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苏东坡传》（林语堂），看《苏东坡新传》（李一冰），都有疑问：害苏轼的果然是章惇吗？
苏轼与章惇是嘉祐二年同榜进士，这一榜录取了一大批牛人。除了苏轼、章惇，还有苏辙、曾巩、张载、程颢、曾布、吕惠卿等，苏轼与章惇，两个人私下的关系，曾经很好。
二人早年曾同在陕西当官，关于二者此间同游的逸事，就有两个版本。
版本一，二人在山寺中饮酒，刚好附近有老虎出没。二人酒狂，骑马同往观之。离老虎数十步，马惊不敢前。苏轼说：“马犹如此，著甚来由？”掉头离去。章惇则独鞭马向前去，取铜沙锣于石上攧响，老虎惊窜而去。回来后，章惇对苏轼说：“子定不如我。”
版本二，寺边有一深谷，谷下有潭，山壁之间架有独木桥。章惇邀苏轼过桥题字于山壁，苏轼不敢，章惇题之而返，神色自若。
两个版本有个共同点，即章惇是个“狠人”。但人“狠”与不“狠”，却与道德无关，与心胸无关。
王安石变法始于熙年二年（1069年），当时的苏轼和章惇资历均浅。苏轼反对变法，章惇拥护变法，政见不合。但两派对垒，真正代表，是司马光和王安石。章惇因拥护变法得到重用，苏轼则辗转于各州。所以在“乌台诗案”时，身在中枢已高居参知政事（副宰相）的章惇有能力维护于苏轼。
王珪：“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于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
章惇：“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龙也。”
退朝后，章惇还诘问王珪：“相公乃欲覆人家族吗？”
王珪：“这是舒亶说的。”
章惇怒道：“舒亶的口水也可以吃的吗！”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政见不合，并没有影响章惇的正直和他跟苏轼的友谊。在苏轼因诗案贬至黄州之后，敢与苏轼保持书信往来的旧交不多，最让苏轼感激的，还是章惇：“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重用王安石的宋神宗逝于1085年，年幼的哲宗即位，反对新法的宣仁太后摄政，苏轼得升而时为“知枢密院”的章惇遭到贬谪，“以正义大夫知汝州”，下场还算好。
现有的史料可以查到苏辙的《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但没有苏轼弹劾或营救章惇的文字，无法确定其态度。
天下人都知道，苏家兄弟的感情好，苏辙以苏轼是瞻，如果有人说，苏辙此举和苏轼通过声气，章惇肯定是会相信的。这状子是苏辙上的还是苏轼上的，在章惇看来，并无分别。
要“收拾”章惇其实用不着苏轼或苏辙出手，变法派倒台是时运所致——北宋的最高权力一直牢牢的握在皇帝的手上，这个时期掌握着皇权的宣仁太后，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
是因为苏轼和章惇的私交笃厚，章惇成了苏轼向保守派递出的投名状？
苏轼落难时，身居高位的章惇“遗以药石”、“困急又有以体恤”——物质即精神，章惇是冒着政治不正确的风险给了苏轼切切实实的援助的。如今易位而处，苏轼起码应该说一句“章惇这个人，虽然政治上不正确，但人还是不错的。”但没有，有的只有苏辙上的《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
在这件事情上，苏轼显然做得不够意思。不但不够意思，还可以称之为“恩将仇报”。可以想见，这件事对章惇的打击之大：他和苏轼的友谊小船原来如此不能经风浪？
章惇被贬汝州，身心备受打击，他一再请求就近照顾其父亲，遭到拒绝。直至九个月后，元佑元年的十一月，方被允许回到杭州。此时苏轼给章惇写了这样的一封信：
“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
信中苏轼提起他们早年一起归隐田园的约定。在苏轼看来，章惇追求变法，在于功名，希望他能超脱。
由于章惇后来被列为“奸臣”，所保留下来的文字极少。但至少表明，在章惇被贬期间，二人仍有书信往来，关系并未完全破裂。
嘉佑二年（1057年），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知贡举，选拔了苏氏兄弟，章惇同榜；元佑三年（1088年），苏轼以翰林学士兼侍读知贡举，选拔了章惇的两个儿子，章援和章持——作为主考官，苏轼看文章录取，事先并不知道考生的名字，章氏兄弟同榜高中，和苏、章两家关系无关。只是在宋代，考生得中进士后，对主考官自称门生，苏、章两家因此又多了一层关系。
章惇一家三进士，在这个方面，风头竟盖过了苏家，苏轼、苏辙的儿子，并没有一个考上进士的。
我看过章援的一篇文章，那是章援写给苏轼的一封长信，有七八百字。那时候的信，几十个字的居多。苏轼看了之后对他的儿子苏过说：“此司马子长之流也！”我并不知道司马子长是谁，但觉得这篇文章的韵味很像司马迁写的《报任安书》。后来一查，原来司马子长就是司马迁。
章援给苏轼写这封信的时候，苏轼已经外贬多年，惠州三年，儋州三年。这六年期间，当朝宰相，正是章惇。章惇贬而复用，苏轼用而复贬，原因在于宣仁太后去世，哲宗皇帝开始亲政。
如果说章援只是苏轼名义上的门生，宋哲宗却是苏轼实打实的学生。元佑二年（1087年），苏轼兼侍读，给年方十岁的皇帝讲课；元佑四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离京，苏轼足足当了哲宗皇帝三年的老师。
绍圣元年（1094年），宣仁太后去世，哲宗亲政，这时候的哲宗已经十七岁了。自己曾经的学生当皇帝，自己曾经好友当宰相，照理说，苏轼应无忧。但正是这个学生、这个朋友，却让已经57岁苏轼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流亡的生活。苏轼有这样的诗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还行，儋州的三年最苦。幸而年轻的皇帝夭亡，新的皇帝即位，才得赦北归，却病逝于北归的路上。
宋徽宗即位，章惇被贬，复召元佑旧臣。坊间盛传，苏轼北归，必当宰相。章援多少有些担心苏轼会趁机打压报复，所以此时给苏轼写信，作为晚辈，处境尴尬，不能不言，又不能尽言，写就一篇苏轼一生最后看到的好文章。
此时苏轼已在病中，抱病回信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彼时章惇已贬至雷州，苏轼又书一“白术方”介绍给章惇服用。可知二人之间的友谊，至少在苏轼这一方，一直留存。收到章援来信后一个半月，苏轼病逝。
北宋有不杀大臣的传统，贬谪就是最严厉的处罚。元佑大臣，无一不被贬，但贬得最远的，却是苏轼。苏轼被贬，章惇拜相；苏轼被贬之时，章惇还在赴京的路上。《苏东坡新传》认定是章惇欲置苏轼于死地，但杀岳飞的，真的是秦桧？而要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的，果然是章惇？
章惇一生出将入相，是北宋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用兵、治国，皆其所长。
南宋《续资治通鉴长篇》有这样的记录宋神宗熙宁年间，有人向王安石推荐章惇，王安石说，我听说章惇有才无行。推荐者说，我推荐的是他的才，只要他有才可用，品行又算什么呢？“安石见惇，惇素辩，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熙宁五年，章惇被任命为荆湖北路察访使，以怀柔和强硬相结合的政策，评定了梅山蛮夷之乱，“相继纳土，愿为王民”。
荆南平乱，也用章惇。“疾赴荆南，道中坠马伤足。”
任三司使，管理国家财政，整理财目，设会计司，重新登记天下的户口、人口、租额、年课等，可谓把工作做到了极致。
宋哲宗亲政后，章惇为相。章惇第一件事就是追究司马光等人向西夏割地求和的罪责，命章楶加固边防。五年后，章楶在平夏城大败西夏，使得西夏“不能复军，屡请命求和。”北宋以来，边战屡发，十战九败。章惇这相，也是做得相当出彩的。
章惇为相七年，对元佑时期的做法“取其善者”，这是不同于司马光对新法赶尽杀绝的，足以看出章惇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格局。
宋哲宗去世之后，朝廷要立端王（即宋徽宗），章惇当面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果然，断送北宋王朝的，正是宋徽宗。
章惇上，苏轼下；苏轼上，章惇下，似乎已成定律。但官还是章惇当得大，苏轼除了当过地方官，其余的大多是没有实权的虚衔。但二人也有过一次“同党”：崇宁三年（1104年）二人都被宋徽宗列为“元佑奸党”。次年，章惇病逝于贬所，但数年后，又被宋徽宗的朝廷追认为“魏国公”。
南宋的第一个和第二个皇帝宋高宗和宋孝宗都是苏迷，追赠苏轼太师，谥“文忠”。苏轼是“忠”，章惇自然就是“奸”了。所以，后世苏显而章隐，就不足为奇了。连写他“有才”，也要带上“无品”。
说章惇“有才无品”的，是后人，苏轼先于章惇去世，自然没有办法评论。假如苏轼尚在，依他的性格，必会为章惇一辩，写出一篇诸如《章子厚（章惇，字子厚）有品无品辩”》这样文章来。
苏轼好作诗，字写得好，画竹也很拿手，但苏轼最满意的，还是他的文章。
苏轼不但好写好画，还好说。喜欢开玩笑，喜欢给人取外号——这在等级森严的朝廷，是多少会让人不喜欢的。
说多了自然会错。何况写诗都是写成字的，这就“罪证俱在”了。所谓的“乌台诗案”，就是这样引发的。
第一个告发苏轼的，居然是大名鼎鼎的沈括。当时苏轼还只是杭州通判，而沈括却官居两浙巡抚。沈括初告发苏轼，宋神宗并没有听进去。所谓“诗无达诂”，确实不必当真。
但后来御史台又告发苏轼，包括舒亶、何正臣，李定。这几位也不是一般人，都是进士出身的朝廷要员。接二连三的举报，才引起了宋神宗的重视，下令查一查。
宋神宗是一个很想有作为皇帝，用王安石变法，目的在于强国。宋神宗也很有耐心，自从王安石开始实施变法，他就看了苏轼上的无数多的“状”，虽然没有采纳，但也并没有因此批评苏轼。
苏轼上的第一个状开头是这样说的：“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于道德之深浅，而不在乎强与弱。”这个观点，是有点理想主义也有点书生气了。
苏轼当了多年的地方官，关心民间疾苦，做了很多实事，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苏堤，这事就干得不错。但苏轼不适合当宰辅，苏轼过于理想化，过于情绪化，过于天真烂漫，而且，话还太多。
在不同阵营里，搞宣传的是最可恨的。所谓的蛊惑人心，就是搞宣传的人干的。这就是变法派要把苏轼当反面典型来抓的重要原因，杀鸡以儆猴。就乌台诗案来说，苏轼只是湖州的知府，根本不足以让改革派针对他个人大动干戈。至于宋哲宗亲政之后，把元佑大臣逐一贬谪，虽然是大势所趋，但当过哲宗皇帝的老师的苏轼被贬得最远，必有世人不知道的原因。就算章惇后来确实怨恨苏轼，大权却握在已经成年的哲宗皇帝的手上。是什么原因让学生如此讨厌他的老师，这也可能跟苏轼话太多有关。程颢也当过哲宗的老师，并没有苏轼这般的下场。
宋哲宗是宋神宗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他最大的偶像，是决心子承父志的。这个志向在他小时候就已经埋在心里，无奈奶奶摄政，不得不听。他对元佑大臣没有好感好理解，但偏偏对苏轼老师怨恨独深，不能不叫人深思。
宋神宗、宣仁太后、宗哲宗、章惇、苏轼想要的，其实是同一个天下，只是怎么样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天下，双方思路不同。最终这样的天下并没有出现，不同的思路，长期的内耗，最终迎来了宋徽宗这样的断送北宋王朝的最后一跟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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