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智英是韩国最常见的女性名字，小说中她的一生浓缩了女性可能面临的多种困境。她是一个人，也是所有人。
一个名字和许多名字
1982年4月1日，她出生于韩国首尔某医院妇产科；身长50厘米，体重2.9公斤；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家庭主妇，她有个大自己两岁的姐姐和小自己五岁的弟弟。一家人连同奶奶一起生活在33平米的平房内。
她叫金智英。是韩国作家赵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笔下的人物。六七岁时，她因偷吃了弟弟的奶粉被奶奶训斥。初中时，她在偏远地方补习成为男同学跟踪的对象，回家后却遭到父亲的指责，“为什么要和陌生人说话，为什么要穿那么短的裙子？”
大学时，她亲眼见到一个指导教授质问一位优秀的、履历完美的学姐，你知道你这么聪明给别人多大压力吗？工作后，她被要求参加聚餐，陪男性部长喝酒。部长安慰她，“这里这么多男人，有什么好怕的？”结婚两年后，她有了小孩，辞掉了在小型公关代理公司的工作，成为全职家庭主妇。
全职家庭主妇意味着永无止尽的家务。同名电影10月份在韩国上映，开篇就是密密麻麻的有关家务的铺排。金智英在自己家收拾垃圾、吸地板、分门别类地整理孩子的玩具，然后到婆婆在釜山的家中做饭、洗碗，早晨起来继续摘菜、削苹果，接受婆婆送的围裙礼物，表现出很开心很喜欢的样子。
只有在晚上四五点钟太阳落山的时候，金智英能站在阳台上，在夕阳的余晖中发一会儿呆。可这段全天中最为轻松惬意的时光，很快就会被孩子的哭闹声打破。她回到客厅，继续投入周而复始的繁琐的家务和育儿工作中。
这就是金智英和她的生活，实际上她恐怕并没有电影中扮演金智英的演员郑有美那么精致美丽。她平庸、普通，放在人堆里看不见。
熟悉吗？当然。因为我们的身边有无数个“金智英”
大部分时候，金智英甚至没有名字。她像是无法独立存在的附属品，是弟弟的姐姐，是丈夫的妻子，是孩子的妈妈，是婆家的儿媳，也是公司男性领导的下属职员。她的名字被抹去，她的声音被淹没，她的形象被模糊。
男孩偏好、陌生人跟踪尾随、职场性骚扰，书中这些女性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和遭遇，让金智英成为千千万万女性处境的缩影——她们时常被忽视、被抹去名字。
女性无名：从Emily Doe到Chanel Miller
女性在不被看到的无名到彰显个人的自我命名中挣扎，并与这种挣扎相伴，这条路，她们走了太久。
34岁那年，金智英患上了产后忧郁症。她开始用很多不同女性角色的身份说话，有时是自己的母亲，有时是过世的朋友、社团学姐车胜莲。
中秋节时，金智英跟着丈夫回婆家，吃完饭后，她用母亲的口吻跟亲家公说话：“只有你们家人团聚很重要吗？既然你们的女儿可以回娘家，那也应该让我们的女儿回来才对吧？”
通过“被附身”，假借他人之口，金智英说出了自己的压抑与不满，似乎只有这种人格分裂式的方式，才赋予她言说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因为她是妻子、是母亲、是儿媳，所以她要尽善尽美，一丝不苟，不能犯错。
这不仅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也出现在一些更为极端的状况里。
2015年1月，当时22岁的艾米丽·多伊（Emily Doe）在参加斯坦福大学兄弟会派对时遭遇性侵。喝完啤酒和伏特加后，她到户外小便。在2019年的回忆录《公开我的名字》中她这样回忆这段经历：“当时我百无聊赖，放松自在，喝醉了，并且极度疲劳，我离家不到10分钟的距离……在那之后我的大脑就一片空白了，我断片了。”两名学生在派对场所外面的垃圾箱后面发现了不省人事的艾米丽·多伊。
恢复知觉时，艾米丽·多伊人在医院。她的头发里混入了松针，她的内裤不翼而飞，而她的阴道里还留有被侵犯的残迹。她被审视、被检查、被拍照。然后她意识到，自己被强奸了。
整个经过，一部分来自于她在医院得知的消息，另一部分则来源于网络。在那里，她被描述成一个“失去知觉的女性”，而实施强奸的，是一名叫布洛克·特纳（Brock Turner）的游泳运动员。他有名有姓，有照片，有具体细致的背景故事。而艾米丽·多伊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女性，一个“被害者”。在警方的报告中，她没有名字：“他声称他在地上亲吻了受害者。他脱掉受害者的内裤，把手指伸进她的阴道。他也抚摸了受害者的胸部。”
在《公开我的名字》一书中，作者这样描述这一具有毁灭性改造能力的经历：“原有的生活离我而去，新的生活就此开始。为了保护我的身份，我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名字：艾米丽·多伊。”
在艾米丽·多伊这个化名之下，她开始上诉，她在网络上发布了案件的诉状，引发了种种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她因为事发时喝醉，不是“完美受害者”而饱受攻击。一名特纳的前同班同学在一封写给法官的信中表示，“我很确定她和特纳在派对上就已经打情骂俏，相约一起离开”，并暗示因为一个醉到不省人事的女性的指控就将其同学认定为强奸犯，是不公平的。
最终受理此案的法官判定特纳性侵罪成立，检察官要求处以六年刑期，而法官以过长刑期会对特纳造成严重影响为由，最终判了六个月监禁，并缓期执行。
四年后，《公开我的名字》一书出版。在书中，作者告别化名，将自己的真名香奈儿·米勒（Chanel Miller）公之于众。“名字”，是理解这本书的核心。这一举动意味着剥离她被赋予的面具，袒露自己，袒露这个真实鲜活的名字下面存在着的有血有肉的个体。她不是受害者，不是被强奸者和被侵犯者，不是在斯坦福大学醉酒的不知名女生，她叫香奈儿·米勒。
当小说照进现实
当女性开始觉醒，开始形成共同体，然后呢？如果女性的声音是一种源于内部的声音，是一种不甘于汲汲无名的生长性力量，它能够冲破性别壁垒，冲破结构性和制度性的不平等，进而抵达整个社会吗？它能够生成并且培养一种新的性别生态吗？它能够不仅限于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如《使女的故事》般恶托邦的警示性想象，刺入现实社会吗？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作者赵南柱并没有提供一个光明的充满希望的结局。故事的最后，叙述视角从金智英转向了她的精神科医生，一位四十多岁的男性。在接触金智英的过程中，他产生了诸多同情和理解，也因为意识到自己妻子的付出牺牲和育儿背后的辛酸陷入深深的自责。
但这种自省和同情却是极其脆弱和孤立的。当他离开核心家庭，回到职场中的决策者和领导者身份时，他暗自思忖，无论女职员多么优秀和有能力，只要无法解决育儿问题，她们一定会受到困扰。因此，“下一个人一定要找未婚单身的才行。”
晓寄：我们需要社会的力量
抗争，光靠女性个体的奋斗是不够的，学校、公司和社会也应该努力。
女性的遭遇和困境恐怕无法依靠小说和电影来解决，但小说和电影提出问题，并开启一个可供讨论和诉说的空间，这就已经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我想说：希望社会不要因为我们身为女性而对我们做出评价，而是把我们当成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人，与性别无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希望每一个女性都可以在一个无关性别的条件下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那就是最好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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