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九中

九中，即仁寿县第九中学校。

我与九中结缘，最早是在1976年。那年我四岁。

那年，大姐考上了九中，成为了一名初中生。

那年，父亲从生产队队长升任大队会计。父亲经常开会和下乡，必然会耽误农活。家里还有三姐、四姐在上小学，我和六妹尚幼，还需要大人照管。奶奶已是耄耋老人，四门难出。

几乎一家人都指望母亲一个人。即使母亲很好强，仍然不堪重负。

当母亲无奈而期待的目光落在大姐身上时，大姐很恐慌，一家人沉默了。

母亲最终还是说出自己的想法，希望大姐能退学，回来帮家里一把。

大姐自然不同意，父亲也不同意。

三姐提出她退学，但母亲没有同意，说三姐太小，即使回来，也不能挑不能抬，帮不上什么忙。

最后母亲还是没有强求大姐，大姐主动提出带我一起上学，以减轻母亲照看我的负担。

我有时在教室外游荡，有时跟大姐一起听课，有时自己在教室后面默默等大姐下课。

我从小是个安静的人。有没有给大姐添麻烦，我已经不记得了。

这就是我跟九中的第一次结缘，算是九中特殊的“旁听生”吧。别以为这样的“旁听生”只有我一个，我虽特殊，但并不是特例，那个年代哥哥姐姐带着年幼的弟弟妹妹上学并不是怪现象哦。

可惜大姐还是没有坚持到最后，懂事的大姐最终还是含着泪，在老师和同学的惋惜声里，离开了自己喜欢的学堂，回家成了母亲的好帮手。我的家才得以平安度过了一段艰苦岁月。

我与九中

第二次与九中结缘，是在我上初二的时候。

那时候我和几个爱好打篮球的同学成立了班队，一有空就找别的班级PK，连校队都怕我们这支班队，在全校小有名气。

听说九中的老师队很厉害，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们向九中的教师队发起了挑战。

九中教师队有个叫刘勇的老师，个子不高，速度和弹跳惊人，没有人能盯得住，一旦突破我们的防线，每球必中。

这次挑战，我们大败而归，从此我们记住了九中，也明白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1988年元旦节，学校组织文艺汇演，每个班都要出一个节目。

我们89级三班准备出一个舞蹈，文娱委员苏流芝组织人马时，点到了我。天生没有文艺细胞的我自然不同意。苏同学就说我是班长，我不带头参加，别人都不参加。我只能硬着头皮点了头。

教我们舞蹈的，正好是九中的刘勇老师，我这才知道刘老师原来是苏同学的姐夫。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每天放学后和星期天，舞蹈队的同学都按时到九中聚齐。刘老师给我们选音乐编舞蹈，不厌其烦地教我们，给我们调整动作。我当然是最被“照顾”的那个了。

半个月后，我这个对舞蹈没有一点天赋的人居然也敢上舞台了。

这次我们班的舞蹈虽然没有得奖，至少我们作为一个团队，有自信上舞台，也算圆满了。

九中刘老师的多才多艺，令我非常钦佩，至今记忆犹新。

我与九中

九中什么时候退出历史舞台的，我已经不记得了。随着时间的久远，九中渐渐在我的记忆里淡忘了。

2018年10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曾经落户方家的成都知青赖城坚老师，赖老师在他的回忆录《我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仁寿方家》中，谈到一段关于九中鲜为人知的历史。

1970年，当时的方家区组织区级样板戏培训班，赖老师就是其中一员。

培训班就设在九中。那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全校已经停课，教室、校舍闲置着，并且九中完善的各种设施正好能满足样板戏指导员们和来自方家区各个公社200多学员的需要。

为期一个星期的培训，虽然过去四十多年，至今令赖老师和他的同学们非常感慨，特别是吃住方面。

由于九中只有一百多个床位，两百多学员两个人挤一个床铺，剩下的只能打地铺。学习期间大米干饭和回锅肉顿顿管够，居然让一贯填红苕的肠胃不能适应，出现很多人进进出出抢厕所的怪现象。

这本是一段在我们看来艰难心酸的往事，在赖老师的笔下却变得有趣起来。

从这里毕业的学员，很快变成了各自公社革命样板戏的指导员，随后又办起了大队级的革命样板戏学习班。

赖老师的这篇回忆录，让我们知道九中曾经有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这也是一段珍贵的历史。

我与九中

2018年10月，方家镇党委、政府决定对方家镇的历史文化做一次梳理，并成立了文化挖掘小组。这需要方家镇的热心人士参与进来，集众人的力量来办成办好这件事情。

这期间，我结识了已退休的宋文渊老师，他毕业于九中63级。热心的宋老师至今对九中感情很深，给我们说起九中的很多趣事，并欣然同意撰写一篇关于九中发展史的文章。

2019年4月27日，应宋老师之邀，我和袁泉馆长有幸参加了九中63级同学的聚会。这些前辈的乐观知足、同学情深和质朴深深感染着我和袁馆长两个后生。

九中的这届学生只有两个班。在六十年代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完成了初中学业。当他们升入高中，还有三天临近高考，却被宣布高考取消，所有学生到贫下中农中锻炼。他们迷茫绝望了十年，才等到高考恢复。

朱云华嬢嬢讲到九中在校期间的一件趣事。那时正是生活很困难的时期，吃不饱。学校号召同学们下乡支农。农村同样穷，同样吃不饱。晚上生产队给他们打地铺，草席下铺的是豌豆杆。半夜大家饿得受不了，把草席掀开，期望能在豌豆杆里清理剩余的豌豆充饥，发现有很多饱满的豌豆角。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是好心的农民故意照顾他们这帮学生娃娃的特殊福利。

朱嬢嬢没能参加高考，就到华阳投靠了姐姐、姐夫，在当地考上了民办教师。由于成分不好，心高气傲的她只能选择嫁给一个贫农家庭。直到十年后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国家宣布恢复高考，朱嬢嬢毅然决定参加高考。

当时的教导主任也要参加高考，怕朱嬢嬢影响他的名额，居然恐吓她是分子，不能参加高考。朱嬢嬢跨过学校自己去区里报的名。眼看高考临近，所有人没有资料，幸好朱嬢嬢完好保存了十年前的试题资料，相互传阅。最让朱嬢嬢担心的是政治，没有课本，也没有资料。一次到区教委开会，朱嬢嬢偶然看到了团委书记有一本笔记本，是有关时事政治的。朱嬢嬢也不管有没有用，利用开会的半天，走马观花囫囵吞枣把笔记本上的内容看完。就是这次奇遇，朱嬢嬢的政治考试得以顺利通过。

朱嬢嬢成为当地教师系统唯一考上大学的学生，毕业后一直从医到退休。

九中的这届学生，有的成了普通教师，有的成了国家公务员，有的成了医生，有的成了大学教授，有的在大队生产队任职，即使是农民，也为那个时代做了不少牺牲和不同的贡献。

中午聚餐后，袁馆长邀请大家到文化馆会议室茶话。

一说起方家的文化挖掘，大家热情很高。

彭子如院长肯定了方家文化挖掘的必要性。

四川省社科院刘安儒院士提出挖掘文化要与发展经济相结合。

成都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冯文光教授侃侃而谈文化对中国乃至世界格局的影响。

宋文渊老师说这次同学聚会是最有意义的一次聚会。大家从方家九中出来，退休之后有生之年又有幸赶上方家挖掘文化，号召大家积极为《这里是方家》一书撰稿，或者提供相关线索和资料。

第二天，63级的几个同学提供了一些保存完好的毕业照、毕业证书。这是关于九中非常珍贵的资料。

我与九中

如今的九中，已经不复存在。校址成了现在的电管所和镇政府办公场所，昔日的校舍已经被高楼替代，只剩下后面山坡上的一段围墙，还能依稀让人们想起九中，怀念九中。

我与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