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不过是虚伪的暴力，革命却带有暴力的纯洁，它让坏的也做好的，因在革命面前，小凶小恶是可被谅解的，当人们向同一个目标奋力前去时，和平时的敌人有时也可做革命的友人。
故，以笔为刀，又为枪，没人能抹杀鲁迅对于开辟，革新，进步，破旧的功劳。但这刀枪，又实在带来革命的快感，革命的多了，又大多成功了，便会生出一种无畏与茫然恍惚，以至于忘却了初心，又有时连友人一同砍杀。
《纪念刘和珍君》的内容，在不读此书前已经记不清了，自然不记得其中所批骂的杨荫榆先生，更不记得课本页下是如何注释杨荫榆先生的了。大概，编者是不必费心加上一句，杨荫榆先生中年在江苏任教时，曾多次庇护妇女不受日寇侮辱欺诈，最终横死日寇枪下，沉入河中。这是何其壮烈而英勇的牺牲，其本人又是何其雄伟的女子，却只因后人怀着不必反驳鲁迅的言语，大概这类的想法，被永远不能公正的评价。正是如杨绛先生所言，她的三姑母杨荫榆已为古人，却仍要遭后世无终无了的谩骂。
距那时代已过去近百年，鲁迅仍活在纸上，杨荫榆先生也多半因鲁迅先生的缘故活在课本课文的一隅角落。然而杨这活着，却着实是不公正的，充满耻辱的。她为国牺牲，却成了她不得辩驳的由来，多荒谬，又魔幻。
革命的红了眼，难免砍杀友人，虽不是革命的错，却更不是鲁迅的对。要革命，痛喊着打杀一切旧的老的，更甚要打杀异者。这革命，这看似纯洁的暴力中，又暗含多少不纯洁的，为己为私欲的东西，只有当事人知晓。后人要知道，只能死后去问问当事者的魂灵。所以永远没人知道，活人。
我并无对谁怀揣痛恨的愤意，相反，我痛恨文人怀有一己私欲去痛恨某个人。鲁迅先生所求的，所盼的，大多已实现，抑或正实现。而他所忽视的真正的公平与正义呢？虽然有人存在之处便没有什么真正的公平正义。
杨荫榆先生先一步为国做古人，她不再能发声；鲁迅先生写，后一步故去，也不再发声。但鲁迅那些“永恒”流传的课文，铅字，为鲁迅不断的发声；为国而死的杨荫榆，又有没有人为其发声？
《鲁迅论女人》此书，鲁迅强烈号召妇女解放，平权，鲁迅对妇女如何，可以看见。尤其《我之节烈观》《娜拉走后怎样》二篇，尤发人深省。我敬佩他，为他强大的同情心，其文更有睿智的预言性。但我更爱不带私欲的公正。鲁迅如何对妇女，杨荫榆又如何对妇女；鲁迅如何对革命，被他痛贬，棍打枪杀的他人又如何对革命，很少有人清晰的知道，并做出对比。个人的公平意义不同，永远的完满的公平永远不会存在。只不过，能将个人功过，不加掩藏与隐瞒，明明白白呈现在纸面，甚至个人不去妄断古人是非功过，不将自己论断强加于人，尤其是孩童青年的身上，这才能算得一些公理的公平吧。
革命相比固权，有时反而容易，正如鲁迅先生自己所言: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如今，鞭子打过了，流的血几乎凝固。是否该考虑好坏，不再当做别一问题。流的血总要干，人总要冷静。如何像鲁迅考虑妇女问题一样考虑未来，而不是像考虑革命一样放弃思考，只要流血和拼杀，大概应确切地提上日程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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