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记得是在十三岁那年，我在家乡读初中，那是回乡的第三个年头。
正值wg中，学生半天上课，半天务农。日子看似平常，但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女孩来说，生产d队里每天不同的庄稼活，都是具有挑战性的。
麦收前的一天，村里突然来了三位教师模样的男人，三十岁左右的模样，一胖两瘦，一矮两高，皮肤白皙，文质彬彬的，圆脸白胖的那位，还戴着厚厚的眼镜。
不知是不是跟高度近视有关，胖老师在三人中，显得最为局促，每当有人问他话时，不是不停地搓着手，就是习惯地扶一下眼镜，镜片后面的两只眼球左右顾盼着，一幅心神不宁的样子。村子里的人好奇，三三两两地围着生产队长宗立大叔打听个不停。
宗立大叔人厚道，不会说谎，更不会打哈哈，但大伙明显感觉出，他是不想说出实情。最后被大家纠缠不过，嘴里支吾着，半天迸出一句话：你们瞎落落啥呀，还不赶快干活去！
每当村民们围着宗立大叔纠缠不清的时候，另一位队干部宗林叔便会出来打圆场，我看你们啊，真是吃饱了撑的，这都是人家上头的安排，咱庄稼人管恁多干啥？又不多发你工分？不过我得多说一句，不管人家是啥人，因为啥原由到咱村里劳动，都跟咱没有一点关系，好好待生人家，咱炳灵宫村的人厚道实诚是远近出名的，可不能让外村人说咱是落井下石，不地道。
宗林叔的话其实已经说出了答案，大伙心里自然明白，更知道应该怎么去做。
02
更细节的信息是我从二位叔叔的交谈中，隐约听到的，或许因为我是个孩子，大人对我不设防，或许还以为我听不懂哩！
有一次在离我家不远的水井边，宗立和宗林两个一边捋着套牲口的缰绳，一边聊着天。
宗立叔说，你说上头让咱管制这仨人，咋弄呢，人家可都是握笔杆子的手，哪里是干庄稼活的材料？给他们安排轻活又怕上级不愿意，要真是安排他们割麦轧豆的，你看他们的那架势，那身板，也干不了呀！再出个岔子就麻烦了。
宗林叔不紧不慢地说：你老哥愁啥呢，就让他们在场院里干活，比地里的活儿轻快，能干多少干多少，咱再农忙活多，还能指望人家？就是那么个过场。让他们三人吃住在场屋里，也方便，上头真有人问起来，咋不好糊弄呀！你老哥这辈子就是太胆小，咱就是老百姓，有啥可怕的，再不济，还能开除咱的地球籍？现在城里多大的官g员都被批斗，都靠边站了，你能说这些人都是坏人？他们都是有识文断字的先生，说不定哪天形势一变，又去教书了呢，让我说，人家现在是在难处，咱就挣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对宗林叔的话，宗立叔自然是满心赞成，他们都是心底善良的人，与大多数世代为农的乡亲们一样，对文化和文化人，从心底里充满着敬畏和崇拜。
我们家在村子的最东头，与生产队的场院只隔着一条生产沟，一条乡村路，直接距离不过三、四十米，透过小路两边摇曳的柳枝，便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位教师来来往往的身影。
每天早晨，我隐约听到他们相互招呼着，左一个，右一个的，蹲在场院的一侧，刷牙洗脸，然后又手忙脚乱的围着地锅做饭，再然后便是各人端着碗，围成个小圆圈，边吃边聊。气氛并不象村民们猜测得那样沉重，甚至还能听到他们之间相互打趣的笑声。
03
上工的时间到了，村民们陆续从村子里的各个角落走了出来，走过我们家房前，走过生产队的场院，再一直往东走。
因为我们村几乎所有的耕地，都在村子的东边，所以村里人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下东地。
通常走到场院时会有小部分社员留下，这部分人多半是上了岁数的，或是打场轧场的把式。剩下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继续往东前行。男男女女的手里边，不是握着镰刀，便是扛着铁锨，肩上还背着畚箕，那是准备着干完队里的活，顺路还要给家里的羊或猪们割草打菜，或交到生产队里换工分。庄稼人靠着土里刨食的营生吃饭，那是一点都不敢耽搁的。正是麦收大忙的季节，每个人步履匆匆，脸上与心里，充满着对丰收的期盼和憧憬。
那三位外来的教师就被留在了场院里，具体被安排做什么活计，我不太清楚。只记得有那么几次，几位收工后路过场院的大姑娘小媳妇们，看见那位白胖的老师，两只手死死地端着簸箕，笨拙地上下惦着，只见麦粒跟着麸皮子一起惦洒了一地。
年轻的女人们见状，戛然停住了脚步，嘻嘻哈哈地笑着，嘴快地那位说，你们看，你们看，没见到这样簸粮食的呢，人家是簸麦麸子，他把麦粒子都给簸出来了！
哈哈，哈哈，她们说着笑着，象看西洋景似的。
那位白胖的老师恐怕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使用簸箕，本来就不得要领，被年轻的女人们哂笑着，两只手就更不听使唤了，立时急出一脑门子汗，汗水渗湿了镜片，眼睛模糊了，他尴尬的把簸箕放在地上，用白衬衫的衣襟去擦拭镜片。
女人们见状更开心了，她们相互拍打着对方，笑得前仰后合，直到落在后面的宗立大叔走过来，一顿喝斥，才算给白胖老师解了围。
04
村东头的水井离我们家不到十米远，三位教师每天都会过来打一次水，渐渐的，村里人跟他们接近了，熟络了，没有了隔阂。
听村里的后生们说，这三位都是某某中学的高中教师，那位白胖老师是教语文的，其他两位教数学和物理。还说，人家肚子里墨水可真多，别看干农活不在行，谈起学问来，那可都是一套一套的，渊博着呢！
我曾经有过几次去接近他们的冲动，离我家这么近，就当作邻居串门理由也是充足的，但却始终没有去。我当时虽然年龄尚小，却已领教了政z治压力的厉害，自己还是黑h五w类子女呢，怎么还敢跟有问题的人沾边？
05
两年后读高中，住校。其他同学每周回家一次，我因离父亲远，通常周日也是呆在学校里的。
记得有一个周日，我在水井边洗衣服，离水井不远的办公室门前，有两三位家远的老师正在看书聊天。
突然听到有自行车的声响，抬头望去，水井一侧的小路上来了一位中年人，个子高高的，花白的头发，与身上洗得发白的蓝色国g防服，显得很搭。
正在高谈阔论的初中语文朱老师见到来人，迎上两步打了招呼。我没听清楚具体姓什么，反正朱老师叫他什么老师来着。
他们没有进办公室，在院子里随意地聊了起来。我侧耳听着，并没有什么象样的主题，都是嘴边上的话，但总给人不自然的感觉。
寒暄的话题说完了，朱老师貌似不经意地问，你现在还画吗？那人支吾着，没有回答，却蹲在地上，顺手拿过一枝树枝画了起来。
旁边的一位老师递过来一截粉笔，他接过，又继续画着。我端着洗好的衣服路过他们身边时，正好听到他自言自语地说，好久没画了，手都生了。我低头看地上，是刚画好的一位老师的肖像，寥寥几笔，便把一个人的轮廓和特征给构勒得栩栩如生。
我不禁好奇地停住了脚步，继续看着他画，没想到他转了下方向，开始面对着我。我意识到，他这是开始画我了，有点不好意思，更不好马上离开，便左右为难的转了半个身，拉着一番要走的姿态。
他仍是寥寥数笔，构出我的侧面象，在场的几位老师都叫好，说，还真象哩！
06
记得那天中午，朱老师留他在学校的食堂里吃了午饭。乡镇中学，食堂只有农村普通的三间屋子那么大，老师和学生打饭、吃饭都在一起。上课的时候，学生的饭菜由值日生统一领回教室去吃，周末同学们都回去了，我和少数几个不回家的同学就与老师们一样，在食堂里吃完了再回寝室。
吃饭时我还听到那位画家老师说，听说你们学校也有几位喜欢画的，就想过来瞧瞧。
朱老师解释说，是有几位，今天巧了，回家的回家，有事的有事，你想跟他们切磋画技，得提前说好了，免得扑个空。
午饭后，画家老师没跟着朱老师他们再回办公室，直接从食堂附近的路返回了。
在回教学区的路上，我听到几位老师还在议论着那位画家老师。
朱老师说，现在形势松快了，他（指画家老师）的日子也好过些了。另一位老师说，只要是“帽子”不b摘，就不会给他安排教学，总闲着，也挺无聊的，他的业务那么棒，浪费人才呀！
听到“帽m子”一词，我心里一惊，是右y派“帽子”，还是坏h分子“帽子”？
又琢磨着，他是画家，一定是戴d帽右y派？因为在我当时的印象里，打成右y派的，大都是有学问、有才情的人。
07
我不禁对这位画家老师心生惋惜与敬佩之意。那是一个践j踏t知识的年代，也是一个精神世界极度苍白空虚的年代。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不能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工作，不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许这样的心灵与精神的惩罚，比肉体上的折磨更要痛苦得多。难怪那位画家老师听说我们学校有热爱绘画的老师，便不管不顾地奔了过来，象寻找知音和同道人一样，只是为了来寻求一种对艺术创作的共鸣与会意，寻求只有他们之间才听得懂的艺术语言。
我不由想起被多次贬谪流放的苏轼，他可以付出辛苦开东坡之荒，也可以忍受生活寒酸之窘，却断然不能缺少精神上的知己和学问上的益友，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这样的朋友在一起谈古论今，放歌抒怀。只要能够满足他们对精神和艺术的追求，其生活中的缺憾与挫折，则显得那么不足为道。
又想起那三位吃住在生产队场院里的教师，他们那种单独在一起时的轻松，相互间的调侃、打趣，也是一种心灵的会意与默契吧，是他们所追求的一种精神上的共鸣与愉悦。
几十年过去了，许多的人和事已淡出了脑海。却不知为何，那三位参加劳动的高中教师，和那位勉强算得上偶遇的画家，却让我多次想起。究其原因，或是后来的职业习惯使然，对满是问号的人和事心存好奇，或是有惺惺相惜之意？还是源于对文化及艺术世界的向往与尊崇？一时难以说得清楚。
我甚至还想，如果再次相遇，或有可能辗转找到他们，我一定会做一场深入的采访，一解当年所有的疑问和困惑。无奈斗转星移，许多的事情，过去了，就真得是过去了。留在记忆里，便是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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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主编：七公子小刀
作者：枯荷听雨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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