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论述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缘起、意图，以及《资治通鉴》的功用，简明而扼要：
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为编年一书，神宗皇帝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且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温公之意，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治平、熙宁间，公与诸人议国事相是非之日也。萧、曹画一之辩不足以胜变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国论，专以书局为事。其忠愤感槩不能自已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之类是也。至于黄幡绰、石野猪俳谐之语，犹书与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后人不能尽知也。编年岂徒哉！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翻阅《资治通鉴》正文数页，便可知胡三省的论述不但简明扼要，而且十分中肯；《资治通鉴》确实是一部贯经入史或以史充经之作，它将传统的“以史为镜”提升至全新的高度。总而言之，或一言以蔽之：《资治通鉴》不是历史书，而是传道书。（202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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