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的第128天《霸形  第二十二》第3段～第4段

《管子》学习的第128天《霸形  第二十二》第3段～第4段

原文阅读

      宋已取杞，狄已拔邢、卫矣。桓公起，行笋虡之间，管子从。至大钟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乡对之，大钟鸣。桓公视管仲曰：“乐夫，仲父？”管子对曰：“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臣闻之，古者之言乐于钟磬之间者不如此。言脱于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钟磬之间，而无四面兵革之忧。今君之事，言脱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钟磬之间，而有四面兵革之忧。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桓公曰：“善。”于是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宫中虚无人。桓公曰：“寡人以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矣，请问所始于国，将为何行？”管子对曰：“宋伐杞，狄伐邢、卫，而君之不救也，臣请以庆。臣闻之，诸侯争于强者，勿与分于强。今君何不定三君之处哉？”于是桓公曰：“诺。”因命以车百乘、卒千人，以缘陵封杞；车百乘、卒千人，以夷仪封邢；车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卫。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处矣，今又将何行？”管子对曰：“臣闻诸侯贪于利，勿与分于利。君何不发虎豹之皮、文锦以使诸侯，令诸侯以缦帛鹿皮报？”桓公曰：“诺。”于是以虎豹皮、文锦使诸侯，诸侯以缦帛、鹿皮报。则令固始行于天下矣。

      此其后，楚人攻宋、郑：烧焫熯焚郑地，使城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葺也；令其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处穴。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郑而畏齐，曰思人众兵强能害己者，必齐也。于是乎楚王号令于国中曰：“寡人之所明于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贤于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贤其臣，寡人愿事之。谁能为我交齐者，寡人不爱封侯之君焉。”于是楚国之贤士皆抱其重宝币帛以事齐。桓公之左右，无不受重宝币帛者。

字词注释

[1]笋虡（jù）：亦作“簨虡” “栒虡”。古代悬挂钟、磬等乐器所用的架子。横架为笋，直架为虡。

[2]言脱于口：言出于口。脱，出。

[3]伐：砍断，斩断。

[4]并：通“屏”。撤去。

[5]虚无人：空寂无人。

[6]以：通“已”。已经。下文“寡人以定三君之居处矣”中“以”字同此例。

[7]而君之不救也：张佩纶云：当作“而君不之救也”。

[8]庆：祝贺。管仲此处所言实出无奈。下面的建议，则是因势利导。

[9]与分于强：即与之争强。郭沫若云：言诸侯既争强而我欲平分之，则亦争耳。

[10]处：当作“居处”，栖身之所。

[11]发：发送，分送。

[12]缦帛：即素帛。无文采之素帛，与“文锦”相对。

[13]烧焫（ruò）熯（hàn）焚：此四字，都是焚烧的意思。焫， 烧。熯，烧。郭沫若云：从下文观之，楚对郑用火攻，对宋用水攻也。

[14]有：与“又” 同。丧雌雄：意谓丧失配偶。雌雄，此指男女配偶。指夫妻失散，家庭破败。

[15]要（yāo）：邀请。中途拦截，限制。

[16]两川：指睢水与汴水。尹注曰：楚人又遮取宋田，夹两川筑堤而壅塞之，故水不得东流。两川，盖睢、汴也。

[17]垝：坏损的墙。

[18]田：种田，耕地。

[19]曰：猪饲彦博云：“曰”字衍。当删。一说“曰”乃语首助词，无实义。能：孙蜀丞云：据后文“能”上当有“而”字。

[20]明：以……为圣明。或认为圣明、称为圣明。许维遹云：“明”与下文“贤” 字对词，则明犹尊也。

[21]事：侍奉。

[22]爱：吝惜，爱惜。封侯之君：身为一方诸侯的国君，这里指封赏土地。

译文参考

      宋国已经夺取了杞国，狄人也已经攻占邢国、卫国了。桓公仍然盘桓在钟磬的行列里，管子跟着他。走到大钟的西侧，桓公面朝南而站立，管仲面朝北相对站着，大钟奏响起来。桓公看着管仲说：“快乐吗，仲父？”管子回答说：“我认为这是悲哀，而不是快乐。据我所知，古代君王取乐于钟磬之间时，不是现在这种情况。而是他们话说出于口，命令就推行于天下；游乐于钟磬之间，却没有四面兵革的战争忧患。现在您的情况却是：话说出于口，命令并不能推行于天下；身在钟磬之间，而存在四面兵革的战争忧患。这就是我所认为的悲哀，而不是快乐啊！”桓公说：“好。”于是砍断悬挂钟磬的带子，撤除歌舞和音乐，宫中空寂无人了。桓公说：“我已经砍断了钟磬的悬带，撤去歌舞音乐了，请问处理国事将开始做些什么？”管子回答说：“宋国攻打杞国，狄人攻伐邢国、卫国，您都没有出兵援救，我是为您庆幸的。据我所知，诸侯之间争强的时候，就不必与他们去争。现在，您为何不去安排一下三国君主的居留之处呢？”桓公说：“好的。”于是下命令用兵车百乘，士卒千人，把缘陵封给杞君；用车百乘，士卒千人，把夷仪封给邢君；又用车五百乘，士卒五千人，把楚丘封给卫君。桓公说：“我已经安排了三国君主的居留之处了，现在还应该做些什么事？”管子回答说：“据我所知，诸侯贪利的时候，就不必与他们争利。您为何不派使者送出虎皮、豹皮和五彩花锦给予各诸侯国，而只要各国诸侯用素帛、鹿皮回报呢？”桓公说：“好的。”于是就派使臣送虎皮、豹皮和五彩花锦给各国诸侯，各国诸侯也只用素帛和鹿皮回报。这样，齐国的号令便开始通行于天下各国了。

        这以后，楚国攻伐宋国和郑国：他们用火攻袭击郑地，使郑国的城池毁坏得无法重建，屋舍烧毁后难以重修；又使得郑国民众，男女夫妻丧失配偶，住屋居室如同鸟窝鼠穴一般简陋。楚国又截取宋国的农田，夹着两条河流筑堤从两侧堵塞水流，使其不能东流，结果东山的西面，水深淹没断墙，四百里以外才能耕地种田。楚国想吞并宋国和郑国，但害怕齐国，他考虑到人众兵强能够妨害于自己的，必定是齐国。于是楚王在国内发布命令说：“在我所推尊的君主中，没有能与桓公相比的；在人臣中能称得上贤明的，也没有能与管仲相比的。君主尊贵而臣子贤明，我愿意侍奉他们。谁能够替我交好齐国，我将不吝惜给他一个封侯的赏赐。”于是，楚国的贤士都携带贵重的宝物和缯帛到齐国去活动。桓公的左右近臣，没有谁不曾接受过楚国贵重宝物和缯帛的。

核心内容解读

        这几段内容和后文记载了管仲如何辅佐桓公处理宋伐杞、狄伐邢卫和楚国伐宋这几件诸侯间的纠纷。

      霸主政治，实际上是一个对西周的怀旧产物。在先秦时代，霸不是贬义词，而是一种道德上的肯定。霸字是假借叔伯的伯字，相当于“老大哥”的意思。按照《左传》的评价：五霸辛苦自己，安抚诸侯，不能欺负和吞并弱国，而是要尊奉天子，维持天下的秩序。也就是说，要当霸主，不仅要有武力，还得有道德力量。

        所以，当杞国被宋国侵犯，邢国、卫国受到戎狄攻击国土沦丧之际。管仲建议齐桓公不能坐视不理，自己享乐。当齐国为三国提供军事援助和物资人力救援，甚至支持了丢失国土的邢国整体搬迁。这种做法才让齐桓公赢得了带头大哥的地位。

      至于如何处理与军事实力强大的楚国的关系时，结合后文可以看到，管仲的做法兼顾征伐的双方，即保护被打的一方，又不得罪打人的一方，其本质就是从齐国作为霸主的立场出发，最大程度上为齐国谋求利益。这些记载表现了管仲的政治外交才能。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春秋的真正主角

        春秋的真正主角是那些参与争霸的大国。不过，“春秋五霸”究竟是哪五个国君有不同的版本，固定的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更没有争议的说法，是春秋有四大强国：晋、楚、齐、秦。

      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认为：春秋时代五次最重要的战争，都集中在中期。这5场战争里都有晋国，它两次战胜楚国，一次战胜齐国，一次战胜秦国。另外，楚国参战三场，都是对晋，成绩是两负一胜。直观上看，在春秋时代，有资格上高级牌桌的就是这四家。其中，晋国最强，楚国次之；齐、秦要弱一个档次。

      但这是事后看，如果用动态眼光看，春秋初年，这四大强国都不在风头最劲、实力最强的国家名单里。当时的明星国家是鲁国、齐国、宋国、郑国和卫国。

      我们读论语，会觉得孔子怎么总去宋国、卫国这些小国呢？但是把历史往前拉一下，就能发现那些国家都是曾经的强国。孔子周游的国家，大多代表老派、正统的诸夏文化，这种拥有宗法、礼制基础的国家，才是儒家最理想的合作对象。然而，这些国家的衰败，也正是和旧文化有关。在周朝初年分封各国时，鲁国的第一任君主伯禽是周公的儿子，他到封国三年以后才回来向周公报告。周公问他为什么去了那么久，他回答说“我在那里搞礼制建设。监督当地人执行守丧，守丧是要三年的。”而齐国第一任君主太公望五个月就回来述职了，因为他按照当地的风俗，简化了礼仪和政策。按照孔子的标准，也许伯禽在政治上更正确。但《史记》对此的评价是：鲁国的政策礼仪繁琐，让人民疏远。它后来被齐国超越，从这里就埋下了祸根。

      实际上，这种区别并不是领导人的个人观念不同，而是由环境造成的。周朝初期，鲁国的地理相对齐国优越。它处于后方，可以从容地搞礼法制度。而齐国处于东方最前线，要和很多外族斗争，政策上只能抓大放小。后来，齐国一路打到海边，反而成了防御上最安全的国家。而最让鲁国人骄傲的礼乐，拖住它的改革进程。周朝遗留下来的封建宗法体制，让鲁国和周王室一样，国内权力高度分散。这种守旧的国家，没法维持强国地位。

        宋国、郑国、卫国在黄河以南，这是当时最发达的地方。但是，当其他列强发展起来之后，河南就成了被围困的中心地带，传统强国成了夹缝中的国家。其中，卫国的地理位置尤其不安全。它有大片的领土在黄河以北，当戎狄入侵时，既无险可守，又无处可逃。卫国因为从前生活富庶，还盛行享乐风气，所以衰落得很早。

        如果把春秋的天下比喻成棋盘，我们能看出一个基本规律：春秋四大强国，各占据一个边角，拥有稳固的后方，进，可以安心出击；退，有地理屏障可守。而中间区域的国家，很容易在四面侵扰里被消耗掉。

      那么，四大强国是怎么崛起的？也就是说，造成春秋时代扩张、兼并现象的动力是什么。从社会结构来看，西周的人口和贵族阶层的人数都在增长。原来各国之间没有什么利益联系，可以相安无事。等到人口增长以后，土地越开发越多，就逐渐接壤。而本国又囤积了大量拿不到封地的贵族，这就需要对外扩张，靠侵犯邻国来解决大夫和士人的封地和食田。毕竟，开荒很麻烦，最好是能直接抢夺别人开发好的领土。

        另外，周天子的失败，造成了权威真空，所以强国开始争夺霸主地位。那些新崛起的国家，又总是让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平衡。有时候，他们通过干涉别国内政来操纵外国，有的时候，就干脆巧立名目地打上一仗。比如，楚国的崛起，就让老派诸夏国感到不安，这就形成了一个争霸中的逻辑：诸侯想当霸主，就要和蛮夷代表的楚国较量一下。晋国大败过楚国两次。齐桓公也曾经让楚国屈服过，所以他们都是北方的霸主。而宋襄公就因为被楚国打败，经常被当做笑柄。春秋时代的强国，就是在这种国际动力下，凭借各自的地理优势和制度优势，先后崛起了。

        几大强国之间的发展和称霸路数，有所不同。先说齐桓公，他是五霸之首，也是最正宗的春秋“霸主范儿”。齐桓公霸道的观念，有两条核心，就是“尊王”和“攘夷”。攘夷就是和戎狄或者楚国作战。尊王有点儿麻烦，因为周天子对新晋的强国很忌惮，经常给齐国制造麻烦，鼓动过郑国背叛齐国。而齐桓公所尊的，也不是具体的周天子，而是周朝的尊王道，也就是礼法。他出兵替燕国打退了山戎进攻。燕庄公很感激，送行时送过了国界。齐桓公就说：按照礼法，天子不授权，诸侯相送是不能出境的。于是挖了一条沟，把燕庄公送到的地方，都割让给了燕国。临分手前还提醒燕国要按时向周天子纳贡。

        在诸侯眼里，齐桓公应该是个威严的好大哥，毕竟老牌的诸侯国，都是一个老祖宗，起码是亲戚关系。在齐桓公的时代，霸主们还想象不出改朝换代做皇帝。对他来说，能号令其他诸侯，让他们来开自己的会盟，就是人生的高峰体验了。然而，他的霸主政治，用现实眼光看，成本和收益不成比例，国内民众也看不到什么好处。

      齐国霸主政治的目的，是为了显示大国的地位和力量，保证自己的利益在国际间顺畅的通行，而不是抒发个人情怀。后来称霸的楚国和晋国，道路就完全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军事发达而文化落后，它们称霸的目的很直接，就是从同盟国身上吸血。这个逻辑，就像雅典人在希腊联盟中留下的一句霸权主义名言：“强者为所欲为，弱者接受事实。”

        楚国是最明显的例子。因为称霸能让贵族、士兵和人民获得直接好处，所以，楚国上下的扩张热情是高度一致的，并不是一两个君王的野心。春秋时代，绝大多数小国都被消灭了。其中，被楚国灭掉的国家是最多的，超过排在二、三、四位的晋国、齐国和鲁国的总和。除了自身是一架强大、嗜血的战争机器，楚国也拥有其他有利条件。它的东西部没有外族威胁，北方诸夏忙于内斗，没有向南扩张的想法。

      另外，因为封建化水平低，不太受周代宗法的制约，楚国在新征服的土地上，推行了一套有中央集权风格的全新官僚制度，这可以让王命立刻下达和贯彻。《左传》里经常出现楚王下令处死地方长官的事，这在北方诸侯国是很难想象的。不过，这也给楚国留下一个祸患，就是楚国贵族觉得待遇太差，安全又没有保障，经常出走。

        我们知道，在通过集权来争霸的路上，走得比楚国更远也更彻底的，就是日后的赢家秦国。春秋初年风头最劲的鲁国、郑国、卫国这种老牌贵族国家，因为地缘和制度问题，在这个时期日益没落，最后消亡。就连不可一世的晋国，也在春秋末年解体了。

        简要来说，春秋的主角是那些参与争霸的大国。初期的政治明星，是处于中原腹地的老派贵族国家。但因为地缘上前后受敌，旧制度又影响改革，都先后败落了。齐桓公推行的霸主政治，虽然有情怀，但见不到现实收益，是怀旧的产物。而晋国和楚国巧妙地利用文化弱势来推行改革，通过霸主地位从盟国身上榨取利益。

参考资料

《失败者的春秋》，刘勃，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2019年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