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李霖灿正在云南丽江玉龙雪山下学习和研究纳西族象形文字，忽然收到李济和董作宾的电报，邀请他加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并汇来一笔调查费，嘱咐其收集民俗标本。两年后，李霖灿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回院述职，由此得以亲炙李济。
李济常常说起一个找网球的故事。一只网球被打到一堆乱草之中，怎么办呢？如果是美国人，他会不在乎，再去拿一只新球继续打；中国人呢，漫无头绪，乱翻一通，劳而无功；有意思的是德国人，在草地上画上纵横方格，依照上下左右的先后次序，一格一格地找，不走重复浪费时间的道路，最终一定找得到那只网球。
到台湾后，李霖灿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画，做中国美术史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幅山水巨轴《溪山行旅图》，相传为北宋范宽所作——因无名款，只能是历代“相传”。此画既为国宝，不知被多少人看过多少遍，倘若有名款藏匿，早该被发现了。
1958年某日，李霖灿突发奇想：何不用德国人找网球的方法，也许能找到原作者的名款。他一小格、一小格比画着搜过去，在一列行旅人影之后，夹叶树荫之下，两个字一闪，“范宽”赫然呈现。决千古之大疑，李霖灿竟靠如此“笨”法。李济讲德国人找网球的故事，很容易被概括和提升。不过一旦被概括和提升为做学问要有“笨”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这类训诫之后，“笨”和“科学”就变得抽象了，在通常情况下，也就变得空洞了。这样的概括和提升，是常见的“聪明”，不是“笨”。李霖灿也讲“笨”和“科学”，但他还能把“笨”和“科学”还原到画纵横方格，记着被概括和提升丢掉的最初的、具体的做法，真是“笨到家了”，因而才能身受其惠，得大受用。
（摘自译林出版社《九个人》一书）《读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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