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在十三岁那年，我在家乡读初中，那是回乡的第三个年头。
正值文革中，学生半天上课，半天务农。日子看似平常，但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女孩子来说，生产队里每天不同的庄稼活，都是极具挑战性的。
麦收前的一天，生产队里突然来了三位教师模样的男人，三十岁上下的样子，一胖两瘦，一矮两高，那位文质彬彬的，圆脸白胖的那位，还戴着厚厚的眼镜。
不知是不是跟高度近视有关，胖老师在三人中，显得最为局促，每当有人问他话时，不是不停地搓着手，就是习惯地扶一下眼镜，镜片后面的两只眼球左右顾盼着，一幅心神不宁的样子。村子里的人好奇，三三两两地围着生产队长宗立大叔，打听个不停。
宗立大叔人厚道，不会说谎，更不会打哈哈，但大伙明显感觉出，他是不想说出实情。最后被大家纠缠不过，嘴里支吾着，半天迸出一句话：你们瞎落落啥呀，还不赶快干活去!
每当村民们围着宗立大叔纠缠不清的时候，另一位生产队干部宗林叔便会出来打圆场，我看你们啊，真是吃饱了撑的，这都是人家上头的安排，咱庄稼人管恁多干啥?又不多发你工分?不过我得多说一句，不管人家是啥人，因为啥原由到咱村里劳动，都跟咱没有一点关系，都好好待生人家，咱炳灵宫村的人厚道实诚可是远近出名的，可不能让外村人说咱是落井下石，不地道。
宗林叔的话其实已经说出了答案，大伙一哄而散，似乎知道了应该怎么做。
更细节的信息是我从二位叔叔的交谈中，隐约听到的。或许因为我是个孩子，大人对我不设防，或许还以为我听不懂呢!
有一次在离我家不远的水井边，宗立和宗林两个一边捋着套牲口的缰绳，一边聊着天。
宗立叔说，你说上头让咱管制这仨人，咋弄呢，人家可都是握笔杆子的手，哪里是干庄稼活的材料?给他们安排轻活又怕上级不愿意，要真是安排他们割麦轧豆的，你看他们的那架势，那身板，也干不了呀!再出个岔子就麻烦了。
宗林叔不紧不慢地说：你老哥愁啥呢，就让他们在场院里干活，比地里的活儿轻快，能干多少干多少，咱再农忙活多，还能指望人家?就是那么个过场。让他们三人吃住在场屋里，也方便，上头真有人问起来，咋不好糊弄呀!你老哥这辈子就是太胆小，咱就是老百姓，有啥可怕的，再不济，还能开除咱的地球藉?现在城里多大的官员都挨批斗，都靠边站了，你能说这些人里头都是坏人?这三个人都是识文断字的先生，说不定哪天形势一变，又去教书了呢，让我说，人家现在难处，咱也挣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宗立叔自然是满心赞成宗林叔的话，他们都是心底善良的人，与大多数世代为农的乡亲一样，从心底里对文化和文化人，充满着敬畏和崇拜。
我们家在村子的最东头，与生产队的场院只隔着一条生产沟，一条乡村路，直接距离不过三、四十米，透过小路两边摇曳的柳枝，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位教师来来往往的身影。
每天早晨，我隐约听到他们相互招呼着，齐齐地蹲在场院的一侧，刷牙洗脸，然后又手忙脚乱的围着地锅做饭，再然后便是各人端着碗，围成个等边三角形，边吃边聊，气氛并不象村民们猜测得那样沉重，甚至还能听到他们之间相互打趣的笑声呢。
上工的时间到了，村民们陆续从村子的各个角落里走了出来，走过我们家房前，走过生产队的场院，再一直往东走。我们村里所有的耕地，几乎都在村子的东边，所以村子里的人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上东地喽!
通常走到场院时，会有小部分社员留下，这多半是上了岁数的，或是打场轧场的把式。剩下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继续往东前行。男男女女的手里边，不是握着镰刀，便是扛着铁锨，肩上还背着畚箕，那是准备干完队里的活，回来的路上，还要给家里的羊和猪割草打菜，或交给生产队里换工分，庄稼人做着土里刨食的营生，那是一点都不敢耽搁的。正是麦收大忙的季节，每个人步履匆匆，脸上心里，洋溢着对丰收的期盼。
三位外来的教师就被留在了场院里，具体被安排做什么活计，大家并不太清楚。只记得有那么几次，几位收工后路过场院的大姑娘小媳妇们，看见那位白胖的老师，两只手死死地端着簸箕，笨拙地上下惦着，只见麦粒跟着麸皮子一起惦洒了一地。年轻的女人们见状，戛然停住脚步，嘻嘻哈哈地笑着，嘴快地那位说，你们看你们看，还有这样簸粮食的呢，人家是簸麦麸子，他把麦粒子都给簸出来了!
哈哈哈哈……，她们说着笑着，象看西洋景似的。
那位白胖的老师恐怕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使用簸箕，本来就不得要领，被年轻的女人们哂笑着，两只手就更不听使唤了，立时急出一脑门子汗，汗水渗湿了镜片，眼睛模糊了，他只好笨拙地把簸箕放在地上，用白衬衣的衣襟去擦拭镜片。
女人们见状更开心了，她们相互拍打着对方，笑得前仰后合。直到落在后面的宗立大叔走过来，一顿喝斥，才算给白胖老师解了围。
渐渐的，村里人跟三位教师接近了，熟络了，没有了隔阂。听几位常去场院向他们请教功课的后生说，这三位都是某某中学的高中教师，那位白胖老师是教语文的，其他两位教数学和物理。还说，人家肚子里墨水可真多，别看干农活不在行，谈起学问来，都是一套一套的，可厉害了!
村东头的水井离我们家只有七、八米远，三位教师每天都会过来打一次水。我曾经有过几次去接近他们的冲动，离我家这么近，就当作邻居串门理由也是充分的，但却始终没有去。我当时虽然年龄尚小，却已领教了政治压力的严重性，自己还是黑五类子女呢，怎么还敢跟有问题的人沾边?
两年后读高中，住校。其他同学每周回家一次，我因离父亲远，通常周未也是呆在学校里的。
记得有一个周日，我在水井边洗衣服，离水井不远的办公室门前，有两三位家远的老师正在看书聊天。突然听到有自行车的声响，抬头望去，水井一侧的小路上来了一位中年人，高高的个头，花白的头发，一身半新不旧的蓝色国防服。
教初中语文的朱老师正在办公室门前一边踱步，一边高谈阔论着，看见来人，便向前几步打了招呼。朱老师叫他什么老师，什么老师呢?没有记住。
他们没有进办公室，就在院子里聊了起来。我侧耳听着，并没有什么象样的主题，却给人感觉总象有意绕着什么似的。
大路边上的话终于说完了，宾主之间出现了片刻的冷场。朱老师貌似不经意地问，你现在还画吗?那人支吾着，没有回答，却蹲下身子，用树枝在地上画了起来。
旁边的一位老师递过来一截粉笔，他接过，又继续画着。我端着洗好的衣服路过时，正好听到他自言自语地说，好久没画了，手都生了。我不觉低头看，地上是刚画好的一位老师的肖像，寥寥几笔，便把一个人的轮廓和特征给构勒了出来。
我不禁好奇地停住了脚，看着他画，没想到他转了下角度，面对着我，我意识到他是要画我了，有些不好意思，更不好意思马上走开，左右为难的转了半个身子，拉着一番要走的架势。只见他仍是寥寥数笔，构出我的侧面象，在场的几位老师都叫好，连说，还真像哩!
记得那天中午朱老师留客人在学校的食堂里吃了午饭。乡镇中学的食堂大都简易得很，几间普通的平房，老师和学生打饭、吃饭都在一起。上课的时候，学生的饭菜由值日生统一领回教室去吃，周末同学们都回去了，我和少数几个不回家的同学就与老师们一样，在食堂里吃完了再回寝室。
吃饭时我还听到那位画家老师说，听说你们学校也有几位是喜欢画的，就想过来瞧瞧。朱老师解释说，是有几位，今天巧了，回家的回家，有事的有事，你想跟他们切磋画技，得提前说好了。
吃过午饭，画家老师没再跟着朱老师他们回办公室，而是沿着食堂一侧的小路直接返回了。在回教学区的路上，我听到几位老师还在谈论着他。朱老师叹了口气说，现在形势松快了，他(指画家老师)的日子也好过多了。另一位老师说，只要是“帽子”不摘，就不会给他安排课，总闲着，也挺无聊的，他的业务那么棒。
听到“帽子”一词，我心里一惊，是右派“帽子”，还是坏分子“帽子”?他是画家，一定是戴帽右派?我想，因为在我当时的印象里，打成右派的，大都是有学问、有才情的人。
我不禁对这位画家老师心生惋惜与敬佩之意。那是一个践踏知识的年代，也是一个精神世界极度苍白空虚的年代。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不能从事所热爱的工作，不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许这样的心灵与精神的煎熬，实在要比肉体上的折磨痛苦得多。难怪他一听说我们学校有热爱绘画的老师，便不管不顾颠颠地奔了过来，只是为了来寻求一种对艺术鉴赏的分享与共鸣，寻求只有他们之间可以流畅渲泻的语言交流。
我想起被多次贬谪流放的苏轼，他可以付出辛苦开东坡之荒，也可以忍受生活寒酸之窘，却断然不能缺少精神上的知己和学问上的益友。只要能够满足他对精神、对文化艺术的追求，其生活中的缺憾与挫折，则显得那么不足为道。
我又会想到在炳灵村参加农业劳动的那三位教师，他们那种单独在一起时的轻松，及相互间的调侃、打趣，一定也是一种心灵的默契与愉悦吧。
几十年过去了，许多的人和事已淡出脑海。却不知为何，在炳灵村参加短期劳动的三位高中教师，和那位邂逅的画家，却让我多次想起。究其原因，或是由于后来的职业使然，对满是问号的人和事心存好奇，或是有惺惺相惜之心?还是源于对文化及艺术世界的向往与尊崇?
曾多少次假设，如果再次相遇，或有机缘辗转找到他们，我也许会做一场深入的采访，终使所有的疑问和困惑，了然于胸。当然，我更看重的，是在那段曲折跌宕的人生经历背后，蕴藏着的坚韧、坚守、不屈，和对精神世界不懈追求的人性光芒。
作者简介：
黄侠，笔名枯荷听雨，山东济宁人。电视媒体人，从事电视纪录片创作三十余年。从职时多囿于命题作文的耕作，赋闲后更乐于心情文字的抒发。喜欢历史、文学、摄影、京剧、园艺等，看似互不搭界，却可融汇其中。欣赏一年中四季不同的风景，尤对生命的秋季里，雨打枯荷的意境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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