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向来不缺少幽默，只是每个时代的表达方式，因政治环境不同而有极大的差别。但黑色幽默始终是主流。

大多时候，中国人的幽默，往往都是一种最为智慧的处世哲学。

今天要讲的，便是最具代表性的唐宋诙谐，看看封建政治巅峰时期的中国式幽默。

唐宋两代，政治相对轻松，这个时期的幽默感，大都体现在自黑自嘲上，雍容大度。

要知道，讲幽默是要有条件的。举个简单的例子，疲牛荷重爬山，气都喘不过来，如何说笑话！

而唐宋两代的文人，恰恰在生活上比较有保证，政治上又能通过科举做官，无论在物质、精神上都有较高的待遇，生活上一安逸，幽默就产生了。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唐宋人的思想和言论就自由了，只是相对宽松而已。

而真正的文豪大儒，大都放旷任诞，难免恃才傲物，自然便会得罪权贵，仕途一波三折，多灾多难，如李白、苏轼等文化名人，哪个不是啸傲士林而仕途失意的？

他们的反抗当然是借助智慧发点牢骚，以示无奈和讽刺。

这样一来，黑色幽默便从魏晋延续下来了。

１．俳优委婉诙谐的讽谏艺术

唐宋幽默界的代表人物，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士大夫文人，一类是俳优。

俳优是什么人？

俳优是达官贵人养起来供其取乐的小丑艺人，讲笑话的，叫俳；做音乐唱歌的，叫优。俳优在皇宫里，基本上是太监兼职。

日本现在的男优、女优叫法，就是遣唐使们在大唐学了去，继承保留下来的文化特征之一。

先看看俳优的故事。

唐玄宗时有位黄幡绰，是宫廷的太监兼戏子。

黄幡绰“能窥其主不德，时用匡替”，善于寓庄于谐，同唐明皇开开玩笑，委婉规谏。

唐代《天传信记》载：明皇自蜀还，以驼马载珍玩自随。明皇闻驼马所带铃声，谓黄幡绰曰：“铃声颇似人言语。”幡绰对曰：“似言‘三郎郎当’三郎郎当！”明皇笑而愧之。

这个“三郎”即指唐明皇，因他排行老三。宋人有诗写道：“红锦绷盛河北贼，紫金盏灼寿王妃。弄成晚岁郎当曲，正是三郎快活时。”说的正是这个故事。

杨玉环是唐明皇从他的儿子寿王那里夺来的，唐明皇放着大好江山不去治理，却贪恋女色，耽迷珍宝，为物所累乃至群小竟进，最后直弄到“国终不国”，十足一个“郎当汉”。

黄幡绰的幽默不失时机地讽刺了明皇一下。

更有一次，唐明皇叫黄幡绰作一乐谱，因皇上喜欢音乐和戏曲，他却在一张纸上画了两只大耳朵。

明皇感到十分不解，黄却一本正经地说：“但有耳道，即无失节奏。”

所谓“耳道”即劝明皇要兼听则明，勇于纳谏。

黄幡绰不但善于逗乐唐明皇，进行委婉的讽谏，有时他还能讥刺臣下。

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这样一件事：

唐明皇要封禅泰山，命张说为封禅使，张说的女婿郑镒本是九品官。

按照老规矩，封禅以后，自三公以下都能迁升一级。只有郑镒靠了丈人，一下子升到五品官，兼赐绯服。

唐明皇看到郑镒一下子升了几级，感到很奇怪，就询问原因，郑镒一时无话可答。

这时黄幡绰又来调侃，他说：“这是因为靠了泰山之力”。

自此以后， 把老丈人叫做“泰山”和“岳父”，才形成了惯例，谁不想“岳父”帮自己升官发财？

这一幽默的讽刺可谓不温不火，一语中的，但不会令人反感。

南宋更是优伶最跃的年代，出现了许多优伶用幽默滑稽抨击时弊、嘲讽权臣的故事。

南宋偏安一隅，君主却不思进取，贪图享乐，许多国家大事、攻守战策，经济措施，往往在嘻嘻哈哈中被置之一边。

这个时候，被人轻视的优伶，却能借助于弦歌酒宴，在觥筹交错之际，机智地对皇帝进行讽谏。

宋张瑞义《贵耳集》有如下记载：

绍兴中，杨存中在建康，诸军之旗有双胜交环，谓之“二胜环”，取二宫北还之意。因得美玉琢帽环，进高庙。偶有一伶在旁，高宗指环示之，曰：“此杨太尉进来，名二胜环。”伶人接奏云：“可惜二胜环放在脑后！”高宗为之改色。

“二胜环”成为一则有名的典故，这里优伶借助谐意，把帽子的特征（环在脑后）同当时的事实联系起来，讽刺了当局只图眼前享乐的现实，实在是胆大至极，幽默至极。

当时的高宗皇帝一笑了之，秦桧却勃然大怒，把这个幽默的小人物给处死了。岳飞也是一心要迎“二圣还朝”，一代英豪死于非命，可惜可叹。

２、唐宋士大夫自嘲自黑的幽默技巧

唐宋士大夫的幽默是比较大气的，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文风靡盛，士人地位崇高，故讽刺之幽默传世较少，记载不少的倒是一些唐人惧内的幽默故事。

唐人怕老婆是一种风气，大概和武则天当政有关。

传说大学士裴谈平时信佛，他的老婆又凶又妒。裴常对人说：

“做妻子的有三样可以让人畏惧的：年轻时，把她看成活菩萨，哪有人不怕活菩萨的；生儿育女后把她看成‘九子魔母’，哪有人不怕‘九子魔母’的；等到五六十岁年老时，薄施脂粉，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又成了丑鬼‘鸠盘荼’，又有哪个不怕‘鸠盘荼’的！”

裴谈惧内，却不自以为羞，反而津津乐道，可见当时风气使然。这是怕老婆的最高境界，男士不妨学学。

宋代的幽默文人只要介绍一人即可窥见全豹。

这人是北宋的苏东坡，他可谓是宋代顶尖的幽默大师。

苏轼一生并不顺畅。王安石变法，他持反对态度，得罪新派；元祐更化，他又反对司马光全盘否定新法，这样又触犯了旧党。年龄越来越大，做官的地方却越做越远。

宋人《梁溪漫志》就写出了他的遭遇：

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识见。”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坡捧腹大笑。

朝云乃东坡宠爱的使女，她的话很幽默，也说到了点子上。

不过，东坡一生虽屡遭贬谪，但却“不改其乐”。这与他旷达、超脱的态度有关。

我本人十分喜欢他的一首词，叫《定风波》，颇能说明东坡的人生态度：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亦无风雨亦无晴。

他能以“笑”和“乐”来对待生活中的一切，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文人的幽默史。

东坡一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所以他的幽默、他的乐天精神也处处表现出来。

他首先是个官，做官不论大小，总是最严肃的，但即使是做官时他也忘不了开玩笑。

比如他喜欢给大臣起绰号，他把朝廷上下的官员都起了个遍，只是对司马光比较尊重。因为司马光的绰号是最后一个取的。

有天因与司马光争论免役差役的问题，意见不合，回到家里，刚脱下衣冠便大呼“司马牛！司马牛！”

于是司马光的牛脾气出了名。

东坡与佛教中人交往很深，有关这方面的故事流传也很多。

当时有位大德高僧，性洁，据说人非沐浴不敢近。有一天苏轼故意带了一个妙妓登门造访，和尚心里很不高兴。

于是东坡作了一首《南柯子》叫这位歌伎唱，听了这首词，和尚也高兴起来了，东坡说：“今日参破老禅矣。”

原来这首词是这样唱的：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捶，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睫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老婆二五少年时。”

元丰二年，东坡因作诗“谤讪朝廷”，在湖州公堂内被朝廷差役拘捕，妻子王氏哭得死去活来。

东坡此时又显出幽默的本色，他对妻子说了当朝的一件往事：当年真宗召见隐士杨朴时，问杨能不能诗，他说不能。又问临行时是否有人作诗相送，他说只有老妻作诗一首说：“且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了哈哈大笑，就把杨朴放了回去。

东坡说：“如今我也因作诗而被‘捉将官里去’，你能不能像杨朴的妻子那样，也作一首诗送送我？”一席话使得王氏破涕为笑。

苏东坡最大的特点是胸襟开阔、气量大，所谓芥蒂不存于胸。

他喜欢吃猪肉，佛印和尚住金山时，常常烧了猪肉等苏东坡去吃。有一次被人偷吃掉了，东坡就戏作小诗一首：“远公沽酒饮陶潜，佛印烧猪待子瞻；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

旷达得妙。

正是由于东坡的乐天精神和高尚人格，因此他创造了一流的诗文、一流的书画、一流的妙语隽句，一流的幽默。

这正是，唐宋人的百转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