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先生咳嗽有一个多月了，刚开始医生给他开过一些中成药，咳嗽有所缓解，但是一直没法断根。
这几天毛先生的咳嗽忽然强烈起来，晚上咳得无法安睡，小脸蛋眼看着就尖了，小身子骨上那层单薄的肉肉更见单薄。
我思忖着他的咳嗽有点拿不准，还是带他去看看西医吧。
毛先生一听说要去看医生，马上紧张地问我：“要打针吗？”
“我不知道啊！这要看医生怎么诊断！”
“真的要打针吗？”毛先生对我的答复一点也不满意，想继续确认。
“我真的不知道啊！如果医生认为不需要打，那就不打针；如果医生认为你的病需要打针，那就打针，因为打针对你恢复健康有帮助啊！”
毛先生不说话了，垂头丧气地跟着我往医院走。
看病的是一个老医生，他诊断毛先生是患了支气管炎。
毛先生问老医生：“要打针吗？”
老医生一边埋头刷刷刷地开着单子，一边回答他：“不用打针，喷一下喉，开点药就可以了！”
“喷喉？喷喉痛不痛？”毛先生扭头问我。
“不痛的，就是在嘴巴里喷一下，很快的。”我以为就是像长口腔溃疡那样子，拿药水往嘴巴里一喷就完事了。
“放嘴里含10分钟就好了，开的药有些医保报不了的哦！”老医生头也不抬地纠正我的说法。
“嗯，好的！”我话刚说完，听说不用打针，刚轻松起来的毛先生一下子又掉进紧张里了，他扯着我的手害怕地问：“是不是和那边那个BB那样子啊？”
旁边的治疗室有一个小BB正哭得撕心裂肺，两个大人一个抱着她，一个手里拿着口罩给她做雾化。我们刚进来就看到小BB在拼命扭动脑袋和身体挣扎着不肯做雾化，嚎哭的激烈、凄惨程度让毛先生感到胆颤心惊。
“嗯，应该不是一样的！她的是喷雾，你的是喷喉。”其实我也不知道喷喉是怎么喷法，但是总得要平缓一下毛先生的情绪。
毛先生不大相信我的话，扯着我的手扭扭捏捏地闹情绪。等我去取药的时候，我发现毛先生双手趴在柜台上，把头埋在双手间，一声不吭。我把他搂过来，问：“你是不是有点害怕啊？”
“我很害怕！”毛先生呢喃着说，两眼汪汪，眼泪几乎就要掉下来了。
“医生说了一点也不痛的，妈妈会陪着你的！”我的安慰没有起到一点作用，毛先生还是怕得要命。
护士拿着喷喉的仪器过来，然后拆开一个包装袋，从里面掏出一根胶管，叫毛先生含在嘴巴里。毛先生害怕极了，一只手不停地推开护士手里拿着的胶管，一只手伸过来抓住我的手。
护士跟毛先生解释：喷喉一点也不痛的。毛先生什么也听不见，摇头摆手拒绝把胶管含在嘴里。
毛先生抓住我的那只手冰一样冷，我顺着他的胳膊摸过去，发现他整只胳膊都是冰冷的。
护士的解释，我的安慰劝说，毛先生充耳不闻，他陷入了恐慌之中。我紧紧握着毛先生的手，希望能给他力量和支持。
僵持了一会儿，护士有点不耐烦了，提高了嗓门命令毛先生：“张大嘴巴！含着喷口！”毛先生愣了一下，嘴巴乖乖地张开了。护士把仪器打开，有很多雾状的气体从胶管喷出来，护士再次命令毛先生：“吸！”毛先生深深地吸了一口。
我看他没有什么表情，连忙问道：“一点也不痛吧？”
毛先生摇摇头，含着胶管咕噜咕噜跟我说话，听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他在说什么。毛先生放下胶管，喷出两个字：“纸巾！”然后，又赶紧用胶管把嘴巴堵上。
毛先生一手扶着胶管，一手拿着纸巾擦流下来的口水，见我奇怪地盯着他，毛先生笑咪咪地看着我。
后来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毛先生上次拔牙的事情，我跟毛先生说：“上次拔牙的时候，刚开始也是好害怕啊！可是后来终于鼓起勇气同意医生伸钳子进嘴巴里拔的时候，我们还在和医生说话，医生就告诉我们已经拔完了！”
“是啊！那次就痛了一下下！”
“那你有没有觉得，下次再遇上这么让人感觉害怕的事情时，我们先不要马上退缩，坚持一下下，尝试一下下，就会发现，事情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呢？就像今天的喷喉，没喷之前，我们以为会很痛，很害怕，但真的去尝试一下，发现原来一点也不痛的！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给吓到了。”
想到刚才自己的表现，毛先生有些不好意思，拍打了我一下，讪讪地笑着。
这样的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即使身为成年人，当我面对自己的恐惧时，我并不会表现得比毛先生更勇敢。
克里希那南达说：恐惧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孔不入，喋喋不休的头脑、焦虑的情绪波动、成天劳碌匆忙、无法安住当下、突然逃开或长期退缩、爱发脾气或暴怒攻击、喜怒无常、长期上瘾或沉溺于特定行为……这些生活方式和情绪状态的背后，都隐藏着许多我们尚未意识到的恐惧。
我们的恐惧有诸多起源，有些可能是来自我们小时候或者过去的生活，有些也许遗传自家族传承的集体文化，我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恐惧所有的根源，但无论如何，重要的是不再否认自己的恐惧。
压抑或是逃避内在的恐惧根本行不通，因为恐惧会不断地以出其不意的各种方式出现，影响我们的关系、工作和生活，除非我们能释放和转化它。
要允许且接受自己的恐惧出现，对每一个人而言，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觉知。但是，当我们鼓起勇气跳进恐惧里，也许我们就有机会发现，恐惧里面什么也没有，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给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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