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尴尬在于，永远无法全面客观地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只能千方百计无限接近于事实。剧作家可以轻松地戏说历史，文学家可以生动地演绎历史，而历史学家只能一丝不苟地正说历史。既然是权威解释，那就必须完全地真实不虚。然而，既有的史书，档案，资料，文物，古迹，浩如烟海，要爬罗剔抉理出个头绪，恐怕毕生都未必能够，更何况其中虚假的成分亦不在少数。
尤其是史书，多为后一朝代组织人员所修，难免对灭亡之朝政有诋毁污蔑之处，对前朝人物的臧否褒贬难保不偏不倚。所选事例人物自然是有利于本朝主张，有时为了佐证申明本朝的合法性，还要故意胡编乱造，无中生有。像司马迁那样独立收集史料，虽然力量有限，遗失不少，但其真实性更为可信，且观点思想更加冷静深刻。可惜有司马氏之才，具司马氏之识者，历史无两。史书尚不足凭，史家又如何能正说历史呢？只能说尽力往历史的真实方面靠而已。
事实上，学史讲史，关键在于把握历史规律，用于当今实践。不必过于纠缠历史的细枝末节，犯上历史真实性的强迫症。宋朝时，苏轼参加科举考试，时主考官为欧阳修。苏轼写的策论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言“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欧阳修未曾看过相关历史记载，问苏轼出于何处？苏轼回答说，按照尧帝和皋陶的本性特点，我想应该会这样吧。这明摆着是编造，却又合乎常理，实为创造性的杜撰。欧阳修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学必独步天下。”
虚无历史固然不可取，全信历史亦过于拘泥。取精用宏，活学活用，才是学史要旨。-摘自朋友圈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