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认为，演变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它是理解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如何变化的最佳途径。

人类制度、人工制品和习惯的改变，都是渐进的、必然的、不可抵挡的。它遵循从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叙述方式它慢慢推进而非大步跳跃；它有自己自发的势头，不为外部所推动；它心里没有什么目标，也没有具体的终点；它基本上是靠试错产生的，而试错是自然选择的一种形式。

演变远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更为常见，更具深远的意义。它不仅仅局限于遗传系统，还能解释几乎所有的人类文化改变方式：从道德到技术，从金钱到宗教人类文化的发展，是渐进的、增呈的、无预定方向的自然发生的，并受种种竞争理念自然选择的推动。对出乎意料的变化，人类往往是承受者而非肇事者。虽然文化演变并无目标，但针对问题所生成的巧妙功能性解决方案，丝毫不亚于生物学家所谓的适应。我们早就发现，若不引入蓄意设计之说，动植物在形式及行为上那些明显的目的性很难得到解释眼睛难道不是专门为看而设计的？出于同样的道理，每当看到人类文化很好地解决了人类面临的问题，我们往往倾向于认为，这是因为有些聪明人存心设计了它。如此，我们常把太多的荣誉，放到了碰巧出现在那附近的某个聪明人头上。

人类历史的传授方式，也由此充满了误导，因为它太过强调设计、指导和规划，而太少关注演变。所以，打了胜仗的，是将军；经营国家的，是政客；发现真理的，是科学家；创造流派的，是艺术家；实现突破的，是发明家；塑造心灵的，是老师；改变思想的，是哲学家；布道的，是教土；做生意的，是商人；阴谋导致危机；神祗订立道德。不光是个人，也包括机构和制度：公司、政党、宗教－－据说，塑造世界的，是它们。

通过本书，能逐渐让你释放对人类意图、设计和规划的痴迷。我想把查尔斯达尔文提出的生物学理论，套用到人类世界的方方面面，让你透过设计的错觉，看到潜藏在底层的，自然发生、未经规划、无情推进却又美丽动人的变化过程。

人类很不擅长解释自己的世界

如果有一位来自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的外星人类学家来到地球，提出一些深入的问题，他是得不到精彩答案的。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杀人率都在下降？犯罪学家对此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为什么全球平均收入达到了19世纪时的10倍以上？经济史学家为此吵成一团。为什么大约20万年前，部分非洲人开始发明可累积的技术和文明？人类学家说不明白。世界经济是怎样运作的？经济学家假装想要解释，但是说不出具体的细节。

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思想，把世界分成两大类：人设计和制作的东西以及不来自命令且并无功能的自然现象。

我们同样还把这种想法带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

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世界是一个自我组织自我变化的地方。模式自然出现，趋势逐渐演变。候鸟在天空中排队成V状并无意义，白蚁建造了宏伟的蚁穴却不需要设计师，蜜蜂修筑六角蜂巢不靠指令，大脑的塑造不来自“造脑师”，学习可以不靠传授，政治事件由历史塑造，而非反过来那样。基因组没有主基因，大脑没有指挥中心，英语没有指导员，经济没有首席执行官，社会没有总统，普通法没有首席大法官，气候没有控制按钮，历史没有五星上将。

在社会中，人是变化的承受者，甚至直接主体，但很多时候，成因来自别处－－它们是自然发生的、不可阻挡的集体性力呈。自然选择带来的生物演变是这些无情力量中的最强者，但除此之外，演变式无规划变化也有其他较为简单的形式。事实上，借用创新理论家理查德·韦伯提出的一个说法：达尔文理论是”特殊的进化论”；演变还有一套通论，适用范围远超生物领域它适用于社会、资金、技术语言、法律、文化、音乐、暴力、历史、教育、政治、神祗和道德等领域。通论认为，事物不会始终不变，它们不可抵挡地逐渐变化；它们表现出路径依赖”；它们有着修改过的血统;它们试错，表现出选择性持久。对千这一内生变化过程，人类无功可邀，因为它并无从上至下的指挥。

宇宙的演变

卢克莱修在《物性论》未完成的7400行诗句里所提出的各种主张，可以看成是现代性的推进议程。他主张，在虚空中运动的种类有限的无形粒子通过不同的组合，构成了万事万物，这预言了现代物理学。他认为，宇宙没有造物主，上帝是幻想，生存没有目标或目的，只有不断的创造和毁灭，完全受偶然支配，这表明他充分理解了近世才流行起来的设想。他提出，大自然不断进行试验，只有能够适应和繁殖的生物才能兴旺发展，这预见了达尔文的学说。他说，宇宙并不是为人类创造的，也不是围绕人类创造的，我们并不特殊，遥远的过去没有宁静而丰裕的黄金时代，只有谋求生存的原始战斗，他真的与现代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站在同一个阵营。他跟现代的无神论者一样，主张灵魂会死，没有来世，所有的有组织宗教都是迷信的妄想，十分残酷，没有天使、恶腐或鬼魂。从道德立场上，他认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是提升快乐，诚轻痛苦。

卢克莱修热情地坚持理性主义、物质主义、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和自由精神，在西方思想史上理当占据特殊的地位，甚至超越了他的诗歌之美。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美国大革命，都是由受了卢克莱修一定程度启发的人发动的。

随着卢克莱修思想的渗透，物理学家最先看出了它引领的方向。

牛顿用重力而不是上帝解释行星的轨道和苹果的落下。

率先动手拆除天钩的物理学家，接二连三地震惊世界。拉普拉斯认为，宇宙的现状是＇过去的影响、未来的成因＇。如果有智者强大到足够计算出每一项因的每一项果，那么，”就没有任何事情是不确定的，未来和过去都将展现在他眼前＇。拉普拉斯从数学上指出，在天文领域不需要牛顿所谓的＇上帝轻轻－推＇的干预，就能维持太阳系的稳定。

20世纪后期部分天文学家接受了人择原理。它主张，宇宙的条件、某些参数的特定数值，似乎非常适合生命的出现。换句话说，如果事情稍微有一点不同，就不可能存在稳定的太阳、富含水的世界、聚合起来的碳，故此生命也就永远无法出现。宇宙的这股运气暗示，我们居住在一个特别的世界中，它不同寻常地极其适合我们，这显得太怪异、太酷了。

当然，我们自己的宇宙的确存在一些明显的偶然特征，没有它们，生命就无法起源。如果宇宙常数稍微大一点，反重力的压力就会更大，星系、恒星和行星根本来不及演变出来，宇宙就会把自己炸成碎片。碳的电子与核子的力量刚合适，让它成为最为常见的元素，而碳对生命至关重要，是因为它能够形成多重键。不巧的是，在行星与恒星之间典型距离下的温度范围内，分子键的强度刚合适，既可以维持稳定，又可以打破它，稍微再弱一点，宇宙就热得无法进行化学反应了；稍微再强一点，宇宙又太冷了。

的确如此，但对宇宙学家小圈子（他们在望远镜上花的时间太长了）之外的人而言，人择原理这一设想，不是平庸的，就是愚蠢的（看你对它的态度有几分认真）。很明显，它混淆了因果关系。是生命适应物理定律，而不是反过来，让物理定律去适应生命。从一个水是液体、碳能聚合、太阳星系持续数十亿年的世界里，演变出来的生命才会是以碳为基础，水溶性蛋白质盛在充满液体的细胞里。而如果世界有所不同，那么出现的一定也是不同类型的生物。正如大卫·沃尔瑟姆在《幸运的行星》一书中所说，“我们必然占据了有利的位置，（这是）一个定律里允许出现智能生命的罕见区间”，不需要人择原理。

沃尔瑟姆进而提出，地球或许是罕见甚至独一无二的，因为产生一个有着稳定的温度、水在星球表面可稳定维持液体形式长达40亿年的星球，需要一连串的巧合，几近荒谬。月亮的形成也特别幸运”，它是行星碰撞形成的，由于地球潮沙的影响，它缓缓地遁入了太空（月亮现在与地球的距离，是它最初形成时的10倍远）。如果月亮稍微大一点或者小一点，碰撞之后，地球的一天就会稍微长一点或者短一点，它的轴线就会不稳定，有可能发生周期性摧毁生命的气候灾难，进而摒绝智能生命的出现。上帝或许能为月球的这一巧合邀功，但詹姆斯·洛夫洛克的盖亚假说（也即生命本身控制气候）不能。所以，我们或许的确运气好得离谱，好得近乎不可再现，但这并没有增添我们的特别之处，要是最初没有这一系列的巧合，我们根本就不存在。

道格拉斯亚当斯对人择原理做了最后判决：“想象一下，有一摊泥浆清早醒来，它想：＇我发现自己所在的世界真有趣啊，我所在的这口坑太有意思了，刚好适合我，不是吗？老实说，它跟我的契合度好得太惊人了，说不定是专门为我造的呢!

道德的演变

不久，一种更具颠覆性的思想，从卢克莱修和牛顿的追随者中演变出来。如果道德本身，并不是犹太教－基督教的上帝手把手地传下来的金科玉律呢？甚至，它不是柏拉图式理想的山寨货，而是人与人之间为寻求相处之道，通过社会互动自发自然产生的东西，那可怎么办呢?休谟意识到，如果人们善待彼此，对社会是有益的，所以，他认为，社会凝聚力的基础是理性算计，而非道德规定。斯密更进一步，认为道德来自人类本性的一个独有特点－－同理心未经计划，也无人指使。

法律自然形成，而非人为制定，这是完全可能的。对大多数人来说，这让人感到惊讶。他们内心深处隐约认为，法律总归需要有人来发明出来，并非它自己演变而成的。不光只有普通法会通过复制、变异和选择而演变，哪怕是成文法和宪法解释，也发生着渐进式变化，有些变化保留下来，另一些没有。决定哪些变化保留哪些不保留的，不是万能的法官。这些决定也并不是随机的，它们来自整个过程的选择。而演变则是＇一种以规律为基础的成因，时间和空间内化在我们的体验过程当中”。

生命的演变

我强烈敦促各位不要犯下一种错误，这种错误你们应该全力避免：也就是说不要以为你们眼里最明亮的光芒，是为了让你们看到前方而设计；我们的大腿和小腿，通过关节饺连在一起，扎在脚上面，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迈开大步走路；我们的小臂妥帖地配合着粗壮的上臂，身体左右都配备着灵巧的手，只是为了让我们麻利地做完生活所需之事。

生物世界的复杂性如此不可思议，复杂性自启动、自发生的概念如此违背直觉，就连对达尔文主义最坚定不移的信徒也必然曾在孤独的深夜里产生过片刻的怀疑。哪旧你提醒自己，因为无知而去寻找神性，是公然违背逻辑的推论。

基因的演变

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人们目前还不知道但又始终渴望知道，这就是生命的起源。

生物学家跟踪到了从简单的原细胞到复杂的器官和生物体的形成过程，这固然带给了他们极大的信心，但原细胞最初是怎样出现的，依然笼罩在黑暗当中。

DNA序列表明，生命家族之树的根源是简单的细胞。

40亿年前，海洋呈酸性，二氧化碳饱和。热泉喷出的碱性液体与酸性的水相汇之后，一道陡峭的质子电化学阶梯穿透了喷口形成的铁－令息硫薄壁。这一阶梯的电压幅度，跟现代细胞里的非常类似。在矿物孔中，化学物质有可能困在能量充沛的空间里，用于构建更为复杂的分子。反过来说，当它们利用质子阶梯的能量，偶然开始自我复制时逐渐会变得更容易采用适者生存的模式。至于剩下来的部分，就是算法了。

生命的特点是捕获能量以创造秩序。这也是文明的一个标志。人使用能量来构建房屋、设备和观点，而基因则使用能量来制造蛋白质结构。细菌能长到多大，受制于每个基因可用的能量多少。这是因为，能量是靠泵动质子穿过细胞膜来获得的细胞越大，相对于体积的细胞表面积就越小。唯一能长到肉眼可见大小的细菌，是那些内部有着巨大空洞的类型。

然而，生命起源之后的20亿年左右，有着复杂内部结构的巨大细胞开始出现，我们称之为真核生物。

合并带来了真核生物演变（甚至革命）的可能：一群细菌开始在古菌细胞（一种不同的微生物）内部生活。今天，这些细菌的后代被称为线粒体，它们产生我们生活所需的能量。在你生命的每一秒钟，你的1000万亿个线粒体带动10亿兆个质子穿越细胞膜捕获所需电能用来制造你的蛋白质DNA和其他巨分子。

线粒体仍然有自己的基因，只是数量很少，我们的线粒体只有13个基因。它们基因组的简化至关重要，这让它们得以产生多余的能量来维持“我们基因组”的运作，从而使我们能够拥有更复杂的细胞、组织和身体。因此，我们真核生物每个基因都有数万倍可用的能量，能够发挥更强大的生产力。这让我们有了更大的细胞、更复杂的结构。实际上，我们为线粒体提供了大量内部细胞膜又简化了维持这些细胞膜所需的基因组，克服了细菌细胞大小的限制。

工业革命（说成是工业演变也无不可）对这一现象产生了神奇的呼应。在农业社会，一个家庭能种植的粮食只够养活其家庭成员，很少有余粮能用来养活别人。于是，只有极少数人能拥有的城堡、天鹅绒外套、盔甲，或者其他任何需要多余能量才能制造出来的东西。借助牛、马、风和水，能够产生稍微多一点的盈余能量，但多得并不过分。木头没有用，它只能提供热量，但不能做功。于是，一个社会能够制造多少资本（社会的结构、社会的物质），始终有着上限。

到了工业革命时期，对煤炭的利用带来近乎取之不尽的能量。不像农民，煤矿工人生产了远远超过个人消耗的能量。他们挖出的煤炭越多，就越是精通挖煤。随着第一台蒸汽发动机的出现，热和功之间的壁垒得以攻破，煤炭的能量放大了人所做的功。突然之间，就像真核的演变大大增加每个基因的能量，工业革命也大大增加了每个工人的能量。能源经济学家约翰·原斯特布尔(JohnConstable)认为，靠着这些多余的能量，我们制造出了今天极大丰富了生活的房屋、机器、软件和小工具。盈余能量对现代社会不可或缺，是财富的表现。一个美国人，消耗的能量大约是一个尼日利亚人的10倍多，换句话说，前者比后者富裕10倍。“有了煤炭，所有的壮举都变得容易实现起来，“真核生物带来的盈余能量演变以及工业化带来的盈余能量演变，均是自然出现、未经规划的现象。

基因组是极为复杂的数字计算机程序。稍有失误，单一基因组内20000个基因（人类）的模式、剂量或表达序列就会改变，或者影响数十万个受控序列的基因开关，导致可怕的畸形或坠入疾病。在我们大多数人身上，这套计算机程序能全无差错地顺畅运行8-10年，委实叫人难以相信。

想想看，你身体里每一秒必须发生些什么才能维持这场持续的巡演。你有差不多10万亿个细胞，还不算构成了身体大部分的细菌。每个细胞随时都在转录着数千个基因，这个过程涉及几百种蛋白质以特定方式聚合到一起，为数百万碱基对催化数十种化学反应。每一个转录本都会进入一个核糖体（核糖体是一台有着数十个活动零件的机器，能够催化各种化学反应），生成一个蛋白质分子，长达数千个氨基酸。接着，蛋白质本身在细胞内外进出，加速反应，运输货物，发射信号，支撑结构。如此复杂的事情，每一秒钟在你体内发生着数百万兆件，维持你的生命，极少出差错。这就像是微缩的世界经济，只不过更加复杂而已。

人总觉得计算机运行这样一套程序，必须要有个程序员。这是个很难动摇的错觉。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初期，遗传学家还认为存在＇主控基因＇为下属序列发号施令，可惜并没有主控基因，也没有聪明的程序员。整场大戏不光是通过演变一环一环自然出现的，而且还以完全民主的方式运行。每个基因都只扮演了小小的角色，没有基因领会整套计划。然而，这种重重叠叠的精确互动，却带来了在复杂性与秩序性上无可匹敌的自发设计。再也没有什么能更好地阐释启蒙时代梦想的正确性：秩序来自－个没有人负贵的地方。基因组（现在已经测出了序列）就是无须任何管理也能出现秩序和复杂性的有力证据。

为谁做代表

进化并非自上而下有指导地进行，而是自行组织的过程。也就是说，杜鹃宝宝把宿主鸟巢其他的蛋给推出去，好让它的养父母只给它喂食，但这个理由，既不来自杜鹃的头脑，也不来自杜鹃设计师的头脑里。它只存在于你我的头脑当中，而且是事后的阐释。身体和行为中充斥了此类明显有目的的功能，但从未有过预见或计划。你肯定同意这种模式也适用于人类基因组；你的凝血基因存在的作用就是制造凝血蛋白，让伤口的血液更好凝固；但这一功能设计并不意味着有智慧设计师预见到了凝血的需求。

如果说，对抗微生物的战斗是一场永不结束的演变军备竞赛，对抗癌症的战斗也是一样。转为癌化，逐渐长成肿瘤，然后扩散到身体其他部分的细胞，必然是在这个过程中，通过遗传选择演变出来的。它必须获得鼓励自己生长、分裂的突变，获得无视停止生长或自杀指示的突变，获得让血管生长进肿瘤、为之提供养分的突变，获得推动细胞挣脱、迁移的突变。这些突变很少出现在第一个癌细胞里，但肿瘤通常能获得其余的突变，它大规模重新排列自己的基因组，进行规模庞大的尝试，无意识地用试错来寻找出路，获得所需突变。

肿瘤试图＇成长，“试图＇获得血液供应，“试图＇传播散布。当然，实际上的解释还是自发自然：肿瘤中的许多细胞存在资源和空间上的竞争，获得了最有用突变的细胞最终会胜利。这跟生物种群里的演变非常类似。近来，癌细胞往往需要其他突变（即能智胜过化疗或者放疗的细胞）才能芘壮成长。在身体某处，有一个癌细胞碰巧获得了能抗击药物的突变。癌变的其余部分死掉，而这个流氓细胞的后代却逐渐繁殖，使癌症复发。让人心碎的是，这种情况经常见于癌症治疗过程中：治疗最初取得成效，最终却还是失败了。这是一场演变军备竞赛。

我们对基因组学越是了解，它就越是证实了演变。

文化的演变

语言的演变

DNA序列的演变和书面、口头语言的演变，几乎呈现完美的平行。两者均由线性数字代码构成两者均通过序列（至少部分由随机变化生成）的选择性生存演变两者都是能够利用少量离散元素有效产生无限多样性的组合系统。在一支充满了无规划之美的芭蕾舞曲中，不同的语言经过修正合并，延续后代，不断发生突变、多样化和演变。

然而最终所得到的结果却是完全符合你想象的严谨、正规的结构、语法和句法规则。“不同语言的形成不同物种的形成以及两者都通过渐进过程发展的证据，呈现出好玩的平行类似状态，“查尔斯达尔文写道。

这令人们可以把语言想成一件基于规则设计出来的东西。一代又一代，人们就这样传授外声讨语言标准的降低、标点符号的不讲究、词汇量的缩水，但这都是废话。哪旧是最新冒头的俚语，也是有规可循的语言，就跟古罗马时代一样复杂。只不过，不管是现在还是当时，语言的规则都是从下往上书写的，不是从上往下。

语言的演变或许有完全合理的规律，但它无须得到委员会的认同、专家的推荐。例如，常用的单词往往短小，如果它们被频繁使用，单词会越变越短：如果我们经常要用到长单词，就会创造缩写形式。这是一件好事，意味着减少呼吸、时间和纸张的浪费。这是完全自然自发的现象，我们基本上意识不到。同样，常用单词的变化非常缓覆而生僻单词的意思和拼写有可能变得很快。这仍然合乎情理。

声讨语言标准的降低、标点符号的不讲究、词汇量的缩水，但这都是废话。哪旧是最新冒头的俚语，也是有规可循的语言，就跟古罗马时代一样复杂。

语言表现出了演变系统的其他特点。

人类革命实际上是—场演变

大约20万年前，在非洲的某个地方，人类开始改变自身的文化。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考古记录清晰地显示，这是该物种的一场重大转变，叫作“人类革命”。在此前的100多万年里，这些非洲人都只会制作设计简单的石制工具，可到了这时候，他们开始制作大量不同类型的工具。起初，变化是局部、渐进而且短暂的，所以“革命”一词存在误导。但随后，工具的变化出现得明显更为频繁、强烈和持久。到了65000年前，使用新工具的人开始走出非洲，很可能是穿过红海最南方的狭窄海峡，开始相对较快地在欧亚大陆进行殖民扩张，取代当地原有的原始人类，如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亚洲的丹尼索瓦人（偶尔也与之交配）。这些新的人有些特别之处：他们并不困守自己的生态环境，如果猎物消失，或者出现更好的机会，他们能轻松地改变自己的习惯他们到达澳大利亚，并迅速占据了这一充满挑战的大陆。他们到达欧洲，在冰河时代，取代了本来适应得很好的优秀尼安德特猎人。他们最终扩散到了美洲，一转眼（演变历史上的短暂一瞬），从阿拉斯加到合恩角，从热带雨林到沙漠，每一种生态系统里都出现了人。

是什么引发了非洲的人类革命呢？这是一个难得几乎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因为整个过程开始得非常缓漫，最初的触发因素可能微不足道。不同类型的工具最早出现在东非部分地区，其蛛丝马迹似乎可追溯到30万年前，按照现在的标准，变化大概是和冰川的缓慢推进有些关系。这是一条线索。人类革命的标志性特点不是文化，因为从传统通过学习代际传承这层意义上来说，许多动物都有文化。标志性的特点是文化的累积，也即增加创新却又不丢失原有习惯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革命完全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轮非常缓漫的积累式变化，它稳定地迈开步伐，缓缓地加速，达到了今天让人眼花缭乱、五花八门的快速创新。

这是文化演变。我认为，变化是通过交换和专业化的习惯启动的，它能自我维持：你越是进行交换，专业化就越是有价值，反过来说也成立。这一趋势孕育出了创新。大多数人更倾向于认为变化的原因是语言。语言同样是自我建立的：你说得越多，就有越多可说的。不过，这一理论的问题在于，遗传学证明，尼安德特人几十万年前就经历了语言革命，与语言相关的特定版本基因普遍存在于该物种中。所以，如果语言是触发因素，为什么革命未曾提前发生，出现在尼安德特人的族群里呢？还有人认为，在这些最初“行为现代化的人类身上“，一定有着某种不同的人类认知方面，比如前瞻式规划、有意识模仿等。但到底是什么启动了语言、交换或预见能力呢？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是文化演变推动了嵌在我们基因里的认知变化。基因的变化是文化变迁的后果。促进人类语言技能的相关基因突变（在过去几十万年里表现出了”选择性横扫”的证据，暗示它们迅速在人类中扩散），不太可能是让我们说话的触发因素，而更有可能是，基因对我们开始说话的事实做出的响应。只有在使用语言的动物身上，更流利使用语言的能力才会是优势。因此寻找20万年前人类革命的生物触发因素会是一场徒劳的努力，因为我们只能找到对文化的生物响应。一个习惯，经环境的力呈，被特定部落偶然采纳，有可能足以选择出让部落成员更擅长说话、交换、规划或创新的基因。就人类而言，基因兴许是文化的奴隶，而非主人。

音乐同样在演变它惊人地改变着自己的流向，一路携卷走了音乐家。巴洛克古典音乐带来了浪漫派，浪漫派带来了拉格泰姆，拉格泰姆带来了爵士，爵士带来了蓝调，蓝调带来了摇滚，摇滚带来了流行。没有此前的风格，新的风格将无法形成。一路上还会出现许多融合，如非洲传统音乐跟蓝调结合，带来了爵土乐。乐器变化很少是彻底的创新，而是其他乐器改良带来的后裔。钢琴是羽管键琴的后代，羽管键琴跟竖琴有着共同的祖先。长号是小号的女儿，是喇叭的表亲。小提琴和大提琴是由琵琶改进而来的。如果没有巴赫等人的作品，就没有莫扎特，而如果没有莫扎特所描绘的图纸，贝多芬也写不出作品。技术很重要，概念同样重要：毕达哥拉斯发现了八度音阶，这是音乐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切分音同样如此。扩音电吉他的发明，让小规模的乐队，也能像大型管弦乐团一样，轻松为大规模的听众同时提供娱乐。这里的要点在于，音乐的演变有着不可避免的必然也随着每一代音乐家学习音乐，用音乐做实验，它的变化是不可阻挡的。

婚姻的演变

演变的一个特点是，它能产生事后回想起来有意义的变化模式，但当初看不出一丁点有意识设计的端倪。

以人类配偶系统为例。过去数千年婚姻的出现衰落崛起和再次衰落，就是这种模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说的不是交配本能的演变，而是文化里的婚姻习俗史。

毫无疑问，本能存在。人类交配模式基本上反映了数百万年非洲大草原磨硕出来的根深蒂固的遗传倾向。按男女体格和力量的小幅差异来判断，我们显然不是为了大猩猩类的纯粹多配偶制设计的。在大猩猩种群里，体格庞大的雄性争夺对一群雌性的所有权，一旦抢到手，就杀死前任雄性的婴儿。另外，从人类睾丸的适度大小来看，我们也不适合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纯粹性自由，后两者的雌性杂交（或许是出于一种避免杀婴的本能竞价），使大多数雄性之间的竞争在精子层面上展开，而不是个体争斗，从而模糊了父权。我们和这两种亲戚都不一样。根据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研究，狩猎采集社会主要采用一夫－妻制。男性和女性结成特定的伴侣纽带，如果哪一方渴望寻找多样性生活，基本上都是偷偷摸摸地私下做。父亲密切参与抚养后代的一夫一妻制，似乎在过去数百万年里，都是为人类男女所采用的独有模式。在哺乳动物中，这很不寻常，在鸟类里反倒更常见。

但10000年前，农耕降临，有权力的男性能够积累资源，收买、恐吓其他男性，吸引地位较低的女性成为自己的妻妾。从古埃及到印加帝国，从西非洲的农耕文化到中亚的游牧社会，一夫多妻制成为常态，无关本能。这适合有权力的男性和地位低的女性（她们可以去当富裕男性的第9个妻子，过养尊处优的生活而不是做贫穷男人唯一的妻子忍饥挨饿），但这对地位低的男性不是笔划算的交易（他们只好单身），对地位高的女性也不适合（她们必须要跟其他女性分享自己的伴侣）。为了让地位低的男性得到满足，允许一夫多妻大范围存在的社会，邻居之间往往非常暴力。在依靠绵羊、山羊或牛的游牧社会尤其如此，因为财富是流动的，并表现出规模经济：照料1000只羊并不比照料500只羊困难多少。因此，从亚洲到阿拉伯的游牧民族，不光要经历周期性的暴力更不断侵扰欧洲、印度和非洲，杀死男性，掠夺女性阿提拉（匈奴王）、帖木儿、阿克巴（莫卧儿帝国的第三位统治者，帖木儿的后代）等，都来自游牧民族。他们的习惯就是征服一个国家，杀掉男人、孩子和老人，将年轻女性掠为妾室。成吉思汗自己就有过上千个孩子，他的追随者也大都如此。

关键在于，游牧民族自然产生的一夫多妻制度，事后回想起来具有经济和生态上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某些聪明的发明家有意设计出来的。理由从不来自发明它的聪明人的脑袋，这就是丹尼尔丹尼特所谓的”漂浮性理由“。它是一组选择条件带来的自适应演变结果。

在埃及西非墨西哥和中国等农业社会里，一夫多妻制有着不同的形态。地位高的男性比地位低的男性拥有更多的妻子（帝王除外），但并不像游牧社会里那么极端。通常，富裕的男性就像寄生虫一样，靠一群他们称之为妻子的女性辛勤工作过活（西非就是这样）。女性为了换取保护（免遭其他男性掠夺），必须在丈夫的土地上生活，为之耕作。

然而，在一些定居文明里，贸易城市逐渐发展出来，带来了一种忠贞于一夫一妻婚姻制的全新选择的压力。你可以从《伊利亚特》,全是一夫多妻的男人们之间的争斗）和《奥德赛》,善良的珀涅罗珀等待基本上忠实的奥德修斯的故事）之间的差异看出这种转变来。出身高贵贞洁的女性坚守正当的婚姻，不肯向丈夫纳妾屈服，这样的传统似乎也出现在罗马，卢克蕾提亚被强奸的悲剧（王子强奸了贵族妇女卢克蕾提亚，后者将王子的丑行告知家人，自己愤而自杀）里可以看出端倪。这个故事和罗马共和国建立、推翻国王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暗示，国王垮台是因为他们有着强行占有别人妻子的傲漫倾向，招致了其他男女的怨恨。

这种朝着一夫一妻制的转变，是基督教的一大主题，也是早期传道教父的当务之急，尽管早期的圣徒并不都推荐一夫一妻制。经过耶稣的教导，他们发现了这项使命：坚持一个男人只娶－个妻子，与之生死相依，无论好坏。据说，按基督的教导，婚姻是一种神圣的状态：两人合二为－，成为“一体＇。近古时代一夫一妻制的重新出现，胜利者是那些出身高贵的女性（她们得以垄断丈夫），以及大呈社会地位低下的男性（他们终于能享受性生活了）。故此，一夫一妻制对这些社会地位低下的男性极具吸引力，早期的基督徒简直像是捞到了福音的宝贝。

一夫多妻制并未完全消失。贯穿整个黑暗时代中世纪和近现代历史，奉行多妻制的贵族（对出身贫寒的女性具有吸引力，这是她们避免饿死的一条出路）和他们出身高贵、坚守贞洁立场的妻子及自耕农追随者，始终在进行战斗。有时候这边占上风，有时候那边占上风。在17世纪初英格兰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统治下，一夫一妻制占上风。到了查理二世，一夫多妻制非正式地回归了。小资产阶级的儿女无法容忍它。

随着商人阶层的崛起，一夫一妻制最终征服了贵族。到了19世纪，维多利亚女王已经驯服了贵族的欲望，每个男人至少表面上会装作对自己的妻子忠诚、关照、奉献终生。一夫—妻制带来了和平。一夫一妻制不是一群聪明人围坐桌边，为了带来和平与团结，商讨出了这样的政策，相反，它很可能是达尔文式的文化演变的结果。选择了”规范性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往往把年轻男人调教得更为驯服，提高了社会凝聚力，平衡了性别比例，降低了犯罪率，鼓励男性去工作而不是打架。这样一来，此类社会拥有了更强的生产力、更少的破坏性，更容易扩张。这三位人类学家认为，这解释了一夫一妻制的最终胜利。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小家庭形态是它最完美的体现：爸爸去上班，妈妈在家打扫卫生、做饭和照看孩子。

城市的演变

一旦你开始注意到演变在人类事务中的运作，你会发现它无处不在。以城市为例。1740"'1850年，英国在全无规划的状态下成为了全世界最城市化的国家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和布里斯托尔等小城镇膨胀成了大城市。典雅的巴斯和切尔滕纳姆、伦敦西区和布卢姆斯伯里、爱丁堡的新城纽卡斯尔泰恩河畔的格兰杰城，都兴建于这一时期。这不是国家或公共机构创造的。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没有规划法、没有监管机构、没有公共建筑规范、没有分区或土地使用法没有提供住房或服务等直接公共行动的社会里。

直到19世纪下半叶城市发展才更多地由国家控制早期的城市发展受个人主动和投机性驱动，由产权和私人契约指导，经分散的市场力量塑造和决定。这种城市化进程井井有条，但毫无规划。这就是演变。

今天，最成功的城市，如伦敦、纽约和东京，集中了各种美食、休闲娱乐和求偶交欢（哎，就是俱乐部啦）的场合，为心怀远大理想的穷人提供了施展拳脚的机会。从里约到孟买，城市都是繁荣的发动机，是人们从贫困走向小康甚至富裕的转折之地而互联网和手机所促成的＇距离的消失”，非但未曾鼓励人们撤退回蒙大拿或者戈壁荒漠的孤独田园梦想里，反而有着完全相反的效果。现在，至少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任何地方工作，但我们最想待的地方，基本上是人口密集、高楼大厦林立的繁忙城市。我们还愿意为之支付溢价。那些鼓励在市中心修建高大住宅楼的城市（如香港、温哥华）成长迅速，而那些坚持低矮建筑的城市（如孟买），则举步维艰。关键在于，这不是人类有意识选择出来的政策。

城市的持续发展是一种无意识的必然势头。

同样的进程，在世界各地持续。繁荣和城市化之间几乎有着完美的相关性：国家越是城市化，它就越是富裕。如果把世界分成两种：一种是大部分人居住在城市的国家，一种是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的国家，你会发现，前者的人均收入是后者的四倍。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进城市，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城市本身是以可预见的方式演变的。它们的发展和变化存在自发的秩序。这些规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城市展现出来的＇比例缩放”，也即城市特点随着规模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城市的人口规模每翻一倍，人均基础设施成本就降低15％。

对经济和创新来说，城市越大，两者增长的速度就越快。城市的规模翻倍能让收入、财富、专利数量大学数量、创作人数量增加大约15%,不管这座城市在哪里。用术语来说，“比例缩放”是超线性”的。城市具有＇超级创造性”。人类的创新多来自城市：城市越大，创新就越多。这一现象的原因很清楚，至少轮廓分明。人类通过对概念的组合和重新组合来进行创新，网络越大越密集，冒出来的创新就越多。还是那句话，请注意，这和政策无关。事实上，就在不久前，还没有人意识到超级创造性效应，故此，没有任何政策制定者能够以之为目标。这是一种演变现象。

这也是城市几乎不会消亡的一个原因。除了今天的底特律、古代的锡巴里斯（意大利的一个城市），城市萎缩的例子很少，像公司那样消亡的例子就更没有几个了。

城市、婚姻、语言、音乐、美术，这些文化的表现形式，都经常发生着变化，而且从事后的角度来看，似乎可以预见，但事实上，没有人能预料到，更没有人能够指挥。它们自然而然地进行着演变。

经济的演变

当今世界，一个普通人一年的收入，按实际价值计算，是1800年的10-20倍，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从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它并未表现出放缓的迹象）看，到2100年，普通人的收入有可能达到今天的16倍：用今天的币值来算，这相当于175000美元。2008-2009年的大衰退，在全球范围内只是昙花一现：在这一年里，全球经济缩水不到1%,第二年这一数字就增长了5%。

到目前为止，这种进步的最大受益者是（目前仍然是）普通工人和穷人。正如麦克洛斯基所说，富人固然越来越富有，但“数百万人有了燃气采暖、汽车、天花疫苗接种、室内水管、廉价旅游、妇女权利、更低的儿童死亡率、充足的营养、更高的个头、翻了一倍的预期寿命、报纸、选票上学的机会和尊重”。全球不平等正在迅速缓解，因为贫穷国家民众的致富速度，比富裕国家更快。修正了通货膨胀之后，1960年，全世界有65%的人每天仅靠1.25美元过活而今天仅为21%。

繁荣自然出现，没有人规划了此种趋势，也没有人预料到了它。却不是因为人类的政策它通过非常类似演变的选择性进步形式，从人的互动中不屈不挠地发展出来。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分散现象通过数百万单独的决策实现，基本上无关统治者的行动。

人的行动，而非人的设计

大丰盛是一种演变现象。

法国的”重农主义者”至少已经开始认为，生产性工作是财富的源泉，而非成堆的黄金。

故此，更加繁荣的意思，就是变得更具生产性，种植更多的小麦，制造更多的工具，为更多的客户服务。

劳动生产力的最大进步似乎是分工的影响。如果农民向铁匠供应食物，换取工具，两者的生产力都会提高，因为前者不必停止工作，拼命制造工具；后者不必停止工作，狠命耕地。伴随着交换而来的专业化，是经济繁荣的源泉。

首先，商品和服务自愿自发的交换，带来了劳动的分工，人们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事情。其次，反过来，这促成了交易各方交换收益的提升，因为每个人都做着最大发挥自己生产力的事情，对自己所选择的任务，有了学习、实践甚至进行机械化的机会。于是，人利用自己的手法和知识并不断加以改进，这是任何专家、统治者都做不到的。再次，贸易带来的收益鼓励更多的专业化，更多的专业化鼓励更多的贸易，实现了良性循环。生产者的专业程度越强，消费越是多样化：人从自给自足，变成了生产更少的东西、消费更多的东西。最后，专业化必然激励创新，这也是思想交流与结合所推动的合作过程。事实上，大多数创新都来自对现有概念（怎样制造东西、组织东西）的重组。

人们交换得越多，劳动分工得越细，就越是在为彼此工作。他们越是为彼此工作，生活水平就越高。劳动分工带来的结果是陌生人之间建立起了庞大的协作网络，它把潜在的敌人变成了可敬的朋友。

贸易带来的收益是相互的；如若不然，人们不会自愿参与贸易。市场越是开放，越是自由，剥削和掠夺的机会就越少，因为从消费者的角度看，他们更容易抵挡掠夺者；从竞争对手的角度看，他们削减了掠夺者的超额利润。故此，理想形式的自由市场，是这样一种机制：它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合作网络，提高了彼此的生活水平；它协调了生产；它利用价格机制传递了需求信息。自由市场也是鼓励创新的机制。它是疯狂自私的个人主义的对立面，虽然许多牧师和其他人似乎把自由市场当成了坏东西。它是市场大众合作的体系。诚然，你要和对手在生产上展开竞争，但你也必须与客户、供应商和同事合作。商业需要信任，也孕育了信任。

不完善的市场好过没有市场

贸易是否只在完美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半自由的市场是否好过没有市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胜任的企业被中庸企业淘汰，中庸企业被优秀企业淘汰，优秀企业被卓越企业淘汰。看看经济史就知道，按照商人利益运作的国家或地区并不完美，但它们始终比暴君统治下的国家更繁荣、更和平、更有文化。

较之发号施令的政府，自由贸易有着更好的经济成绩和人道主义表现，这一点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而且例子越来越多。

贸易的核心特征在于分散，这也是它与集中规划的区别所在。这里无须中央指导告诉经济需要多少件呢子大衣、多少台手提电脑、多少杯咖啡。事实上，如果有人真的打算这么做，最终只会搞得一团乱，要不就是出现朝鲜那样的局面。只要允许价格自由上下服务，它就会把竞争朝着降低生产成本的方向拉，好让需求与供给匹配起来。供应商会努力提供眼下最贵重的产品，压低价格，满足最强烈的需求。这套系统，由数百万个人的决策运行。

通过这种方式，繁荣无须任何上层指引，就有机地发展起来。无须邀请，劳动分工自然地从社会中产生。它逐渐演变，受我们天然交换意愿的刺激。

指挥及控制系统的主要问题在于知识。像巴黎这样人口众多、口味繁杂的城市，怎么可能有人想得出该怎样为它提供饮食呢？根本不可能。可是每一天，生活在巴黎的人都被喂得饱饱的，从未饿过肚子。在演变方面，这里有一个平行的例子。为巴黎提供伙食和人类眼睛的运作，是同等复杂的秩序表现。可是这两个例子中都不存在中央指挥员。知识分散在数百万人但凅之间。它是分散的。斯密在《国富论》里率先指出：“这样君主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

无形之手

亚当斯密曾做了一个著名的比喻，认为指挥之手是无形的：每个人“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他管理产业的方式，是为了使生产实现最大的价值，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这样一来，和其他许多情况一样，他受着一只无形之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斯密式经济，是一个普通人之间进行交换和专业分工的过程。这是一种自然产生的现象。

因为机械化和廉价能源的应用，不断提升。工人的生产率不断地上涨。钢材生产得越多，价格就越便宜。手机越便宜，我们用得也就越多。随着英国和当时的世界人口增长，要喂的嘴巴越多，饿死的人越少：在一个拥有70亿人口的世界里，饥荒变得越来越没什么人听说过了，可在人口是20亿的时候，饥荒可是个常客。

这是怎么回事？没有人有意造就这一全球经济发展的现象，连预言它能实现的人都没有。随着19世纪和20世纪的展开，它就这么简简单单地出现扩散了。它自然而然地演变着。

生态学家已经逐渐得出了和经济学家一样的结论。近年来，他们对生态系统的认识，开始从均衡状态转入更为动态的观点。他们不光体会到气候变化的方式（如冰川时代的降临和衰落），甚至还开始意识到森林也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一种树木接替另一种树木兴起。没有稳定状态的“高潮”，只有不断变化。不过，大多数的政策制定者尚未接触到这样的信息。

创新主义

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把造就了过去两个世纪大丰盛的制度称为创新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关键的新要素不再是有资本可用，而是出现了受过市场检验、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创新。她把工业革命的原因归结为生产的分散化、对新思路的检验上普通人能够做出贡献，选择自己喜欢的产品和服务，推动持续创新。要让工业革命顺利出现，试错必须变得受人尊敬。

穷人的富裕不是慈善机构、规划、保护、监管或工会带来的，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在重新分配资金，事实上，穷人的富裕来自市场造就的创新。

创新的激增降低了满足人们需求的成本，减少了人为满足需求而付出的必要工作时间，几十年来不断提高着生活水平，却没有任何人能够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创新，它怎样出现，更没有人知道它的成因。这种演变来自最神秘的人类制度－－市场。

创新也是一样，今天的创新是千百万人交流思想所得的结果我们永远无法预知创新，我们只能说，每当人们可以自由交换的时候，它就会神秘出现。组织得当的努力会带来奇迹，无须指挥、控制和规划。这是经济学家的共识。

交换对经济演变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假设有个不允许进行交易的社会，一个部落可能发明了弓和箭，另一个部落则可能发明了火。两个部落正在竞争，如果拥有火的部落胜出，则拥有弓箭的部落就得灭亡，他们的发明也一并陨落。可在能够进行交易的社会，拥有火的部落也能得到弓和箭，反过来也一样。交换让创新成了累积现象。

至高无上的消费者

市场经济中真正的老板是消费者：他们通过购买和放弃购买的行为，决定了什么人应该拥有资本、运营工厂。他们决定了要制造什么东西，采用何种质量，生产的数量。他们的态度导致了企业家的盈利或亏损。他们使穷人致富，富人变穷。他们可不是容易伺候的老板。他们有着各种突发奇想的念头多变，不可预测。他们不关心过去的功德。只要有东西能更好、更便宜地提供给他们他们就立刻投入新人的怀抱，哪管旧人的哭闹。

看看大公司有多脆弱吧：只要它们做了客户不喜欢的事情，立刻就会吃苦头。

自由市场贸易是人类迄今为止设计出的唯一一套由普通人负责的制度。

人有6种基本需求：衣、食、住、行、医疗和教育。粗略地说，在大多数国家中，市场供应衣食，国家供应医疗和教育，住房和交通由两者混合提供。

过去50年，衣食的成本稳步向下，医教的成本却稳步向上，这难道不叫人吃惊吗?1969年，美国家庭平均把22%的消费支出用于食物，8%用于衣物。现在则是把13%的消费支出用千食物，4%用于衣物。可自1969年以来，食物和衣物的质量与款式，有了不可估量的改观。相比之下，医疗保健的消费翻了一倍多，从家庭支出的9%涨到了22%,教育消费也翻了三番，从1%增加到3%。两者质量还经常遭到人们的抱怨和感叹。成本不断上涨，质量不如人意，创新步履维艰至于交通和住房，从广义上讲，属于市场供应的部分，如廉价航空公司、住房建设，都变得更便宜、更好了，而属于国家提供的部分，如基础设施和土地规划，却变得更昂贵、更缓慢了。

技术的演变

发明是一种演变现象。从前，人们教育我说，技术是那些像神一般的天才发明的，他们在偶然间冒出了改变世界的点子。蒸汽机、电灯、喷气发动机、原子弹、晶体管，它们的问世，是因为有斯蒂芬森、爱迪生、惠特尔、奥本海默和肖克利，他们是创造者。我们认为发明家改变了世界，向他们抛洒奖金和专利。

但他们真的配得上这些荣誉吗？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发明和发现都曾同时出自不同人之手，为此还使得竞争对手愤怒地互相指贵，都说对方盗窃了知识产权。在电力时代之初，“任何一项重要的电力发明，都曾有一个人以上的人宣称是原创者”。

这种现象如此常见，它向我们表明了发明创造的必然。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科技想要什么》一书中说，我们知道温度计有6位不同的发明者皮下注射针头有3位，疫苗有4位，小数有4位，电报有5位，捐影术有4位，对数有3位，蒸汽船有5位，电气铁路有6位。这要么是大规模的冗余，要么是强大的巧合。只要到了该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必然会被发现或发明。

不光技术如此，科学也是这样。英语国家的波义耳定律和法语国家的马略特定律是一回事。艾萨克牛顿愤怒地痛斥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因为后者说自己独立发明了微积分－

就连爱因斯坦也不是独立的发现者。他于1905年整理为狭义相对论的设想，已经有其他人想到了，尤其是亨利庞卡莱和亨德里克洛伦兹(HendrikLorentz)。这无损爱因斯坦的天才。毫无疑问，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快、更深刻地得出了结论。但无法想象，在20世纪上半叶，没了爱因斯坦，相对论会长时间地无人发现。

不可抵挡的技术进步

同时做出发现和发明，意味着专利和诺贝尔奖从根本上就不够公平。事实上，诺贝尔奖很少不留下遗憾，让一长串投身伟大事业的人与奖项擦身而过。

技术发展必然性的另一条线索，来自进步是渐进的、不可逆转的，因此也就无法阻止。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摩尔定律。晶体管的体积越来越小，不光让芯片变得更加密集，也使之更为高效。速度上升，功耗下降，系统的可靠性提高，成本下降，用摩尔的话来说，“把东西造得更小，其他的一切同步变得更好。几乎不需要进行权衡”。

诡异的是，计算机的进步几乎完全符合摩尔定律，偏差极小。摩尔本人认为，等每个晶体管的尺寸跌到直径250纳米时，极限就到了，但在1997年，晶体管越过了这一极点，继续暴跌。这一被人成功预见到的了不起的规律性，应该怎么加以解释呢？你可能会说，这是一套自圆其说的预言，因为技术人员知道会有这样的进步，所以就保证按照这样的速度来加以实现。但这样一来，要是有企业家告诉员工，赶紧向前狠命地跳一步，一定能占尽先机吧？然而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连在2005年都没法想象出2015年的计算机是什么样子，在1965年更是痴人说梦了。一如生物物种的演变，每一过渡性的中间步骤，都必然是可以存活的有机体。

但这无法阻止聪明人借助摩尔定律来指引未来。皮克斯的高管曾两次将所有项目推迟，因为他们知道计算机仍然速度太慢，价格太高。他们利用摩尔定律预测要再等5年，电脑动画电影的主意才行得通，因为摩尔定律可重新阐述为”计算机每隔5年，就会出现数量级上的进步”。所以，5年之后，迪士尼找皮克斯制作《玩具总动员》的时候，两人满口答应下来，而剩下的一切成了历史。

几年前，雷库兹韦尔做出了一项惊人的发现：在硅芯片出现之前，计算机行业也服从着摩尔定律。他先是外推20世纪初的计算机（当时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技术）运算力，然而在一条对数曲线上画了一条直线。早在集成电路出现之前，机电式继电器、真空管和晶体管都顺着同样的轨迹在进步。换一种方式说，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你用100英镑可以购买的运算力，每隔两年翻一倍。如果说经过了技术变革，摩尔定律仍能站得住脚，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失效。就算芯片最终达到了微型化的极限，换一种技术之后，成本仍将直线下降。

计算机时代出现的规律，不光有摩尔定律。

克莱德定律(Kryder'sLaw)提出，计算机硬盘的存储性能呈指数倍增长，每年提升约40%。库伯定律(Cooper'sLaw)发现，1895年以来，每30个月，可同时进行的无线沟通数量翻一倍。这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摩尔定律。有些诡异的是，这些定律昂扬地穿越了动荡的20世纪上半叶步伐丝毫不乱我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问道：“大萧条没有放漫技术的进步，这怎么可能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幅投入的技术经费，又为什么未能加速技术的进步呢？”摩尔定律和它兄弟们怪异的规律性，似乎可以用技术的进步靠它自己推动”来解释。每一种技术都是下一种技术的必经阶段。促成摩尔定律的一位科学家这样介绍自己扮演的角色：“每一步，我们都不睹执行，看看它是否真的管用，接着我们获得了勇气、洞见，又掌握了工程知识，进而前进到下一步。”事实上，从石器时代到如今，在地球上每一个角落，技术的故事都是这样：不管你考察什么地方，技术都庄严地从一种工具进入下一种，很少蹦蹦跳跑，也很少偏离主线。

大海塑造了船只

1908年，哲学家阿兰(Alam,真名埃米尔沙尔捷）对技术提出了最漂亮的演变见解。他这样描写渔船：每艘船都复制自另一条船．．．．，让我们用达尔文的方式推理如下。很明显，制造得非常糟糕的船，出航一两次之后就沉底了，故此不会遭到复制．．．．．．那么就可以说，是大海本身，用它彻底的严谨性，选择了功能适应的船只，摧毁了不适应者，从而塑造了船只。

大海塑造了船只。正是21世纪这种激进的技术演变设想新浪潮，把世界闹了个天翻地覆。

基本上市场也适用这一描述。客户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塑造了公司：“客户决定了企业是什么。因为正是客户，也只有客户，通过购买商品或服务的医院，把经济资源转化成了财富，把东西变成了商品。”技术与生物之间的相似性并不仅仅局限于两者都有着改良的血统，两者都通过试错来演变。生物和技术都可概括为信息系统。人体是DNA内置信息的表达，“信息”的非随机排列，也就是＇信息”的表达（与墒相对）；蒸汽发动机、灯泡或软件包，同样是有序的信息片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是生物演变的外延，对随机的世界施加了信息秩序。

此外，越来越多的技术形成了类似生物实体的自主性（自主性是迄今为止生物的特点）。布莱恩阿瑟认为，技术在攒取、发散能量维持自身的同时，有着自组织，实际上能够复制繁殖，还能对环境做出响应和适应，故此，有资格说它是活的生物体，至少，如果珊瑚礁可视为有生命者，技术亦然。当然，它离不开动物（人）的建立和维护，但珊瑚礁也一样。再说了，谁知道呢，说不定有一天技术就不再需要人，能够自我建立和维持了。在凯文·凯利看来，”技术元素”(technium,凯利用它来称呼构成人类社会集体机械的演变生物体）本来就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生物体，经常按照自身冲动行事”。它想要的东西和所有活体系统想要的一样－－自身的延续。”到2010年，互联网的超连接已经和大脑突触差不多了，而互联网内部进行的窃窃私语，也有极大的比例来自设备（而非人）之间。想要关掉互联网，基本上已经不可能。

如果技术元素真的存在自己的演变势头，那么新技术的开发就应当鼓励技术演变，而非设计新产品20世纪40年代，飞机制造商洛克希德想到了这个主意，成立了所谓的＇臭融工厂“实验室，近乎随机地把玩各种新设计。U-2、黑鸟侦察机和隐形轰炸机就诞生在臭融工厂。同样，谷歌也把自己变成了一家试错的公司，鼓励员工把20%的时间用于自己的项目。

把技术视为一种演变中的自主实体，不断进步，这种新的观点有着惊人的含义。在这个过程中，人不过是颗走卒。是创新的浪潮将我们携卷而走，而不是我们推动创新的浪潮。技术自然会找到发明它的人，而不是反过来。除非人口减少一半，否则我们几乎无法阻止技术的进步，即便少掉一半的人口，说不定也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此外，如果无法阻止技术，或许也无法让技术改变方向。

技术变革是一个远超我们想象的自然现象发明家英勇的革命故事出局了，取而代之的是创新势不可挡的无情渐进。

教育的演变

以班级为基础、老师对学生统一授课、准备考试的义务教育形式，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从来没人提出质疑的一件事情。我们假定学习就是这样进行的，但飞快地回顾一下自己的经历，我们知道还有各种各样的学习方式。我们通过阅读、观察、模仿和实践来学习。我们和朋友一起学习，有时也一个人学习。然而，我们不会把这些形式称为教育”，因为教育始终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活动教室真的是年轻人学习的最佳方式吗？对正规教育的迷恋，是否排挤了其他各类更自然而然的学习形式？如果允许演变，教育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想想看，主张自由思考的自由派人士，等孩子到了5岁，就把他们送到一个类似监狱的地方关上12-16年，实在相当奇怪。在那里，孩子接受痛苦的惩罚，关在名为教室的格子间，接着接受更加痛苦的惩罚，坐在桌子前遵守特定的规矩。当然，学校并不再像狄更斯时代的学校那么可怕，也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人物，但归根结底，仍然是一个高度专制、强调教化的地方。

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温·韦斯特发表了著名的私立教育论述《教育与国家》。他认为，英国自1870年以来实施的国家强制教育制度，实际上只是取代了原本健健原原、日益发展、本来还将继续发展的私立教育体系。韦斯特生动地形容说，政府不过是“跳上了本来就在飞奔的骏马的鞍上”。

印度的情况大致相同，早在英国在南亚次大陆引入公共教育系统之前，广泛的私人资助教育体系覆盖到的男孩，比欧洲许多国家都要多。曼德拉甘地后来抱怨说，英国把一棵美丽的大树连根拔起II用极不成功的可怕公立学校网络取代了当地的私立学校网络，给印度留下了更多的文盲。

创新和竞争能带来比如今的改进快得多的课程和教学水平。只可惜，随着国家的介入，神话愈演愈烈，并最终第改了历史的原貌（也即国家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创造了现代教育制度，并为其后数代国民提供了教育）。

私立为主、国家为辅的教育体系，很可能得以避免近年来出现的国家教育水平恶化的情况。恶化的趋势使得人们发出愈发绝望的呼吁，要求采取积极的行动，让公立学校的孩子也能升入最优秀的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生不成比例地来自私立学校，这要么暗示富人天生比穷人更聪明（这似乎不太可能），要么暗示私立学校提供了更好的教育（这则是对国家教育质量的惊人控诉）。顺便说一句，私立体系的教育成本并不比公立制度高多少。区别在于，私立体系的学费来自家长，而公立系统的资金来自纳税人。唯一一种更为廉价的选择（家庭教育）在学习成绩上有着甚至更出色的跟踪记录。简而言之，教育经费的国有化，使得穷苦人可以把私人收入（和税收相对）用到其他东西上，但它显然并未提升穷人的社会流动概率，甚至还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教育创新

国有化教育的真正悲剧在于它看不到创新。就算没有学拉丁文，就算我接受教育的地方属于全世界最优秀的学校之列，我接受的教育仍采用的是中世纪的那一套规范，这真让人吃惊。你会情不自禁地觉得，和生活其他领域不同，教育竟然没有随着技术的进步飞速向前发展。学校把科学当成事实目录一样教给孩子（也包括我），只要求死记硬背，却从不告诉他们：科学其实是一连串有待挑战的迷人奥秘。教他们认识星系和黑洞吧，别让他们去背波义耳定律！爱因斯坦曾说，“现代教育方法竟然没能彻底扼杀人们探索的神圣好奇心”，简直可以说是个奇迹，“在这个精致的小工厂里，除了刺激，缺少的主要是自由“。

国有化对创新的失败负有重大的贵任。有位家长是清真寺的保洁员，一个月收入不到10英镑。为什么这样的人会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而非免费的公立学校呢？要知道，后者还提供制服、教材甚至免费的食物。因为，家长告诉图利，公立学校的教师工作不用心或者教学质量差。图利参观了一些公立学校，确认了这些控诉的真实性。

低成本的私立学校招收的学生比公立学校多，人们愿意把收入的5%-10%用在孩子的教育上。在加纳，他问英国政府援助机构的一位官员，为什么该机构不愿意用贷款支持这些学校，而把钱洒到正式的教育官僚机构上，对方回答：钱不能拿给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

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绝望地指出，公立学校的业绩工资制度无法发挥作用，”运转失灵的官僚结构溃烂成了腐败的泥沼，为了得到肥缺或者良好的业绩评价，低级官员会向上级塞钱”。

可如果你的老师来自以盈利为目的的私立学校，你不再让孩子来上学，学校的老板很快会感觉到钱包有压力，糟糕的教师会遭到解雇。在市场制度下，家长、消费者是老大。图利发现，私立学校的东家会不断监控教师，跟进家长的投诉。他的研究小组在印度和非洲各地参观教室，发现政府学校里教书的教师其实比私立学校要少，有时仅为后者的一半多。不被承认的私立学校虽然没有公共资金或援助资金，但有着更好的设施，如厕所、电力和黑板。私立学校的学生学得也更好，尤其是在英语和数学上。

教育技术

盈利教育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贫穷国家。在瑞典，盈利学校已经成为公立学校的竞争钮策，它们提升了水平，增加了教师用在学生身上的时间。

科技即将以更为激烈的方式改变教育。桥梁国际学院如今在肯尼亚经营着200多家低成本的盈利学校，教师的教学大纲通过平板电脑投送，计算机还充当着检查教师教学工作的监控设备。该教育集团的设想是，学生不应该受到本地区教师质呈的限制，而应借助当地教师的帮助，接触到世界各地的最佳教学实践。它的做法类似可汗学院(KhanAcademy),后者现在提供4000多段高质量私人辅导视频，几乎涵盖了所有科目。

50年内技术的进步必然会将传统大学一扫而尽。为什么要在现实世界里支付高昂的学费，在校园里待上3年，换取比非大学毕业生多不了多少的薪酬呢？为什么不利用所在专业最优秀教师的讲座，构建你自己的在线课程组合，在线上课在线毕业呢？人工智能专家塞巴斯蒂安特隆(Sebastian Thrun)发送了电子邮件说，将在网上执教一门课程，听课的不仅限于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而是所有愿意来听的人，数万名学生登记报名。其中400人取得了比斯坦福高材生更好的成绩。

其实，为什么不彻底排除掉人类的角色呢？苏伽特米特拉最初在德里贫民窟的一堵墙里放了一台能上网的计算机，他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他看着孩子围着屏幕，开始上网玩耍几个星期之内，他发现，这些连英语都不会说的孩子，完全凭借＇自启动”的方式，获得了惊人的深厚的专业知识。

3年来，米特拉的同事发现，新德里一个区放置的20台电脑，不依靠任何教学，就为近6000名孩子普及了计算机知识。无须成年人指导，孩子就能学会使用计算机。重要的是，他们也不是自学的，而是彼此指点，这是一种集体性质的自发现象。

在米特拉心中，这一发现很快激发出一个设想：在互联的世界里，其他类型的学习也能无须教授而发生。他在一座名叫卡里库帕姆的偏远泰米尔语村庄（靠近本地治里中央直辖区）找到学校着手进行实验：教一群10-14岁，几乎不说英语不懂生物学的孩子们学习分子生物学基础知识，但是不依靠任何潼得生物学的教师。在短短两个月内，孩子们就自己学会了生物学技术，平均测试成绩达到30%。实验的过程是让他们使用墙洞计算机，留给他们一套精心设计的问题，之后就让孩子们发挥自主性。

米特拉认为，自主学习的最大障碍之一是考核制度。只要考试要检验的仍然是记忆力和精神消化，自我教育就毫无意义，学校仍然无法演变出新的形式。

灌输式教育的继续

我们需要摆脱教育的神创论思维，允许它不断演变发展。教育，做得好的话，也是一种自发产生的演变现象。它是认识世界的过程，而且激励人心。然而，它同时也是宣传和灌输的工具，公立学校仍然教孩子自己的祖国是至高无上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正确的，祖国的对手则背信弃义，大多数时候都是错的。

现代学校不是要教育出开明的头脑，而是要训练人们怎么思考。

按照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的说法，奥妙在于学校习惯了让孩子顺从天性，“无须遵守规则和命令，保持自我激励，对世界现状提出怀疑，做一点不同的事情”。

教育带来经济增长

很多时候，自上而下的幻想扭曲了教育的根本目的。公立教育的目的很少，甚至完全不是要增进学术研究，创造知识。相反，它的目的是培养顺从的公民，忠于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接受最新意识形态的洗脑。“公共教育的目的绝不是要大范围传播启蒙。它只是要让尽量多的人达到相同的安全水平，培养出标准化的公民，遏制不同的意见和独创性。“

过去25年，除了向下一代灌输对地球状态的焦虑感，政府主要沉迷于用教育带动经济竞争力。它始终认为，不管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大学、更好的职业教育和更好的培训，能带来更繁荣的社会。千真万确，受过更长时间教育的人过得更加欣欣向荣，更多的教育带来更高的薪水。教育发达的国家一般也都更加繁荣，这也是事实。但这些事实真的证明教育是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吗？有没有证据能说明是教育推动国家实现繁荣，而不是反过来呢？艾莉森沃尔夫(AlisonWolf)在《教育重要吗》(DoesEducationMatter)一书中详尽地考察了数据，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答案是不”。她指出，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教育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投入最多资源扩大教育体系的国家，经济发展比投入较少资源的国家要慢。埃及在改善、延长和扩大教育方面做了了不起的工作，但经济增长缓隄自1970年以来的30年，埃及在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上都扩招了－倍。可同期它只不过是从全世界第47位最穷的国家变成了第48位最穷的国家菲律宾的识字率比1960年的中国台湾地区更高，但今天的人均收入仅为后者的1/10。阿根廷是20世纪经济发展最糟糕的国家之一，识字率却属于全世界最高之列－个国家越是采用中央规划，教育系统越好，经济表现越糟糕，埃及就是这样。

不错，不管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在不同国家之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往往比低学历的人更富有。但沃尔夫指出，这里混淆了因果关系。“有没有可能，“她问，”是经济增长带动了教育，而非教育导致了经济增长？“你肯定能找到国家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有意规划并取得极大进步，同时经济增长很快的例子，比如韩国和新加坡。但沃尔夫间，教育是否带来了经济的发展，或者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吗？她得出的结论是：不见得。中国香港地区和瑞土的经济发展跟韩国新加坡一样快，但在教育的集中规划或投资上要少得多。瑞士的大学平均入学率远低于同等水平的经济体。中国香港地区的“飞速经济发展与集中规划的教育政策毫无关系”。沃尔夫总结道。相反，中国香港地区的家长一等自己足够有钱，就立即把孩子送入优秀的私立学校。

更为明显的例证是与中国香港地区隔着太平洋遥海相望的地方。几十年来，美国在学校教育成就国际排行榜上一贯表现不佳，可是经济发展得很不错。教育搞得最好的国家或地区，在生产力发展上并不比教育不怎么样的国家或地区表现得更好。每年花在学校或大学上的费用，应当提升员工的生产力，但从经济数据上看不出这样的迹象。

沃尔夫总结说：“如果优质教育真的给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相对经济表现带来了什么差异，那它也非常不明显，因为它的影响似乎被其他因素淹没或者中和了。“教育显然有利于提高个体的挣钱能力，但它并不决定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

沃尔夫非但并未看到教育带来了经济红利，反而发现教育水平提升最高的国家，往往发展得比忽视增加教育支出的国家更缓漫她的结论很刺耳：“政治家和评论员常常提到的直白单向关系，也就是加大教育投入，经济就增长，完全是子虚乌有。“她承认，一定的教育当然必不可少。没有良好的识字率和算术能力，薪酬最丰厚的岗位根本不可能存在，可间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更多的教育（以及更多的教育支出）会不会带来更好的结果。“拥有最多教育就能让你变得最繁荣，这根本是个幻想。“沃尔夫说今天，大量岗位只招聘大学毕业生，哪怕证据表明，这些工作岗位所需的工作者即使不是大学毕业生也能完美应对。

请记住，这绝对不是在说，更高的教育水平对个人而言不是好事。个人接受更高的教育非常美好，但更高的教育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回报，而非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显然，完全缺乏教育，对现代经济而言会是一场弥天大难，但这并不等于说改善经济的最佳途径就是加大教育支出。教育不是经济政策挂靠的天钩；教育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现象在教育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创造论思维。课程以说教为主，变化缓慢；学校鼓励教师传授考试方法而非对学生因材施教；教科书中充斥着该想些什么而非怎样思考的条条框框；教学方法不教孩子怎样学习，而是指挥他们；自主学习遭到忽视；人们毫不怀疑地接受政府在教育中占主导地位，又从教育应该为国家（而非个人）做什么贡献的角度去论证教育支出的合理。

这一切并不是暗示教育可以不靠学校来实现，也不是说不再需要教师，小学里应该以孩子为中心开展学习，这样那样的政府教育政策不可取。这些事情当然都重要。但有一条路，是各国并未选择的：政治家和教师主动让最合适的做法自然涌现并发展；国家充当推手，而不是一味地发号施令；鼓励学生学习，而不是告诉他们应该想些什么；最热心学习的人，成为系统的主人，而非仆人。

让教育自然地发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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