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家港市现在主打的几个地方文化品牌中,沙上文化较之于暨阳文化、河阳文化、香山文化等的显著区别,应该是它具有最清晰、最成形、最稳定的文化形态。在各类地方文化的辐射圈中,其作用于区域人群的影响力和塑造力也最为强大,沙上人的语言、风俗、生产劳动乃至生活习惯等都大致相同,这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吴方言区中非常特别。可以说,不同地域的张家港人,最容易辨识出来的就是沙上人。
是什么让沙上人、沙上文化具有超强的辨识度?哪些东西是沙上文化的组成元素,其核心要义又是什么呢?下面我即尝试着从三个关键词来盘点下沙上人和沙上文化,以求教方家。
——长江。
沙上文化的实际覆盖面远远大于暨阳文化等地方文化。在北起江苏射阳北部、南至上海奉贤南端,绵延一千多里的沿海地区和长江口两岸的十余个县市中,都有沙上人的聚居人群,据粗略估计超过400万人。在沙上人的各个聚居地,保留着相仿,甚至完全相同的方言、风俗和生产生活习惯,与别的地方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分度。
覆盖400万大众,文化特征能历数百年而不改,是因为沙上文化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物质作为依托、作为灵魂,那就是绵延数千里、奔流不息的长江。沙上,据水而生,民众逐长江干支流生活、发展。长江既给沙上人提供了丰富的、取之不尽的生活资源,更赋予沙上人以独有的灵气和生气。
沙上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离不开长江的塑造。自然的伟力和人类的改造,形成了一个个沙洲,人们择地而居,生息繁衍。食,旧时以长江三鲜为代表的江鲜,以菱藕、虾蟹为代表的河鲜,是沙上人餐桌上的常客和待客的主打品种。在今天更加丰富的餐桌上,来自江河的美味仍旧最受人欢迎。住,沙上年轻,没有古色古香的村落,况且沙上人家的民居往往成“埭”,“埭”本是堤坝、堤岸之意,成带状分布,也就无法聚成村落了。沙上的民居,前面常常是河道,前园后竹,村内道路排列整齐,其形成与长江堤坝和沙田围垦息息相关。行,沙上的泥土颗粒粗,容易渗水,刚下过雨,路面也很快就会干。因此沙上人有“春天不问路”的说法,意思是春天的路上总是干的,好走的。这和南部区域一下雨就道路泥泞形成很大反差。在我的印象中,除了冬天冰冻融化,也即“开烊”时土路泥泞难行外,更多时候出行是很轻松的。作,沙上人旧时多以务农为业,由于气候适宜,土壤肥沃,宜稻宜棉,加上沙上人的勤奋、聪慧和精耕细作,沙上区域的农业生产在全国始终都是排得上座次的。
一地人群的生产生活方式,本就是地方文化最显性的组成部分,更不用说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当地人群的性格和气质。沙上人获益于长江,除了丰厚的物质资源外,还有他们的灵气、精细、洁净、平和……
——沙洲围垦。
沙洲围垦仍然离不开长江,但它恰好展现了长江温柔、大气的另一面,而沙上人与长江的关系也由和谐共处变成了慷慨激昂的战天斗地、改造自然。这矛盾的统一,无疑又会赋予沙上人另一种情怀和人文精神。
奔流不息的长江经过千万里跋涉,到下游入海处,一方面带来了大量的泥沙沉积,另一方面又冲击着长江堤岸,造成部分岸堤发生严重坍塌。为整治长江、驯服长江,沙上人开展了过程漫长、规模浩大的长江围垦工程。在张家港境内,从宋代始,至上世纪的1997年止,历时700多年,因围垦所得土地约占全境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强。其中,尤以清末民初的老夹、北夹、南夹三条夹江的围圩筑坝为突出。每一个围垦工程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甚至不乏有垦沙的民工付出生命的代价,可以说,截江筑坝的围垦工程一定程度上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人类壮举,在没有大型施工机械的古代,一切全凭人力,不啻于愚公移山。在这个与天斗、与地斗的壮举中,沙上人不畏艰险,不怕挫折,意志坚定,勇往直前,而这也已经成为今天的沙上人最重要的性格因子。
沙洲围垦更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先进的移民文化。“穷奔沙滩富奔城”,长江围垦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当时生活相对贫困的沙上人则成了主力。清代,随着张家港境内北部江心沙洲的积涨成陆,靖江、泰州、如皋等地的贫苦农民先后受雇来此围垦,其中许多人定居沙洲。民国时期,境内北部的江心沙洲不断扩大,南通、海门、如皋等地的农民陆续受雇移来围垦。据民国37年(1948年)4月《江阴县改划乡镇区域调查表》统计,境内中正、福善、德顺、年丰等地(约占全境新陆的四分之一),共有农民22579户,100907人,他们都是苏北等地来此围垦然后迁徙定居下来的。大量的沙上移民经过重新组合和共同经历艰辛的围垦工程,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移民文化。
可以说,移民文化往往是先进的文化,深圳、上海、美国,无不是由移民文化带来了经济的快速繁荣和文化的昌盛。作为移民文化的沙上文化亦然:沙上的乡风醇厚民风淳朴,家族观念淡,讲究团结,村社文化浓郁,直至今天,一家有事,全村出动,全体动手。人多古道热肠,常有“省酒待客”之说,见伤残病弱者,必动恻隐之心,努力相帮。尊师重教,崇尚文化,无论富裕或者贫困,为子女求学,必定全力以赴,甚至节衣缩食,不惜借贷。注重卫生,衣不求新但求洁净,屋虽简陋务必整洁。行为做事少有束缚,不墨守成规,渴求进步,成就大事业者较多。
——棉麦农耕。
虽然现在进入到了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沙上人中从事农耕的人员比例,和全国各地一样,已经非常小了,但我仍旧把棉麦农耕作为一个关键词,以此来观照沙上人和沙上文化的独特精髓。
如前所述,沙上地域的气候、土壤、水文等综合条件,都比较适宜于农业生产,事实上,沙上人围垦沙田一个非常主要的目的就在于能获得相对低廉的耕地,用于农耕,以求生活的温饱。在张家港境内,相较于西南部老陆上的居民,沙上人原先总体的生活状态是有明显差距的,在饮食结构上即有差异。常熟的《徐市镇志》曾有这样的记载:“元麦曾是棉区农民的主要口粮。棉农吃麦粞饭至少有数百年的历史。”在我的印象中,我小时候还吃过麦粞饭,而很多江南稻区的居民则是只吃稻米,不知麦粞饭为何物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沙上人是贫穷、落后、地位地下的代称和蔑称。
但沙上人却无视这种歧视,他们的农业生产主要以棉、麦、稻等农耕为主,由于沙土特有的物理属性,加上沙上人的勤奋、聪慧,沙上地区的棉、麦、稻生产一直是比较风光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启东的棉产量曾连续八九年稳居全国榜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兆丰、三兴等地的棉花生产就曾在苏州乃至全省获得过不少荣誉,兆丰更是借谐音把棉花、文化、绿化说成是兆丰的三朵“花”,引以为傲。应该看到,相比于水稻种植,棉花栽种所需投入的劳动量是非常惊人的,可以说数倍于水稻种植,当然作为经济作物的棉花种植,收益也远高于水稻种植。沙上人吃得了这个苦,并且通过自己的智慧和汗水,默默无语,却最终改变了他人对自己的认识。棉麦经济的迅速发展,给沙上地区带来了文化、教育的逐步繁荣。从这点上说,棉麦农耕于沙上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说棉麦农耕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沙上人、沙上文化中拼搏进取、不畏艰巨的乐观精神和坦直率真的性格,各位应该不以为怪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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