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条恶龙，盘踞一地作恶多年。他每年都要求村庄献祭一个孩童，而每年这个村庄，也都会有一个不屈服的少年英雄去与恶龙搏斗，但年年总是无人生还。又是一年，又一个英雄出发了，这次有人悄悄尾随着，同样抱着必死的决心，想要探知失败的缘由。路人跟随英雄一路披荆斩棘直到最后，在铺满金银财宝的龙殿里看英雄浴血搏斗。当宝剑刺死恶龙，英雄坐在恶龙尸身上看到财宝琳琅，看到了龙殿的金碧辉煌，而路人看到的，却是英雄身上慢慢的长出了鳞片、尾巴与触角。原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下一年勇者面对的那条恶龙。不过。就是上一届的勇者罢了。
相传这个故事来自缅甸，而无论真假，我只相信故事的传播者，大概是尼采的信徒。因《善恶的彼岸》中有这样一句话：与怪物战斗的人。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怪物。当你远远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这已几近故事整体脉络。而因不真实的东西常常比真实的东西包含更多的真理。我们既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得出人性之分、善恶之辨的启示。更要通过故事深处的某个缝隙，让更灿烂的真理“照亮整个原野”。
村庄与恶龙的故事，何其相似于兴亡周期的轮回反复，何其相似于中国单调无聊的历史。毛泽东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纲领。”历朝历代王室更迭，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青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黄巾军、“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红巾军，再到闯王李自成、义和团和那太平天国。一代代民众前赴后继，在太阳光辉灿烂不变，人民却吃不饱穿不暖、连奴隶位置都坐不稳的日子里接替上瘾，以压迫与反压迫、贫穷与无法忍受的贫穷、灾难破坏与新生为主题的舞台剧宏大上演着。而剧情自然是暴虐昏庸的君主被无情打倒、腐朽专横的旧政府被颠覆推翻，穷苦百姓翻身成为这个庞大帝国的主人。但农民拥有的土地就会想着分地。穷苦的人民掌握了政权，结果也不外乎两种，要么胜利果实被窃取，要不干脆自己也变成上一轮里凶狠残暴、自私自利的统治阶级。
不在梦幻舞台上欢度时光的人，便将成为岁月的奴隶。可从沙尘暴逃出的人们，却也不再是跨入沙尘暴时的自己。披荆斩棘、升级打怪，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人们，期盼着的、站在顶峰的那一刻终于到来了，那一刻却也是每个人的鳞片，尾巴与触角，从身体里化形显露的开始。
在小说里，这种剧情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现实里，这种过程叫“个人道德之长。难以补救组织与技术之短，”已有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一切的一切，都逃不开一个历史周期律。
（二）
社会发展的周期律，首先表现为繁荣与萧条的更迭交替，但这种交替只是分析问题的起点。托克维尔说，判断一个历史事件。与其用远距离的视角观察，还不如近距离的视角来的准确。
那不妨让我们把视线拉回1000年前。去看看另外一个故事。
公元1068年，刚进入经筵不久的王安石向神宗提交了一份奏折。对经筵中为皇帝讲解经典的侍讲官立讲之制提出疑义，称侍讲官承担为圣人传道的使命，天子待讲师应执师礼，故应改为坐讲，而这个提议马上遭到了剧烈的反击，大臣刘坋言站讲制是祖宗所定，故绝不可更改。更有人借机指责王安石以坐讲挑战君礼，心中无上下之分，无君臣之别。
可汉唐时期就一贯讲究“坐而论道”，宋朝立国之初，太祖钦定也为坐讲，后因仁宗13岁继位而改为坐讲，其制不过五十余年，却已成为大臣口口声声不可变的祖宗之法——其实反对的声音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理由竟如此简单粗暴。这不单单是讲究名实之辩的宋代习气之反馈，更映照出那因循守旧的一整个文人集体。
这是王安石发动变法的前一年，这也不过是一项无关乎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礼仪制度。却已几近招致满城风雨，王安石变法遭受的阻力，可见一斑。事实也的确如此。从青苗法、免役、方田均税，到贡举，惟才。王安石的那把改革利刃朝向了满朝所有人，他所要对抗的也就不是什么守旧派，不是什么北方党系，而是切身利益被触及被损害的一整个统治阶级利益集体。
尼尔森称这样的群体为分利集团：具有分利性质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具有排他性，阻碍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
再过700余年，有一位同样曾为皇帝经筵讲学的帝师，和王安石走上相似的道路。变法、改革，以一己之力改造濒临崩溃的统治制度和文官集团，他要对抗的，依然是那一整个文官集体，一个大大的分利集团。他生前位极人臣，开启了被称为明王朝暮色中最后耀眼光辉的十年，可惜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那轰轰烈烈的一条鞭法，和王安石变法也一样戛然而止，抱憾而去，不知所终。
个人挑战制度的代价，也意味着个人承担制度成本。公元1583年，严厉下诏剥夺张居正一切封赏，抄家，子孙被流放，“谓当剖棺戮尸而姑免之”，他险些被开棺鞭尸。公元1086年，王安石病死，死后无人到王家祭吊。生前位极人臣的他，墓前既无神道碑，也无墓志铭。
不过这对于站立于时代顶峰的他们而言，其实也并不算什么。张居正《答李中溪有道尊师书》中有言：如入火聚，得清凉门。而王安石在北陂杏花中也早已托物言志：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作尘。生前早已位极人臣，风流天下知，却依然选择这条小路窄门，得无可得，故他们已然将得失全然置之度外，又怎会在意死后荣辱？只是改革未能走上正轨，未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出师未捷身先死，才是他们真正的遗憾。
公元前338年，商鞅被杀于嗈池，死后又遭车裂。比他们可能还要惨一点。只是决裂阡陌，静民生之业而一其俗，助秦崛起之后一统天下的商鞅，比他们做到的更多一点，大概也更死而无憾一点点。
那个开篇故事还没有完结：尾随者之后返回村庄，并说出了那个秘密。他告诉人们第一，我们要团结在一起去打败恶龙；第二，我们要警惕自身不因受财宝吸引而堕落。尾随者受到众人拥戴，被称为先知。先知改变了策略，带领一群村民集体进去，并最终再次打败恶龙，而在大家紧密的监视下，参加的英雄们没有坠落，和平持续了几十年，直到先知去世后，英雄们开始声称根本没有英雄堕落这回事，是先知欺骗了大家。他们囚禁了先知的亲人和朋友，索取村民们的供养，结伙搬去龙穴居住。他们把自己身上越来越多的片状物、越来越长的条状物称作英雄特色。并且宣称这种变化是，一切人类无可避免的宿命。
（三）
波谲诡离，浩渺云烟，历史的真相，大多时永远隐藏在层层迷雾间。我们以为从历史中学到了经验教训。掌握了蕴含其中的普世价值与一般规律，知荣辱，明得失。却往往也不过是其施舍于我们的一个吝啬嘲讽的笑脸。何谓历史的真相？千人千面，千人又能看到一万面。如果其中我们偶然拾得的确有真理成分，那大概也纯属偶然。
那我们可以把王安石变法想象为正义化身的王安石为民请命，为国家谋富强，向邪恶的守旧势力发起的挑战吗？
聪明的人们或许应该逃脱这个非此即彼、自我想象的怪圈。
让我们重回那个1069年，让我们首先看看反对变法的“邪恶势力”名单：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司马光、韩琦、苏轼……
韩琪，三朝元老。年少时敢进谏，片纸落去四宰职；中年时有作为，“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
富弼，不畏风险两盟契丹，当世名相，举世人交口称赞。
而25年前的庆历三年，有一批人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均公田、厚农桑、轻徭役、精贡举”十项改革主张，力求改变本朝冗官冗费的弊象，这些举措是不是听上去和刚才的王安石变法有些相似？实行庆历新政的这些人，就是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人，他们于庆历年间因实行改革，曾被当朝宰相章得象以朋党一词攻击，日后的他们，却又变成了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所谓旧党。
司马光在变法时谈及朝廷现状，曾这样讲：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毕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醇厚？任谁都能看出这赤裸裸南北方的地域派系之争。可隐藏在南方革新派与北方保守派的背后，却也有着更深刻的社会现状。
宋代经济，南方较优于北方。北方的大户大多一村一家，其余为佃户，而南方一村则同时有十多个富裕，而各家客户不多。故王安石推行所谓免役法，主户户等当役者交纳役钱。北方大户办差只一家两家，往往几年内家财散尽而破产。而南方不反对，因南方主户多，客户少，轮役较少。益于修养生息。
又如对贫困者有利的方田制，实行时弊端百出。有势力者仍可将田亩以多报少，吃亏的依然是穷苦大众；而旨在限制高利贷的青苗法，本意为丰年防谷贱伤农，荒年平抑物价拯济百姓。可惜假借《周礼》制定的青苗法，人为可操纵性过大，官员既可趁机增息，强行摊派以当做政绩，收息与贷款时间有重合，又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在如此一个礼治社会，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不过是空中楼阁。更何况这庞大的帝国，地区差异如此之大。一刀切的措施，又该如何真正符合各地民情？东南西北疆域何其辽阔，中央统治缺乏有效监管的措施与能力，地方也就更多依靠约定俗成的乡土自治，让这样一个统治集团推行有损害于自身的政策，最后于民于国不过徒增笑耳，最后也不过是名实的分离，阳奉而阴违。
施政的方针既一贯以抽象为主，过往分裂集团也没有破除，那又如何能指望这个帝国除了在平衡中维持现状，还能再有些别的进步呢。
（四）
“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吾之所得也。”王安石给出了他的时代意见，说出了她的心声。而我们在今天又该如何以史为鉴呢。
再引出一个小问题供大家思索：为何西汉积高祖至景帝60年休养生息，至汉武帝始盛，却也经不起几次北伐就亏空，以至于刘彻要动用自己的小金库，向商贾卖官进爵以筹得经费，而隋文帝为何天下初定，则已富足？瞧瞧隋炀帝的排场：百万大军征高丽，率甲50万北巡，船只相掠两百里游京都……
钱穆讲：汉初未脱封建遗蜕。有异姓同姓之诸王侯，以至财富不能集中于朝。问题的答案正在于分利集团的破除。
而4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从八亿贫困人口脱贫，到GDP翻60多倍、货物贸易总额至外汇储备全球第一，平地起高楼处处通铁路……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辉煌成就，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改革开放的起点和初心，是改革开放成功推进的价值基础。而实现这一价值的基础，关键也还在于分利集团的破除。
而历史周期律还告诉我们，逃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更需要科学理论引导，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让实践检验真理，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其百年流变的沧桑历程与不断革新，是下篇要讲的东西了。
从初税亩，为民制产的租庸调，到绵延几个朝代的两税制，从青苗法免役到一条鞭法，中国历史上一些措施制度，总是看上去极为合理而令人赞叹，却使得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科技革命难以发生，不过让人民断断续续的在奴隶的位置上坐着而已。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切艰难探索，看似不合理蕴涵在合理之中，看似激进的有着规律的必然，一切的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演变，都与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功一脉相承。我们不该前后互相否定，也不该让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兴衰沉浮，简单承载于某种简单粗暴的理由之中。
温情之信仰，时代之拷问，历史之担当，既当局者迷，又旁观者清，我们不妨“在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而后再去想着评说，再去也让后人评说。
而在那个故事的结尾，村民多少年之后挖掘了先知的墓穴，却发现墓穴里躺着的，不是什么恶龙的化身，先知还是先知，他竟没有长出鳞片、尾巴与触角。
这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凡人的故事。
这是一位没有堕落的英雄的故事。
后来村民们，把先知的遗体放进了水晶棺里，守望万人，也供万人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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