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锐：理论心理学与杰瑞-福德

理论心理学与杰瑞-福德

杨英锐

最近在中科院心理所所长傅小兰先生的朋友圈中读到一篇纪念心理所老所长潘菽先生的文章，作者是中科院副院长张涛。傅小兰是潘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带出来的博士生。文章我认真读了。以前只是感觉上觉得与潘先生的学术路径接近，但不了解其实际路径。潘先生哲学系出身，先转入实验心理学，再转入理论心理学，看来我冥冥中走的竟是潘先生走过的路。有所不同的是，加入另有数学系出身的复合背景，我在做理论心理学中融入了大量模型化组分，这也是认知科学的特征。

什么是理论心理学呢，建议读一下Jerry Fodor 的书, The Language of Thought (1975，杰瑞-福德，《思想语言》)。这本书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延至九十年代西方兴起认知科 学期间，在学术界颇有影响，也很流行。思想语言的概念从中世纪就被研究沿用，我第一次读到却是在福德这本书的前言里，他自称是“理论心理学家”。

我和福德曾有过一次互怼式的当面辯论。1992年美国认知科学年会在纽约州立大学巴法罗校区举行。那次会议的高潮是福德和思莫林斯基的辯论，后者是认知科学中计算神精网络(connectionist modeling) 学派的代表人物，原来是理论物理出身，后来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认知科学系的建系系主任。福德这家伙利齿雄辯，语速极快，而思莫林斯基相比 之下出言木纳，语速又慢，明显落了下风。这时只见有一个叫杨英锐的人站起身来，挺身而出，与福德激辯起来，为思莫林斯基拉了偏架。我那时刚在计算机系上完一门叫“知识表达“的课，对计算神精网络理论有些了解，把福德逼的一时语塞。会中休息时，思莫林斯基找到我说，“将来你需要帮助时告诉我，我一定尽力。” 这是原话直译，多少有些学术江湖语言的味道。

有人可能会觉得，当时我只是一个博士生，怎么就有勇气和福德这样的人物激辯起来 呢。其实，我们在少年时代就受到过早期辩论训练，其强度与密度以及年龄段，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1966年五月，我13岁，上六年级，和北大附小乒乓球队的两个队友及另外一个同学贴出了小学生的第一张大字报，这是早期的强化社会性文化启蒙。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每天晚饭后(不错，就是每天)就去北大校园各处听大学生辩论。那时候，月色下路灯旁，教师学生们一堆儿一堆儿的，各处都是辩论的人群，有时平和，有时激烈，引用马 克思主义经典，出口无碍，让我羡慕的着急，真想也能参加进去。

注意，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德国费尔巴哈机械唯物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们少年时代强化文化启蒙的内容。现在的 13岁孩子们念的是什么呢，岂可同日而语。不只是在北大，还经常骑车去清华，或沿学院路的各所大学看大字报，站在路边听大学生们辩论。每天都是夜里很晚才回家。我后来讲课的本事，其实就是那时候耳闻目染出来的。福德有过多少次辩论经历呢，多大才开始辩论呢?所以，我在巴法罗的会上，仅从辩论的角度说，自然也没拿福德怎么当回事。

我那次去巴法罗开会，是绕道，主要目的是去纽约大学心理系做博士生面试。邀请我 去面试的是马丁-布芮恩教授，他是推理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权威人物，是心智逻辑学派的创始人。主要从语言习得出发研究人们的推理模式。我当时还在田纳西大学心理系做博士生。有一天读了马丁的一篇论文，有些问题，就直接打电话向布芮恩教授请教。电话里讨论了一会儿后，他说，你到纽约大学来和我一起工作吧。我说现在都三月底了，招生工作几近结束，可能吗。他答道，没有不可能的事。巴法罗的会没开完，我半夜坐长途车 ，第二天早上赶到布芮恩教授在曼哈顿的公寓。这是纽约大学教授公寓，在心理系大楼附近，整个校园围绕着第五大道尽头的华盛顿公园。

午饭后，马丁帶我到校园散步，穿过华盛顿公园时，我说，这华盛顿公园据说是美国 民主的发源地。马丁略显神秘的小声答道，“恐怕也是它的消亡之地。” 散步中，我提到在巴法罗会上福德和思莫林斯基的辯论，我又是如何如何为后者助拳，与福德君子动口辯论的。马丁笑了起来，说：英锐，我们做高阶认知研究是和福德的思想路线同属一个学术进路，都是在认知革命中乔姆斯基阵营的旗帜下工作。这时我忽然有一种回到文化大革命时 期的感觉: 不好，我在巴法罗站错队了啊!

那天的面试，从早上八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然后布芮恩教授就留我在他 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布芮恩教授把我带到心理系研究生项目主任麦克-兰迪教授的办公室后，就道别了。兰迪教授告诉我，昨天晚上，马丁给他打电话，请他提供一份博士生奖学金。兰迪教授说已经是三月底，招生的事都结束了，哪还有奖学金额度啊。马丁坚持道:我从未向系里开口请求过什么事，这次无论如何你得想办法，这个学生我今年必须招。果然，我回田纳西大学数天后，就收到了纽约大学的通知书。原来兰迪教授经过努力 ，楞是从学校要出了一份校级博士生奖学金。这年夏末，我就去了纽约大学心理系。

1986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逻辑室工作七年后，去了美国田纳西大学哲学系 ，从研究生一年级念起。1990年，我从哲学系转入心理系，又从博士生一年级念起。1992年，转入纽约大学心理系，再从博士生一年级念起。1996年底至2000年秋季，又在普林斯顿大学心理系跟 Johnson-Laird 教授做博士后。这叫做校园情怀，用弗洛依德语言说话， 亦称 “恋母情结”。

(初稿，2020-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