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周恩来曾三次谦让于毛泽东，一次次把毛泽东推上党的重要领导岗位乃至最高领导岗位。尤为可贵的是，周恩来的谦让不是消极的闪避和撂挑子远走，而是一种积极的协助与扶持。
一、让毛泽东恢复军权。
毛泽东上井冈山时，正是党内“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高峰时期。1927年11月，奉命传达中央临时政治局扩人会议决定的人，误将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传为开除毛泽东党籍，致使毛泽东有一阵子在党内沦为“民主人士”。
1929年2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在对红四军不太了解的情况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史称“二月来信”。毛泽东对“二月来信”的批评和决定提出抗辩。
向来虚怀若谷、尊重前线指挥员意见的周恩来，看罢毛泽东来信，立即意识到自己起草的“二月来信”确有许多不妥之处。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同意朱、毛不离开红军。
后又有了党史上有名的“九月来信”。他握着行将离沪返任的陈毅的手，郑重地嘱咐他：“要请毛泽东复职，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定。”毛泽东因此得以摆脱厄运，红四军又成了“朱毛红军”，从而结束了一次军内危机。
二、让毛泽东东山再起。
1931年初，周恩来因受王明排挤，被贬到苏区中央局担任书记，于1931年底到达苏区首都瑞金，毫无顾忌地首先去看望刚刚受到“高强度”批判的毛泽东。毛泽东在苏区党内、军内的职务都被剥夺了，苏区党和军队仍然笼罩在一片危机之中。
而此时上海临时中央此时仍在批毛泽东，针对苏区中央局一再要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建议，周恩来也一再复电，力主恢复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以免“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无事可做。
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恳请中央局再三考虑前方意见。在周恩来的坚持下，毛泽东勉强被恢复了职务。
三、让毛泽东全面领导。
长征途中，周恩来三次在三个层次、三个会议上将毛泽东推上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前两次是为遵义会议作准备的，遵义会议是这两次会议的必然结果，都是出于周恩来的苦心。
1934年12月12日在湘桂边的通道县召开了一次“飞行集会”一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史称“通道会议”。周恩来在通道会议上使红军避免了与五六倍于我之敌作战，从而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
1934年12月18日，周恩来抓住在黎平休整三天的时机，召开了一次意义更为重大的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发挥会议主持人的作用，再次否决李德的错误主张，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抢渡乌江北上，通过有名的《黎平会议决议》。这样，李德靠边站了，毛泽东又一次得到党和红军的支持。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在那里按预定计划召开了中共一大以来最重要的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作了四项重要决定：①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②取消“三人团”；③调整军事指挥的分工，朱德仍为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④张闻天接替博古为党内总负责。
毛泽东曾经对贺子珍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遵义会议后，部队一出发遇上敌人一个师盘踞的一个据点，大家讨论怎么办。多数主张打，毛泽东认为打了要吃亏，双方争执激烈，毛泽东也急了扬言如果坚持要打，我这个前敌政委不干了！张闻天眼看毛泽东要撂挑子，也急了，竟说：“你不干，就不干吧！”毛泽东一听这话，便扬长而去。
毛泽东原以为他这一走，众人会改变主意。不料众人竟举手通过撤销他的前敌政委的职务。毛泽东回去一想：“小不忍则乱大谋”，觉得这样不对，便半夜里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要周恩来把命令暂时压一压，还是想想再发。周恩来本来也是不同意此时去攻坚的，所以不忙于下达攻击令。他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一早再开会时，终于把大家说服了。
后恢复“三人团”，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以毛为首。周恩来喜不自胜地对毛泽东说：“这就好了，今后会要打更多的胜仗了！”毛泽东看到周恩来的神情这样兴奋喻决，心中甚为感动。新的三人团的成立，意味着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地位颠倒过来了，毛不再是“恩来同志的军事上的帮助者”，而成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了。
周恩来对此不仅没有丝毫的不快，反而非常高兴，再一次把毛泽东深深地打动了。他觉得自己的这位战友、这位同志，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他身上有一种像纯玉一般、像水晶一般晶莹的品质。
周恩来一而再、再而三地维护毛泽东、推举毛泽东，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上对毛泽东的支持和谦让，在使毛泽东在革命征途中得以跨越一个个坎坷崎岖，成为全党、全军，后来又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使他得以施展其雄才大略上，无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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