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看见》的图书简介里写着：该书讲述柴静央视十年历程的自传性作品，既是柴静个人的成长告白书，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作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
不知这样的评价是否过誉了，只是文中所写的那些真实的关于许多人事物背后的故事，我想每一篇都值得引发我们的思考。
最好的写作素材来源于这个社会，生活中许多的矛盾是由于彼此之间的不了解。小心翼翼的试探，将裹在外面的保护色一层层的剥离，看到大家原本没有看到的那一面，这才是深度报道的意义之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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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才是新闻工作者的职责？
豆瓣上有人批判柴静，说她的一大缺点就在于：“明知道自己这样是错的，但就是不改”。据《看见》中的描述来看，柴静性格中那股倔强劲，确实从未改变过。但我也看见了她对新闻工作者这一身份看法的改变，十年的新闻记者身份，每一次的采访，对真相的追随都有不同。
白俄罗斯非虚构文学写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评价自己对切尔诺事件的报道中曾表示过，只有保持作者的情感最小化，不发表议论，不表露态度，客观中立，让采访者，幸存者，见证者，这些切尔诺贝利人自己发出声音，才能让这个题材具有足够震撼人心的悲剧性力量。
无论是谁，对一件事，一个人总会有自己的想法和态度。起初在采访中咄咄逼人，因为把被采访者问的哑口无言而得意洋洋。慢慢发现并非如此，记者不过只是探寻真相的人，不能一开始就给对方下了定义。是、或者否，对、或者错，并非记者说了算。
很多人都觉得记者是为了弱者而发声。于是乎，在采访的过程中自以为地站在弱势群体的一方，质问所谓的压迫者。在“逻辑自泥土中剥离”这一章节中，柴静引出了一道让人深思的问题——不要用道德的眼光看待经济问题。一件事情的发生，如果预先为自己站了队，那么便将永远看不到其最本质的那一面。
渐渐发现这还不够，还要去倾听，去探索那些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每一个人做每一件事都有他的原因。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又不是当事人，你不能够体会到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双城的创伤”中的小孩集体自杀如此，“高跟鞋踩猫事件”如此，“药家鑫撞人杀人事件”亦如此。
真相往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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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和时间不见得有必然的关联，新闻就是观众想知道而未知的东西。
书中提到，做一些报道的时候，距离事情的发生已经过去很久了，早已失去了新闻本身的时效性。但是答案还没有找到，人们相知道的还不知道，那么这件事就仍有新闻价值。
做“高跟鞋踩猫事件”的报道时，这件事的风波已经过去1个多月。网上的消息早已被别的热点事件所覆盖，可是当事人，该事件中的摄影师，踩猫人和网站建站人，因为受到谴责，生活遭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挣扎，却没人听他们说过这件事为何会发生，他们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唯有躲着不敢出来见人。
“做新闻的人是赌徒，我通常赌完身上最后一分钱离场。她（老范）不是，她会把外衣脱了押在桌上，赤膊再来一局”，这种偏执却也甚是可爱。百度搜索柴静所写的“老范出事了”的前因后果时，看到有人说她拍了一部纪录片得罪了一些人，进了监狱，后来去了美国。
究竟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无憾？有的人跌倒了，爬起来，再摔，再跌倒，再爬起来，久而久之也便理所当然地放弃了，对自己说，对别人说，我已经努力过了，无憾了。而有的人，哪怕遍体鳞伤，哪怕前方漆黑一片，没看到终点誓不罢休。
这些偏执狂，很少人可以做到像他们那样，而据说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多属于偏执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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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小时候很喜欢跟家里人一起看央视12套的普法节目，里面的罪犯多为身边亲近的人。事件发生后凶手们永远都被说成“丧尽天良”，永远的遭到世人的责难。可是从来就没有人敢为他们发声，因为他们是“坏人”，他们做了道德沦丧的事情。
那些每天遭受枕边人暴打，最后不得已而向丈夫动了杀念的妇女跟柴静说：“总觉得今天我不杀了他，我和孩子就都会死在他手上”。那些流浪儿们组成的群体，以偷东西为生，以废弃房为家，因为得不到爱，得不到教育而没有社会责任感。而那个男孩，却将他最后一次偷窃得来的1千多块钱都给了小时候养过他的老人。当世人都在责备药家鑫的残忍时，那个同样遭受过家庭暴力的人跟柴静说：“我小时候也曾想过杀死我的姐姐”。
“可明明对你施加暴力的不是她呀？”柴静惊讶地问到。
“可是她向他们告状。”柴静沉默了。
或许在一些人看来，那些人的行为实在不值得被原谅。可是每一件事情的发都并非平白无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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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舆论的指向，因为不了解，我们都是隔着一层面纱去看待一个人，一件事。面纱后面藏着的究竟是美若天仙，还是丑陋无比？你喜欢带着朦胧的色彩看待，还是鼓起勇气揭开真面目？
无论选择是什么，真相就在那，事实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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