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上班的路上,小可看着最近从朋友圈得到分享的《安乐死》,看到其中那个在阳光下微笑正常交际的艾米,在回到住所被问及怎么了的那一刻,笑容消失,她说:我每天都想死。当然她是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患者。
小可看到了自己。
小可在想,如果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会从哪里说起。
小可想了想,决定这样说:
我和人有着极大的障碍感,距离远的像是其他星球和地球。
我和父母的关系,我觉得可以用“有责任的孤儿”来形容,当然这看上去很不孝顺,也很不尊敬。但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贴切的词语。因为我们很难交流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母亲比较强势,她有她自己的苦楚和坚持,对于她来说,我似乎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也不需要知道我的想法和感受。她有时候会问一下她要处理的事情的建议。她可能不太擅长和我有母女之间的交流,我认为的那种交流。这是我的责任之一。
父亲和酒是我的心理障碍。也许,是我应该更加主动积极的去沟通,但是我始终不太愿意,和父亲喝酒后家暴有直接的关系。这是我的责任之二。
孩子的父亲,以及是前夫,为了孩子住在一套房子里。几乎得不到帮助,离婚是因为我已经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已经无法再多负荷一个人。
孩子,我的主要责任,不过也已经16岁了,开朗、快乐,我很高兴。
所以,我所承担的都是责任,那么我所需要的支持在哪里呢?
在家庭中,我称呼自己为有责任的孤儿。
我会继续承担我的责任,但我有些孤独。来自20世纪七十年代独生子女的孤独感。
可能,我需要转向的,不是在现在这些人群中寻找给我的支持,而是扩大朋友圈,找到自己的内心力量成长的新路径,然后可以考虑反哺家庭,或者不反哺,那是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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