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为何最后还是做了官？

柳永为何最后还是做了官？

作者：一吨

在我们当代人眼里，唐诗宋词，都是文学史上“艺术的高峰”。

但在彼时人眼里，它们也就是一些“小玩意”。

唐诗与宋词还不一样。唐诗毕竟还曾经进过“科举”，曾是科举中的一个科目。

参加考试的学子，为了提前赚点“印象分”，会在考试前将自己的诗作给比较有话语权的官员们过目，这就叫“行卷”。

朱庆馀的这首《近试上张水部 》，就是一首“行卷”诗：

洞房昨夜停红烛，

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时无。

借写“闺情”，实际上就是羞答答地问：“水部员外郎张籍老大，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张籍很喜欢这一口，便明确地在《酬朱庆馀》表达了自己的赏识：

越女新妆出镜心，

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时人贵，

一曲菱歌敌万金。

稍微扯远了一点点。

回到正题，唐诗，在当时虽然风气很盛，名家辈出，也荣登科举，但只是一个巧技。它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以及生活中的小趣味。

任何唐诗的写作都不是为了“成为艺术高峰”。

古代读书人，读书的目的是求得功名，根本的理想是治国、平天下，没有哪一个是以“成为著名诗人”为理想的。

我们随便扒拉几位著名的唐代诗人：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多硬气，但一听到朝廷喊他回去做官，立马“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杜甫，更不用说了，一辈子想有点作为，可惜一直仕途不顺。做官做大了的更是一抓一大把：白居易最高到了刑部尚书，元稹、张九龄都曾当过宰相。

不要拿“小清新”孟浩然这样的来抬杠。孟浩然一辈子都想当官，《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就是一首“干谒”诗，跟行卷差不多，目的就是想让“张丞相”看到自己是个闪亮的崽。就连陶渊明，也反反复复地做官、辞官，折腾了很多遍。

这些人在我们当代人眼里，身份都是“大诗人”，但在彼时他们生活的时代，他们最主要、最重要的身份，却不是诗人，而是官员。

这也是为何，许多正式场合以官职指称。比如杜甫，“杜工部”，王维，“王右丞”。他们的文集分别叫《杜工部集》《王右丞集》。

说这么多，还是要强调，做诗人，捎带手的事情，真正要做的是入仕当官。

我们今天要谈的主人公柳永，也是如此。

不同的是，宋词还不如唐诗。

唐诗最起码进过科举。宋词，却是“不入流”的流行歌。在苏轼大喝“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以前，宋词几乎都是莺莺燕燕、郎情妾意。当时的地位等同于我们当下“我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我老了，只能想到这首歌。）

柳永在“填词”界的地位，应该跟林夕、方文山差不多。

可惜的是，跟今天娱乐明星高高在上炙手可热截然不同的是，当时的歌舞伎可是下九流的行当。

别人见到柳永，可不会尊称他为“老师”。“词人”在彼时没有“学富五车”“才华横溢”这个内涵。对于宋朝活生生的柳永来说，别人只会暗搓搓地背后议论他为“一个填词的”。

柳永第二次落榜的时候，说“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什么叫白衣？

白衣就是没有功名和官职的平头老百姓。

柳永这句话，就是酸话，“像我填词这么好的人，就是没穿官服的宰相，厉害着呢！”结果呢，第三次好不容易考上了，却被皇帝记着他说的酸话，不是觉得白衣卿相好么，那还来干啥？又被除名了。好惨一个人。（这提醒我们，千万不要乱发牢骚。）

柳永自封“白衣卿相”，可社会上谁看得起白衣？

《西厢记》，大家比较熟悉，崔莺莺和张生爱得死去活来，但莺莺家“不招白衣女婿”，还是逼着张生去考功名。考功名基本等同于当下的找个固定工作。

柳永“奉旨填词”的那些年，在我们看来是取得“艺术高峰”，在他自己眼里，大约不过是浪浪荡荡、混口饭吃而已，他心里惦记的，还是找份固定工作。

这份固定工作，是历代文人读书的初衷、目的，是他们是起点。虽然很多人没有最终到达预期的终点，有的干脆走上了岔路，有的终其一生兜兜转转，但他们的眼睛肯定从来都是注视着那里的。

理解了这一点，古典文学的门槛就会低多了。