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动动
《半生缘》这部作品看过的人都知道是个令人十分扼腕叹息的悲剧，张爱玲以其冷静的笔调道出了顾家的悲剧。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看这本书了，我也曾多次对曼璐和曼桢的性格进行了深度剖析，但这次，我对顾家两姐妹的悲剧命运有了新的理解。
我认为，顾家姐妹的悲剧，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更是同时代女性的悲剧。
从宏观角度来看，她们皆是父权文化的受害者。何为父权，父权即男权，也就是男性在家庭、社会中的支配性特权。父权制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使男性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女性处于劣势与服从的地位。
曼桢的悲剧看似由曼璐造成，实际上是隐形的父权在操控。父亲角色虽然缺失，但父权却一直存在，这支看不见的手无形的影响着顾家所有的女性。
亓程曾站在父权角度这样评价了张爱玲的《半生缘》：
《半生缘》作为张爱玲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中的一篇，在整体思想上很具象征性，它揭示了在强大的父权社会中女性生存的非自主性， 女性在某种程度上被环境所奴役，将原本纯真善良的人性扭曲成丑陋的“动物性”。
而曼璐就是被社会扭曲成“动物性”的受害者，在其肉体生命与精神焦虑的碰撞和挣扎中悄然消逝与沉亡。
曼璐作为一个舞女遭受社会不公的悲剧，以及曼桢后被曼璐逼为其丈夫祝鸿才的生育工具的悲剧，其深层次原因都在于顾家的女性角色，包括曼璐、曼璐的母亲顾太太，以及曼璐的奶奶顾老太太，都在一个无父空间里扮演着父权制层次的主体角色。
这种角色，悄无声息地造成了曼璐和曼桢的悲剧命运。
1、父亲的意外去世，父权角色缺失，曼璐持家，接替了父亲的角色，成为了曼璐悲剧命运的转折点
曼璐的悲剧命运的起点，显然是在她17岁的时候，父亲意外去世时开启。
作为家里的长女，她不得不像一个男性一样支撑起整个家庭的经济负担，但因为曼璐是弱女子，依靠个人能力很难独立养活一家人，只有去做收入丰厚但遭世人歧视的舞女。
钱理群曾说：“女人所处的环境，所受压力，有旧家族内的冷漠眼光，有命运的拨弄，更有来自女性自身的精神重负，生活在诸多压力以及失去了话语权的女人的癫狂，往往不是偶然的。”
生存的压力、社会的不公待遇，让曼璐的身份焦虑无处排解，卑微而又令人难以启齿的舞女身份, 亦使在社会夹缝中生存的曼璐变得异常敏感。
所以在平时的生活中，曼璐常常因为自己的舞女身份和家人发脾气，曼璐暴躁的脾性就是她对男权社会的强烈不满，但又无法改变，长期压抑自己的保护机制的体现。
当母亲劝她为自己将来嫁人做打算时，曼璐立马变得不耐烦：
“他们都大了， 用不着我了，就嫌我丢脸了是不是？ 所以又想我嫁人！ 这时候叫我嫁人，叫我嫁给谁呢？”
当祝鸿才不建议兴师动众的举办婚礼时，曼璐顿时非常生气：
“怎么太招摇了？ 除非你是觉得难为情， 跟我这样下流女人正式结婚，给朋友们见笑。是不是, 我猜你就是这个心思！ ”
这些微妙的对话，细节之处均体现了曼璐内心的脆弱和敏感。
可见，曼璐舞女身份，成为了她悲剧的起点，因为曼璐已由一个黄花闺女变成了一个不纯洁的舞女，所以在她日后的行事里，她都是卑微和焦虑的存在。
曼璐的这些微妙的心理变化，也为曼桢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尽管她顺利把自己嫁出去了，但她内心的恐惧、焦虑和不自信却从未得到消解，长期被压抑的心理，并且深受男权思想的影响，才会让她爆发性地施压在了曼桢身上。
曼璐，也是时代悲剧的牺牲品，亦是可怜而又可悲的存在。
2、婚后的曼璐，成为了父权的执行者，曼璐由父权的抗争者变成了同化者，造就了曼桢悲剧命运的起点
曼璐婚前虽然代替了父亲的角色，成为了父权的抗争者，从她赚钱养家这点就能看出。
但她的内心深处，依然深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在她和祝鸿才结婚后，就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男性中心论，形成了三从、三纲、四德、七出等女性传统恐惧。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父权训示下，原本就因为舞女身份而感到卑微的曼璐，希望通过孩子来拴住丈夫的心。
无奈自己因之前流产伤了身子而丧失了生育能力，让原本就身份焦虑的曼璐陷入了更深的恐惧中，她害怕丈夫因她不能生育而抛弃她，丧失她祝太太的家庭地位。
在这种长期焦虑无法被释放的情况下，在同样深受父权制影响的母亲顾太太的提示下，曼璐将自己的矛头指向了曼桢。
弗洛伊德曾说 ：“人永远不能排泄干净他的原始欲望。人总是要在替代对象中寻找他的第一宣泄。”
被长期焦虑折磨的曼璐，眼看自己面临婚姻危机，同时，婚后被父权同化后的曼璐，开始将所有的重心和焦点放在了丈夫身上。
为了巩固自己的家庭地位以及换取丈夫的心，她选择了将目光转向自己无辜的亲妹妹身上，通过对妹妹变态的占有而达到自己无意识的宣泄。
于是她和母亲、丈夫合力将妹妹戕害至其怀上丈夫的孩子，从此曼桢的幸福毁于一旦，曼桢的悲剧命运自此拉开了帷幕。
3、父权文化盛行的社会时代背景，成为了顾家两姐妹的命运悲剧根源
很多人认为，曼桢的悲剧皆因曼璐而起，因为整个过程都是曼璐在一手操控。
殊不知，真正操控曼璐的那只大手，是隐形的父权的力量。
首先是曼璐令人争议的舞女身份，按照父权思想的惯例，曼璐应该早早就嫁人，在家相夫教子，但一家人的经济负担让她不得不去做收入高但饱受当时社会争议和歧视的舞女职业。
曼璐的职业如果放到现在，顶多就是娱乐圈的女歌手或者女明星，远远不会遭受世人的歧视，在婚姻以及择偶的选择上基本上不会受到过多的影响。
但曼璐出生的父权文化制度盛行的社会时代背景，就决定了她的悲剧命运。她因不被世人认可的舞女身份而焦虑和自卑，因自卑而做出反抗最终反抗无效而被同化。
同时，还未成年就踏入社会的她早早地意识到了金钱世界的残酷，为了养活一家人，在强烈的生存本能和生存哲学的鼓动下，曼璐由一个孤独的“父权抗争者”演变成了扼杀人性的生存逻辑。
在父权社会现有秩序的胁迫下，曼璐被迫成为了现存秩序的“同路人”，以一个受害人和害人者的双重身份举起扼杀人性的“屠刀”， 肆意地发泄着生命的本能，“捍卫”自己的同时扭曲了原本善良纯真的本性，成了父权社会的代言人，并将屠刀挥向了自己的亲妹妹曼桢。
曼璐显然对摧残她身心的父权社会充满了不满，但却无力改变，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强烈的本能保护机制让她变成了儒家宗法父权的同谋者，让她对自己的妹妹施以狠手，将妹妹作为自己婚姻的贡品，毁掉了妹妹的一生。
与此同时，面对与丈夫合伙加害曼桢的行为，曼璐不仅没有悔过之意，反而替丈夫祝鸿才说好话，请求妹妹的原谅，成为了父权角色的维护者。
“二妹，你难道因为一个人酒后无德做错了事情， 就恨他一辈子，你看在这孩子的份上，就原谅了他吧。”
“鸿才他就佩服你， 他对你真是同别的女人两样。你要管他一定管得好的。”
此时，曼璐表面上是想要减轻曼桢被牺牲幸福后的痛苦，实则反应出了曼璐已彻底被父权体制所同化。
从曼璐扭曲的心理变化可以看出，曼璐的终极悲剧在于，她是父权体制主导文化下的颠覆者，亦是服从者。
而和曼璐的思想以及经历截然不同的曼桢，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的新时代女性，是传统封建父权文化的绝对反抗者。
但曼桢的力量实在太过薄弱，身边的所有亲人，包括姐姐曼璐、妈妈顾太太、姐夫祝鸿才，甚至男友沈世钧，皆是父权的同化者，所以曼桢最终反抗无效，成为了新女性主义思想同旧时代父权思想抗争的牺牲品。
可见，曼璐的悲剧、曼桢的悲剧是父权社会中女性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悲剧，是生活不能自主的悲剧，这种悲剧在作者看来既是“世俗”的，又是“人性”的，既是“历时的”又是“共时的”。
4、结语
在曼璐整个大家庭里，父亲角色虽然缺失，但父权却一直隐形存在，在父权制社会，曼璐一家人看似都是女性做主，但实际上她们早已被隐形的父权文化同化。
只有曼桢是清醒的反抗者，然而凭她一己之力对抗环境，实则难上加难，最终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成为了父权制戕害下的悲剧人物。
而曼桢的姐姐顾曼璐，也是父权制度的受害者和被压迫者，她遭父权制社会冷眼看待的舞女身份就给她带来了终身的悲剧，随后自己也悄无声息地在其妈妈的影响下成为了父权制的践行者，残害了曼桢，造成了顾家姐妹的双重悲剧，恶性的因果循环。
《半生缘》的故事发生在五十年代，一个被传统父权制笼罩下女性无法拥有一席之地的社会，女性成为了传统与现代交替的夹缝中的生存者。顾家姐妹的悲剧看似她们自己造成的，实质上背后有一双父权制的双手在默默地操控着她们的命运，她们的悲剧在那个时代，是必然的结果。
而看似曼璐扭曲的心理造成的两姐妹的悲剧，实质上，她不过也是父权文化施压的牺牲者和服从者，而父权制文化，才是导致两姐妹命运悲剧的深层次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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