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句顶一万句》
2014年春天，刘震云老师受邀参加“喻家山文学论坛”。论坛当天上午，先请几位学者谈了各自对刘震云小说的研究，然后请刘震云自由谈。谁知轮到刘震云老师开讲时，他一开口就说起了“谎话”：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老师如何“威逼利诱”他来武汉讲学，说“讲课就是个由头，主要不是为了要你讲，要你去学习”、“去一回和不去，对于你的写作会有一个巨大的改变”。当然这都是玩笑话。刘震云老师似乎很喜欢讲这样的玩笑话。他时常说“我妈说……”，听起来这位河南的老太太博学多才、敏锐智慧。这次他也讲了，不光讲了他的母亲如何与鲁迅较劲，说出了“供销社后面有两口缸，一缸是酱油，另一缸也是酱油”这样的话；还讲了二十年前，他的外祖母与前来拜访的德国著名汉学家米歇尔·康·阿克曼之间发生的有趣对话。全场笑声不断。
那次的主题是“日常与荒诞”。“日常”是指刘震云的小说有着杰出的关于日常的描写。因为是日常，所以无论是《一句顶一万句》中琐碎缠绕的表达，还是《我不是潘金莲》中简洁流畅的语言，都蕴含着人情练达，都显得清晰明了、逻辑凝炼。因为点透了关节，读起来顺畅无比；可其中款曲当时浑然不觉，过后才能慢慢地体味出来。好比入口即化的炖肉，刚吃只觉得顺着喉咙滑了下去，过后才能体会其中的酸甜苦辣。“荒诞”则是针对他小说的荒诞意义，他写的人物很“轴”，却执着追逐着“无意义”的事。
读《一句顶一万句》与《我不是潘金莲》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日常与荒诞”。这两本书都围绕着“说话”展开，说的话是再日常不过的鸡毛蒜皮。而在这鸡毛蒜皮的说话中，人物是失语的。《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失语是对不上话茬，说不到一起去，终是不如不说；《我不是潘金莲》中则是真话没人听，进而干脆不被允许说话，被围困在真话与谎话不分的荒漠中，苦苦挣扎。在失语的对面则是另一群人话语的滥用与狂欢。大到《我不是潘金莲》中的储省长可以为了自己的前途，因为首长的无心之言撤掉上上下下几十号人的职务；马市长可以用一句“彻底失望”断送一个人的政治生涯；《一句顶一万句》里可以根据说话对不对口味任命官员。小到李雪莲的前夫秦玉河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乱泼脏水，污蔑李雪莲是“潘金莲”；《一句顶一万句》中可以因为会说话而把一件事说成几件事，用话把人拿住。而在失语的背后，是内心不被理解的孤独。因为孤独所以渴求能说话能说上话，于是苦苦寻找，折腾自己，奔波各地；甚至不惜投身另一份工作，甚至不惜抛家弃子。这种在无序、无解的现实中无休止地寻求解答、渴求自我言说，却终是不可能实现，便构成了作品的荒诞性；而将他们的渴求视作荒唐，将现实的冷漠与无序视作正常则更是荒诞。《我不是潘金莲》中纵贯二十年，李雪莲从南到北，只求一句话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只求有人能相信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一句顶一万句》中，跨越了几代人延宕百年，杨百顺和牛爱国在中原大地上奔波劳碌，更换了姓名遗忘了本来的模样，寻找慰藉心灵、温暖灵魂的话语。但两部小说的结尾却都没有给这种心灵的疲倦画上圆满的句号。戛然而止的故事让这种生命的无力感变得更加广阔漫长，更具有普世性与永性，荒诞也更加普世而永恒。而在这种看似歹毒的荒诞背后，却流露出默默的温暖。这种温暖不是同情或怜悯，而是对民族孤独与无奈真实性的认识与理解。
回头来再看刘震云老师的“谎话”，似乎也有些别样的意义了。刘震云的幽默近乎荒诞。2012年8月7日，《我不是潘金莲》首发式上，他说“到现在为止，我就干一件事——编瞎话。”这种编瞎话是否也是对荒诞叙事的践行？而在这种荒诞背后，是否也深藏着认识现实的温暖？是否也是为了完成文学的功能，实现日常生活中实现不了的东西呢？
最后放一张自己和刘震云老师的合影吧。
不对！！！不对这张！！！！！！！！！！
是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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