。
太平盛世校诗书，开元初年已显示 出盛世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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