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道湍
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度过的。
从记事起,吃不饱饭就成了常有的事,特别是生活在农村,条件尤其艰苦,一日三餐主要以红薯、玉米充饥,经常饿得头晕眼花,口吐酸水。因此,过春节就成了我少年时的特别向往。只有到了春节,我才能穿上新衣服,吃上几天好饭。
那时,国家物质条件极端贫乏,农村十分贫穷落后。我所期盼的新衣服,也就是由母亲手工做成的棉布衣服,虽然穿着很土气,但也来之不易。
母亲为了我们兄妹六人能赶在春节前都穿上新衣服,先把弹好的棉花纺成线,然后织成白布,再进行漂染、浆洗,最后才一针一线地给每个人做成衣服和鞋帽,整个过程既漫长,又费时又费力。为此,母亲常常起早贪黑甚至彻夜不眠,昏暗的油灯下常常是她不知疲倦劳碌的身影。
艰苦的农村环境,迫使我从小就知道了生活的艰辛,并养成了特别节俭和爱惜物品的习惯。一件新棉衣不仅过春节穿,而且到了春天,母亲把里边的棉花掏出来后我还要继续穿,一般只有穿得十分破旧了,母亲才肯给做一件新的。但旧衣服还是舍不得扔掉,经过母亲一番处理后,还可以用来做袜底和布鞋底。那时虽然商店里也有各类布匹供应,但都是凭票购买。农村户口每人每年仅有3寸布票,全家人所有的布票加起来还不够给已长大成人的大哥、大姐做件衣服。因此过春节能穿上一件母亲新做的棉衣也就很幸福了。
从我记事起,每年进入农历腊月,母亲便和其他邻家妇女一样,开始紧张地筹备着全家人过年的吃喝、穿戴。但最费心思地还要数吃的难办。母亲后来给我说过,那时候过春节孩子们不懂事,直嚷着要吃好的、穿好的。但对家长来说就像是过鬼门关。穿得差一点还不要紧,只要冻不着就行。但肚子是哄不住的,没有饭吃就过不去这个年。因此,为了春节那几天的好饭,全家人一整年都要忍饥挨饿、勒紧裤腰带节省细粮,这样到春节时才能体体面面的过个丰盛年。
那时所谓的好饭,也就是母亲亲手为我们包的饺子、包子等现在人们常吃的平常饭菜。但对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已近乎是一种奢侈。为了过好这个节日,猪肉成了最紧俏的奢侈品,平时都是“凭票”供应,只有过节时才敞开向农民出售。母亲为了既省钱又让年过得丰盛一些,可谓费尽了心思,总是让父亲千方百计找熟人多买些肥肉,这样既省钱又实惠。那些肥肉,在母亲的精心制作下,带皮的肉被做成了红烧肉、扣碗;纯肥肉则炼成猪油后用来煎炸食品,剩下的油渣子又可包饺子和包子;至于那些不肥不瘦的五花肉就更派上了大用场,在锅里稍作煎制后,就可以与各类菜蔬烹炒,既鲜香可口又百吃不厌。
童年的春节尽管是在苦中作乐,但那浓浓的亲情却使我终身难以忘怀。年三十晚上刚吃过饭,母亲就将早已准备好的新衣服,如数家珍般拿出来放在我们兄妹的床头,让我们都能在大年初一这天穿上过年;父亲也趁机从衣兜里摸出了早已备好的崭新“毛票”人民币,发给我们做压岁钱,尽管当时每人只有两角钱,但一想到手里的钱是可以由自己来支配,心里就别提有多么高兴。看着孩子们兴高采烈的样子,父母常年愁眉不展的脸上,此时才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大年初一是孩子们最开心的一天。为了能捡到更多的哑炮用来刺火花,我们天不亮就悄悄爬起来,穿好簇新的衣服,备好手电筒或灯笼,只要听到邻家炮响,就会一个激灵窜出去,不顾一切地向燃炮的地方跑去,稍有延误哑炮就被别人抢光了,那速度、那劲头完全像一个出生入死的斗士,即便捡来的哑炮有时崩烂了衣服口袋甚至炸伤了手也在所不惜。那童真那玩皮,现在想来,还感到好笑至极。
从春节大年初二到正月十五,是农村走亲串友的日子。为了能到亲戚朋友家挣压岁钱,我总是自告奋勇地要求每天都“串亲戚”。这样一个春节下来,除亲戚家给的大部分压岁钱上交父母亲外,自己也能从中捞得一、两块钱作为自由支配。虽然现在感觉这点钱不算什么,但当时却派上了大用场,它足以能把我所在的柴庄小学所存的全部儿童“连环画”租来看一遍。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的少年业余文化生活,而且也使我开阔了眼界,学到了知识,终生受益。
(原载《中国审计报》2013年2月8日第六版,本次发表,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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